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九）

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碍：打倒彭罗陆杨(下)

陆定一倒台

　　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他倒台的爆发点是一个非政治事件。这就是他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简称严慰冰事件。
　　在1966年５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会前每个人的桌子上放着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是林彪的手书。上面写着：
我证明：一，我和叶群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都是造谣。
　　　　　　　　　　　　林彪　1966年５月14日。
　　聂荣臻元帅拿着林彪手书，生气地对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很快文件被收回了。
　　堂堂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他是针对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的。
　　大约从1960年起，到1966年１月，在５年多时间里，严慰冰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其中有一封信是一首打油诗，是1966年１月26日发出的，寄给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让他转给林彪。信中写道：“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照光。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窍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王把帖招。”明显是骂林彪的。这几十封匿名信90％是写给林彪一家的。林彪一家包括两个孩子，人到哪里，匿名信就寄到哪里。信的内容主要从挑拨林豆豆和她母亲叶群的关系起，乱编乱骂，说豆豆不是叶群生的，说豆豆长得像刘少奇。林彪秘书张云生看了严慰冰信的复印件，信中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是“封建贵族加现代特权”。
　　严慰冰的信给林彪家造成了影响，豆豆有一段时间不相信叶群是她母亲，多次吵闹。叶群到处找人证明她的清白，当年的马夫、警卫员都找了，闹得林家不安宁。中共中央重视此案，公安部组织力量侦破，还指定驻京单位的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破案，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都亲自指导过破案。
　　1966年２月初，彭真约陆定一到他家里去一趟，上午10时左右，陆到了彭家里。彭把公安部转来的一叠材料交给陆定一，就是严慰冰的匿名信。彭真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发信的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办的托儿所地址，自然是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陆对彭说，自己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
　　1966年４月28日严慰冰被捕。
　　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陆定一传》说，在延安整风时，严慰冰得知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的问题，向所在单位作了反映。叶群和林彪结婚后很霸道，严看不惯。直接的原因是叶群歧视虐待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琳，严对此很愤慨。陆定一对他的传记作者说，“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
　　在审理查严慰冰期间，周恩来对陆定一说，你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３月６日，陆定一离开北京到南方。５月６日，陆定一接到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让他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５月８日，陆定一从合肥乘汪东兴派来的飞机回到北京。
　　在批判陆定一的会上，陆定一作了一个检查，他说：“我同严慰冰生活25年，她写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同志们说我知道，是有道理的。25年，还会不知道？这对于我，是有口难辩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确实不知道她写匿名信。在庄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不能说假话。现在严慰冰在公安部，请审问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写匿名信，请把我当成反革命的主谋犯和同谋犯，加重对我的刑罚。”林彪听后连声说：“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他质问陆定一：“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答道：“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陆定一：“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林彪质问陆定一：“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个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样的坏事？用意何在？”陆定一说我确实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说了脏话：“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批判成了闹剧。
　　周恩来在会上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把茶缸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 　
　　杨成武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陆定一的眼下晃了晃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的资格。邓小平让李富春和李雪峰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李富春让李雪峰说。李雪峰只说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陆定一大声说：“雪峰同志，我可是搞共产主义的，我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
　　说陆定一倒台是受老婆的牵连，那就过于简单了。
　　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陆定一一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在组织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中、在胡风事件以及其它一系列的思想批判运动中，他起了重要作用。但自1960年代初以后，毛泽东对他就不满意了。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的《文艺情况汇报》上批示、1964年６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批示，对思想界、文艺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在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那个纪要中说，文艺界建国以来，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些都是陆定一领导的部门。教育界也是中宣部管辖的，毛泽东对教育界也不满意。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北京采取对抗态度。在这个问题上，陆定一和彭真是一致的。这使得毛泽东对陆定一和中宣部很不满。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毛泽东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
　　1966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谈了两次话中明确批评了中宣部，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周恩来在５月21日批判陆定一的发言中说：“陆定一是从夫妻老婆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得力。”“陆的老婆从1959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明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
　　周恩来把严慰冰事件和陆定一联系在一起了，和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打倒一个人，还得从根本问题上把这个人钉死。如：是不是当了叛徒，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陆定一出身于无锡一个殷实官僚家庭，南洋大学毕业，1925年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1937年从陕北到南京治病，接受家里二千多元遗产，将一千元作为党费交给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为办事经费，一千元给为革命牺牲了的前妻亲属用于寻找失散的女儿费用，剩余几百元钱，留为治病开支。共产党员不能继承剥削家庭的遗产，陆定一继承了。因此，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到严厉处置。
　　陆定一始则被软禁，戴高帽、挂黑牌、受批斗；继而被隔离审查，遭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审讯人员一拥而上，紧手铐的紧手铐，揪耳朵的揪耳朵，陆常被搞得不断失声惨叫，闻者心寒”，“每次审讯都把陆搞得脸肿、耳肿、手肿和流血”，由于铐得过紧，“致使手铐扣进肉内，造成手腕溃烂化脓”。 陆定一于1968年4月未经审判被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因写申诉，惹恼专案组，“被第二次带上手铐，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铐，只有在半个月一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半小时后洗完澡又立即被带上。铁铐套在手腕上，皮肤被磨破，露出鲜红的肉，钻心一样的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铐里，连衣袖也磨破，殷红的血水渗在袖上。”
　　陆定一既被彻底妖魔化了，这个妖魔已经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揉拧，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当年盛行一时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口号，这使迫害者义正辞严，斗志昂扬。
　　1975年11月2日中央以“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为罪名开除了陆定一党籍。此时林彪、陈伯达早已倒台，文革已是强弩之末。在许多老干部获得了解放的时候，中央反而对陆定一做出这样严厉的处置，真是发人深思。
　　《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一文提到“中央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对陆案做过三次指示，一次是1966年7月：“陆定一在苏联，据说苏修给他一万卢布。将来，可能搞他个里通外国。”一次是1976年2月：陆定一“要答辩，你们可以批他。他要求出狱，现在暂不理”。最后一次是1978年10月18日：“陆定一，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来。说不给他结论不出来，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国了。”按照文革后的政治规则，这位被隐其名的“中央有影响的人物”一定是受到尊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抓捕“四人邦”两年以后，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获得自由。他失去自由的时间13年。

“剥笋政策“的胜利

　　林彪在1966年５月18日的讲话中为“彭罗陆杨”定了性。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彭罗陆杨”说成是“四大家族”。这是借用对国民党高层的“蒋宋孔陈”的说法，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四大家族”是罪恶的代名词。周恩来在５月21日讲话中说：“‘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笋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贺。”“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被夺走了，现在一个一个地夺回来。”陈伯达在５月24日讲话中：“‘四大家族’是地主、资产阶级搞反革命复辟的性质。反对‘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伟大的决策。”
　　周恩来这次讲话中提到“剥笋政策”。他对此有一个解释：“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黄张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使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林彪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剥笋政策”是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期间说的。他把打倒彭真、罗瑞卿比做剥笋。一只笋，有点烂了，把外面几片剥掉，还可以吃。刘少奇说：“剥笋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鲍罗庭提出的，搞国民党右派要一层层剥掉，剩下一个笋心。你不剥他，他就剥你。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剥掉，这是一个好办法。剥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们，改变政策。”
　　1966年５月23日，中共政治局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着，中共中央又于5月24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团级。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审查组，下设四个组审查彭罗陆杨。
　　明末清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剃头歌》：闻道头需剃，如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头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彭、罗、陆、杨“剃”了不少人的头，现在他们被别人“剃了头”。在1965年底给彭罗陆杨“剃头”的人，以后都被“剃了头”。挨整中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仿《剃头歌》作《整人歌》：闻道人须整，如今尽整人。有人皆要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整人，是极权制度的特征，也是维持极权制度的手段。
　　打倒彭罗陆杨，与其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之一，不如这是毛泽东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准备。搞掉了这四个人，他感到在北京安全了一些。毛泽东1965年11月12日离开了北京，一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回到北京。其间，连十分重要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也不参加。文革研究者米鹤都认为，这是毛为自己的安全考虑。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彭罗陆杨打倒后，毛还是不放心。在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向北京增派了兵力担任卫戍任务，林彪5·18讲话谈政变时说，毛主席调兵遣将，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毛还授意周恩来成立了“首都工作组”，以保证首都安全。
　　彭、罗、陆、杨已经被摆在阶级斗争的砧板上。群众专政的铁拳不断地向他们猛击。
　　1966年12月3日晚至4日晨，一夜之间，多位副部长以上的领导人被抓走了。其中有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田汉等。这些被抓走的人去向不明。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行为，组织者事先打听清楚了被抓者的住地、路线，准备了车辆，据说他们通讯联络工具是高级干部的保密红色电话机。他们都穿着军大衣。后来才知道抓人的是四个艺术院校的红卫兵，带头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
　　她带领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他们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绑架走，然后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里。周恩来得知是叶向真抓走了彭真，就找到叶向真要人。叶向真就和周恩来谈判。周恩来承诺：“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周还同叶向真商定，把叶的“游斗彭真”的计划改为“斗争彭、罗、陆、杨的大会”，周恩来还对叶向真说：“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开会时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叶向真相信周恩来不会欺骗她，把彭真等交给了周。
　 12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个组织的代表时说：“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叶向真开了文革期间随意绑架高级干部的先河，开创了群众乱揪领导干部的先例。清华大学“捉鬼队”1月6日“智擒王光美”就是受了叶向真这次行动的启发。
　　周恩来让军队把彭真要了回来，关押在五棵松的卫戍区的一个师部，什么时候批斗，什么时候提走。周恩来没有食言，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多家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会。这次会是经周恩来同意的。会上巨幅横标写着：“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参加批判会的有36000多人。会上唱语录歌，还唱《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的新歌。那次大会斗争了很多人，除彭、罗、陆、杨以外，还有一大批领导干部陪斗。被批斗的人被反扭着双臂，弯腰90度，呈“喷气式”，头发被人揪着，随时将头提起按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时摔断了腿，是用箩筐抬去的。
这次批判彭、陆、罗、杨的大会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文革期间，特别是批判资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领导干部就失去了安全感，今天主持会议，明天就可能被揪斗。有些老干部不明不白地被抓走。他们和他们家属整天处于恐怖之中。
　　毛知道干部被批斗的情况。1967年秋，毛泽东在郑州接见河南省领导，他和纪登奎有一段谈话。毛问：“听说你坐了一百多次飞机？”纪登奎说：“这对我大有好处。”毛泽东还问，“坐飞机”是个什么样子？纪登奎站起来比划、作示范，毛泽东也跟着学“坐飞机”的样子，弯腰，手向后举，还问“是这样吗？”毛泽东问纪登奎，“坐飞机”什么感觉？纪登奎说，“啊呀，腰酸得很，感觉就和割麦子差不多。”

第四章
“五月会议”:文革正式发动（上）

　　1966年5月发生的事件很多：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文化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通过；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描绘了他心中乌托邦；北大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改组北京市委。这段时间报刊的舆论越来越猛烈，社会上硝烟四起。
这里说的五月会议是指1966年５月４日到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共76人。这么重要的会议毛让他不信任的人刘少奇主持，自己不参加。会议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5月24日，会议决定对彭、罗、陆、杨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问题进行专案审查；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揭批彭、罗、陆、杨的情况在第三章已作介绍。这里只介绍会议其它方面的情况。
　　这是毛泽东在千里之外却控制自如、全面贯彻自己意图的一次会议；这是由刘少奇主持的、自己挖自己的墙角、甚至是为自己挖掘坟墓的会议；这是刘少奇主持下揭发批判和他意见一致的彭、陆、罗、杨的会议；这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会议，这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文化革命的正式发动；这是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开了23天，时而大会，时而小会，时而看文件，时而讨论。会议大体进程是：
　　会议前四天，康生、张春桥、肖华介绍情况：康生传达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有关批判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讲话或者批示；介绍了会议将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经过，特别强调毛泽东修改了七遍，并指出哪些段落和字句是毛泽东亲自加的。张春桥介绍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等。萧华介绍罗瑞卿问题和批罗会议情况。在张春桥讲话之后陈伯达作了系统揭发批判彭真的发言。会议头四天的情况介绍为整个会议定了调子，为不在现场的毛泽东意图的贯彻打下了基础。整个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轮流主持。
　　在五月会议上，又一次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人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学毛著，做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周恩来把忠于毛泽东当做保持“晚节”。陈伯达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恩、列经过的要多，列宁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主席有五十年的经验。” 说毛泽东超过马克思，林彪在５月18日的讲话中讲过，陈伯达只是重复。

全体一致通过《五·一六通知》

　　５月16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因为是这一天通过的，所以叫《五·一六通知》。

　　这个《通知》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思。据《通知》起草的参与者王力回忆，1966年3月，康生和赵毅敏到杭州向毛汇报有关国际共运的问题，魏文伯参加，江青在座。毛大发脾气，推翻了中央决定参加苏共23大的意见，大骂“二月提纲”，骂彭真，骂北京市委，骂吴晗，骂中宣部，骂他们整左派的材料。康生回来以后，由邓小平主持会议传达毛的意见。会议决定向全党发通知，撤销“二月提纲”，让王力起草通知。王力只起草了一句话：以前中央某日发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予以撤销。毛得知后说，这个不行，没有说实质性问题，要再起草个文件。起草小组是４月16日成立的，成员是江青定的，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名义上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由于陈伯达、康生在杭州开会，起草小组实际由江青主持，张春桥是秘书长。地点在锦江饭店后面那个楼。 ４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讲了很多批判“二月提纲”的话，王任重作了记录。用王任重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就是《五一六通知》的基础。起草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对毛对文件草稿每增改一次，就议一次，有什么意见，给毛回话。在这个基础上每天都改，改的稿子每天都由上海送到杭州让毛再改，毛不仅是修改，还增加了大段大段的话。毛改后再交给起草小组进行文字处理。杭州会开了几天，稿子就修改了几次。后来发表《五·一六通知》，毛亲笔加的内容用黑体字标了出来，没有用黑体字的地方也是按毛的意思写的。 五月会议上讨论《五·一六通知》时，陈伯达、康生坚持一个字也不能改。
　　《五·一六通知》全文不到五千字。文件用大量的篇幅批判“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文件指出“二月提纲”十个错误，并对这些错误一一分析批判，在批判中阐述毛的观点。文件说，“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文件在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中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文件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这个文件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个文件最后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
　　几个月后，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在５月16日通过这个《通知》时，刘少奇知道是指他吗？阎长贵说，当时康生、张春桥都不知道，以为是指彭真。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刘少奇是应该知道的。但这个针对他的文件却在他的主持下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虽远在千里之外，却对会议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多年个人崇拜造就了他的绝对权威，而是全党早就接受了他的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已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了人们行动的指南。
　　《五·一六通知》有一个附件，就是《1965年９月到1966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据说这个附件是康生搞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很少提及。不过，如果站在客观立场，去掉其中强烈的政治色彩，还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戚本禹目击“五·一六”通知举手通过的情况。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没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使它具有合法性，成了当时全党对文化大革命的共识。5月19日，《五·一六通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发到县团级，以后逐步扩大传达范围，成为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一年以后的1967年５月16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５月17日的会议上，刘奇少说：过去填表时一直填富农成份，后来到花明楼看了，应该是地主。周恩来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没有察觉。邓小平了作了检查，说书记处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林彪没有检查，但说他的家庭是地主，没有看得那么清楚。这么多高级领导人都讲自己的出身，难怪三个月后“血统论”横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