（连载之十三）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黄永玉说沈从文预言“没有应验”（上）

　　

　　如同沈从文笔下那些牵动人情的人和事，沈从文由青衿之岁到白首穷年，一辈子的经历，也表示着生活本身亦如演不尽的传奇，足够精彩，只是不够花哨，他自己也不那么看重而已。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笔者后来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沈从文出版了一本作品选集，他自己在序言中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黄永玉说：“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沈从文的作品在人间正方兴未艾，沈从文生活的点点滴滴且行且红火。正所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1

　　1947年，沈从文从云南回到北平，与妻子张兆和住在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北大宿舍。他在北大当教授之余，还为天津《益世报》编辑“文学周刊”。
　　当时曹禺的话剧《日出》正在公演，沈从文看后，很激动地在《益世报》发表剧评《伟大的收获》，只从题目，便知沈从文对曹禺《日出》的推崇。《日出》获《大公报》文艺奖，也与沈从文的推荐有关。
　　这一年，沈从文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分五期连载了自己的小说《芸庐纪事》。还在《文学杂志》等报刊陆续发表小说《巧秀与冬生》《大帮船拢码头时》《人与地》《枫木坳》《摘橘子》和《传奇不奇》，以及不少论文与散文。这些小说一如既往，给我们展示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并将情感寄寓于人物命运的演变之中。小说没有大浪起落，却于轻快中含着伤感，热烈里透着悲凉，表达着作者对中国特别是乡村社会历史演变的思考，深致辽远，令人有无尽遐想。同时，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于战乱，长期客居云南乡野，孤独寂寞，使他沉浸于对社会人生的内心关照，使他的作品明显带有哲理性，让读者看到下层百姓各样生命形态。
　　黄永玉评价他的表叔沈从文的创作时，说他的创作一直“都在平常的状态下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他的作品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是的，除了作品之外，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下运行。
　　他回到北平，在《益世报》编“文学周刊”时，发生过一件编辑与作者间的小事，值得一提。
　　有个十六岁怀有文学梦的少年章恒寿，正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常以笔名芦苇给《益世报》投稿。章恒寿很幸运，一个无名的少年郎的投稿，撞到大作家手里。很快，一直扶掖年轻人的沈从文，将稿子编发在《益世报》上。于是惊喜万分的章恒寿，受到莫大鼓舞，便有了与沈从文经常通信的关系。在这位大师级的作家的关心指导下，章恒寿的创作有了井喷式的暴发，不长的时间里，竟发表二百多首诗作。
　　就在芦苇沉浸于诗歌创作，不断发表之时，他的父亲突然不幸罹患急性肺炎，必须注射当时极为稀缺、价格昂贵的盘尼西林等。芦苇家一直清苦，只有姐姐一人当小学教员，勉力维持，芦苇偶得稿酬，仅能减少家庭负担而已。如今父亲得病，因四处借钱，债台高筑。每天见一家人愁苦之状，万般无奈之下，芦苇便硬着头皮，试着给沈从文写了封信，说明情况，并提出是否可以预支一些稿费，以解为父治病之急。
　　沈从文接到芦苇的信后，顿生同情之心，他知道以芦苇的身份和影响，是得不到预支稿费待遇的。在自己实在无力拿出钱接济这位有孝心的年轻人的情况下，沈从文并未与芦苇商量，便自己做出了一个让人惊异又让人钦佩之举，于1947年9月20日，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出了一则卖字帮助一位青年作家的启事：
　　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个“秘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决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作为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十万元一张……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秘醯”太古，费解。《论语·公治长》：“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想来，“秘醯”乃请人帮助之谓也。沈从文在启事中，还想推而广之：
　　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秘醯）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
　　沈从文的字，是文人字。但写得好，很有名气。他写的章草，深得书法家的推崇。他自幼行伍出身，没有在私塾和家学练就抄碑临帖的童子功，但他天资聪颖，在军队里当文书时，抄抄写写，字写得也见模样。再有他常读字，在昆明时，总到裱画店看字。昆明市政府对面有一堵大照壁，上面写的是孙中山遗训，字用二爨掺一点北魏造像题记笔意，有机会他就站在壁前揣摩。他对市内黑漆金字抱柱楹联上的书法，也感兴趣。鉴赏水平和书写水平渐渐提高。昆明有一书法家，名为吴忠荩，装裱店常挂他的字出售，沈从文见其字写得熟练，用笔枯扁，结体少变化，论道：“老先生写了一辈子字！”意为只是个写匠而已。
　　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家学渊博，诗词歌赋多有涉猎，对书画也有功夫，其妹张充和更是著名书法家。1928年，在张兆和就读中国公学时，沈从文是她的老师。她记得二十六岁的沈从文第一次上课，紧张得不知所云，只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见了你们这么多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张兆和说，那一行，是“漂亮”板书。
　　说起沈从文对书法的鉴赏，有这样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天，沈从文挨斗，有人把写有“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一张大字报，刷上糨糊贴在他的背上。一番不着边际的批判之后，人们一走，他揭下背上的大字报，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那时，沈从文被揪出后，天天在天安门前他工作的那座气派的历史博物馆打扫女厕所。往他身上贴大字报者，是他很有学问的同事。
　　多年后，沈从文为侄子黄永玉出版的《阿诗玛》题签书名，用的苍古秀雅的隶书，甚有大家风范。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见沈从文拿铅笔的姿势有点儿像抓毛笔。汪曾祺认为，这“证明沈从文不是洋学堂出身”。他说，《长河》是沈先生用钢笔写在硬皮练习簿上的，直行，两面写。“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写的是行书”，“他晚年写信写文章爱用秃笔淡墨。用秃笔写那样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顿挫有致，真是一个功夫”。
　　这样看来，已经四十五岁的沈从文，敢于在文人圈子里卖字，自信腕底已有风雷。
　　沈从文的卖字启事一登，果然引起反响，芦苇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余笔汇款及表示慰问的信函。这让这位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备感温暖，也更让他感谢作“秘醯”之举，仗义卖字且助人的沈从文。
　　写到这儿，似可以画上句号了。但且慢，这位昔日芦苇者，在1980年，到北京出席一次授奖大会时，突然找到了沈从文先生的家，激动地诉说先生当年对他的帮助，岂料事隔三十三年，年已七十八岁的老翁，早已忘却这件事。
　　得说说芦苇。1948年，从天津参军，一直在南方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坚持诗歌创作，后改笔名柯原。他的诗有军人的豪迈和乐观风趣。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写出了《一把炒面一把雷》。该诗在志愿军中广泛流传，并为他赢得了荣誉。他写的《我的汽车十一号》，以战士的幽默表现军人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有诗集《白云深处有歌声》《岭南红桃歌》等。他在诗歌创作上，努力将口语和快板诗及古典诗三结合的尝试，对诗歌语言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在从战场上走出的诗人里，柯原与未央、张永枚齐名。

 

2

　　读有关沈从文的传记和他自己写的人生经历，知他从湘西走出，带着一身的呆气，浪迹天涯。那湘西蛮荒山水赋予他粗朴的气质和干净的灵魂。他笔下的湘西美丽而忧伤，他在失去家园的伶仃无依中有浓淡难与君说的人生经历，也是关于文人的美丽的故事。
　　有时，一些小事，可折射现代文人的文化人格。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生关系，让我们窥见他灵魂之高尚，如伫望苍然的远山。
　　汪曾祺常对笔者讲，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沈从文教他们写作课，他备课讲课极为认真，对每个学生的习作都细心修改，将出色的寄给他熟悉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邮费也疯涨，他为节省邮费，把稿纸空白的天头地脚都剪掉，以减轻重量。即便如此，那么多学生，那么多的习作，单邮费就十分可观。而习作一经发表，沈从文就笑眯眯地亲自交给作者。
　　其实，那时沈从文也在写《玉嫂》《秋收的社戏》《大帮船找码头时》《新摘星录》《乡居》《雪》《虹桥》等小说，忙着编自己的小说集《春灯集》《黑风集》及论文集《云南看云集》等。其小说中弥漫着中国边远山区的浓郁气息，原始、朴素、荒莽的种种形神与风姿，在其间摇曳。看看他每天穿一件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地在校园里来去，可知沈从文很忙。
　　有一天晚上，汪曾祺与同学喝酒，回校时，醉倒在路边。说来也巧，那夜沈从文刚演讲结束回家。见状，以为是难民病饿而倒。走近帮助，不料是爱徒，他与两个学生扶着汪曾祺到自己家。沈从文熬了酽茶一灌，他才醒过神来，不胜羞窘。还有一次，汪曾祺去沈从文家，沈从文开门一看，他脸颊肿得很高，忙跑到街上水果店买回几个大橘子。沈从文说橘子治牙疼有疗效。
　　1946年，沈从文得知郑振铎、李健吾在上海办《文艺复兴》，想起汪曾祺早前写的《小学校的钟声》《复仇》两篇小说一直没地方发表，就代汪曾祺寄给他们。据汪曾祺讲，因这两篇小说是几年前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已被蠹虫蛀了不少洞。郑振铎见状，大为感动。
　　1946年，汪曾祺由昆明回到上海，战后的上海遍地疮痍、经济萧条，汪曾祺到处求职不录，心情极坏，甚至想跳黄浦江自杀。在北平的沈从文得知，即刻写信，把他大骂一顿。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说过：
　　我不相信命运……我不大在生活上的得失关心，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
　　沈从文的人生哲学，可用李白的“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表达，不向命运低头。他看不上汪曾祺面对逆境这般没有出息。他在信上教训弟子：
　　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甚至想到自杀，真没出息！你手中有枝（支）笔，怕什么！
　　这让人想起钱锺书和黄永玉同住一个大院时，钱锺书对沈从文的侄子黄永玉说：
　　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这就是沈从文骨子里的硬气。沈从文骂了汪曾祺，却又让汪曾祺称为“三姐”的张兆和从苏州写长信，安慰他早就认定“将来必有大成就”的弟子。
　　中国人常以骂的方式，表达爱护的心。1947年2月，沈从文给朋友李霖灿、李晨岚等友人写信，希望他们帮忙给品学兼优的汪曾祺找工作。
　　济之先生不知还在上海没有，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有想法，我再写信给济之先生。
　　到了1961年2月，沈从文住阜外医院疗病，望着窗外的大雪，他想起被打成“右派”的汪曾祺，那时，汪曾祺正在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改造。于是，沈从文从笔记本上撕下十二张纸，在病床旁给汪曾祺写了封六七千字的长信。出院回家，沈从文又用毛笔在宣纸上重抄了一份寄到张家口沙岭子。信上说：
　　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至少还有两个读者……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该当算有了群众……
　　说起汪曾祺被打成“右派”，沈从文在次年10月，致程流金的信中有所提及，为汪曾祺抱打不平：
　　（汪曾祺）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地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这一切都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万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沈先生这封信，是他人格的写照。他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勇气。他对老舍对汪曾祺的轻慢是有微词的，他对自己在反右时的不得体是有自责的，毫无虚与委蛇之态，可见其道义担当精神。对此，中国知识分子都不能不自问：你的腰是抻直还是弯曲着？你是目光炯炯，洞穿现实迷雾，还是闭目塞听，苟且活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