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九）

 

　　1966年秋后，斗争矛头真正指向了当权派。领导干部大部分被揪斗，被凌辱，被打倒，其数量是空前的，其残忍程度也是空前的。这些官员是官僚制度的支柱，是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秩序的骨干力量。科层官僚制度窒息了社会，压制了底层，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特权和腐败，但责任不全在这些官员，而是制度。制度的罪责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摧残。但是，毛泽东已经把他们置于被批判、被“火烧”的地位，他们只能成为群众运动的牺牲品了。虽然毛泽东说是“烧一下，不要烧焦”，但相当多的干部被“烧焦”了。群众运动是不能自发地掌握“火候”的，在官民矛盾相当尖锐的极权社会，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点燃的肯定是不可控制的熊熊烈火!
　　对领导干部大规模的迫害，高干子弟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倍受欺凌。他们老子已经从“英雄”变成了“反动”，他们自己从“好汉”变成了“混蛋”。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父母“反动”，更不甘愿自己成为“混蛋”。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月前抽向“黑六类”铜头皮带竟然抽向了他们的父母！
　　正是这个原因，西纠被取缔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组织。这个组织就是“联动”。“纠察队”转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1966年11月底的事情，正式成立“联动”是12月5日。联动的主要发起者是“海纠”——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那里一○一中、八一中学、十一学校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干部子弟“成堆”。由宫小吉执笔的《成立宣言》，将联动的任务定为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句话前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对文革运动的压制和对造反群众的打击，这是毛泽东定的调子。而后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则是指对老干部以及他们家庭的大规模冲击和迫害，这个定义是联动这些中学生们自己做出来的。
　　1966年11月27日，一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发起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意为“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和“海淀区纠察队”的联合体。1966年12月5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西直门城墙，刷下了一条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也出现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大标语。这一天，应当算是联动正式成立的日子。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纪念毛主席诞辰，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这次会议呼喊的口号有 ：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妄了！
　　全国革军革干子弟联合起来！
　　坚决拥护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来发表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一切单位、一切部门都要置于军委领导之下！
　　反对纵容鼓励支持反革干革军子弟的行动！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强烈要求释放被无理拘捕的全体干部子弟！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以求生存！
　　大概是在1967年1月初，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大字报区，我看到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看这张大字报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们只是默默地看，没有人发表议论。大字报的内容我不记得，但其中的一句话几十年我没有忘记：“坚决粉碎中共中央两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两主席”显然是指毛泽东和林彪。“几个委员”显然是指中央文革成员。在那个时候谁有这个胆量？细看，才知道是联动通告。当时我听说中学生有个联动组织，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大胆！最近才在网上找到了这个通告。摘要如下：
　　联动的通告宣告联动的任务是：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贯彻，保证中共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内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通告说：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动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毛泽东放出的魔鬼最终扑向了毛泽东自己！这应当是毛泽东面对的最早反对文化革命的力量，也是最早公开发出的“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的呼声。这个呼声比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要早三年。值得注意的是，联动通告和“571工程纪要”，都是专制制度最高层的子弟们发出来的声音。可见，专制制度的最高层也有反对专制的力量。
　　最近读了米鹤都的书，他说上面这个通告是“伪联动”发布的。真联动的负责人都否定这是他们的作品。米鹤都还说这个通告的作者至今不详。这真是一件怪事，在当时，张贴反对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还说他们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比张志新等有过而无不及，难道毛、林听之任之？难道公安部门不尽力侦破？
　　联动提出“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并不表明他们有什么民主共和思想。一位联动成员的一封信 ，虽然晚在1967年4月写的，也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心态，摘引如下：
　　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混帐王八蛋们：
　　别看你们今天他妈的闹的欢，将来小心你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着瞧，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你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一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你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会落在你们身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崽子们，考虑考虑你们的后路吧！
　　……
　　干部子弟要掌权！
　　天下是我们的！
　　　北京101中 你们的爷爷——老红卫兵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中所期待的——“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果然都变成了现实！其实，只要共产党还处于执政地位，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官员子女世袭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联动成立不久，毛泽东说：“这些红卫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联动这样的组织不仅北京有，西安有“红色恐怖战斗队”，沈阳有“红后代”等。这些组织都是以干部子弟为骨干，都以保老干部为目标，反对中央文革，反对造反派。这些被称为“十二月黑风” 的一部分。
　　1966年12月16日、12月28日、12月31日、1967年1月6日、1月7日、1月11日，北京的联动连续六次冲击公安部，喊出“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打倒三司”，“刘少奇万岁”的口号。说“戚本禹不过是十七级干部，算老几？”说要开汽车把关锋撞死。1967年1月中旬，经过毛泽东同意，把联动定为反动组织，毛泽东说：“这些头头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要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改造。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一声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组织和一些工厂造反派，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对设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及各校骨干分子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一百多人，联动被正式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联动从正式成立到被“粉碎”只有两个月时间。后来，一些“联动分子”又开始到天津活动。周总理派记者前往天津，向天津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解学恭传达他的指示。其内容只有11个字，就是：“注意‘联动’动向，幷采取措施。”总理还特别要求记者一定把这一指示记在脑子里，不要见诸文字，只能当面口头传达。
　　1967年3月上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先后参观了八一学校的联动展览，这是北京军区高干子女寄宿学校，学生在校生活条件之优越令普通百姓侧目。
　　一些干部子弟被抓，引起了中央高层一片反对声。这是“二月逆流”时老帅们发牢骚的一个内容。聂荣臻批评抓联动成员。可能是元帅们的意见对毛起了作用，恰好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写了一封血书，请求毛原谅在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年轻人，毛决定释放被抓的人。毛泽东事后说：“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人员接见这些孩子。江青对联动的孩子们说：今天要你们回家，是主席决定的，你们表现不错，回家继续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要站好队，不要再站错了。还给每人发一本书，孩子们一片欢呼，感谢毛主席，感谢江青阿姨。
　　到1967年初，北京的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垮台。从毛泽东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到联动被抓，红卫兵运动仅仅四五个月。和以后的造反派红卫兵相比，虽然他们年纪小，由于他们发起早，垮台早，他们称为“老红卫兵”。正是“老红卫兵”造成了文革中的第二波刧难。这一波刧难受害的是教师、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子女。大批文物也是在这一波刧难中被毁。这一波刧难高潮的时候，除彭、陆、罗、杨及其受牵连的人以外，大批高级干部还掌握着权力，这一波刧难有当权者作背景。
　　1967年以后，这批“老红卫兵”历经家庭刧难、上山下乡、参军、工农兵学员，逐渐抛弃了“血统论”和政治狂热。到八九十年代及新世纪，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第八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上)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炮打”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这是毛泽东所期待的。然而，“坚持党的领导”是多年不可逾越的重要政治原则，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党委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的观念深入人心。17年形成的官僚体系科层结构的势力十分强大，上下左右盘根错节。造反群众的冲击和官僚的反冲击尖锐对立，在全国各地出现一个又一个“事件”。而在这一轮斗争中，各地造反派还是处于弱势。官僚体系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因势而变，因时而异，变换手法镇压造反派。

 

各地官僚们为自保压制造反

　　在1966年5月至12月，省、市、地、县党委领导人对文革群众运动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开始，他们一方面抛出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中的异己分子（一般是分管文化教育的干部），让群众批判，一方面按照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的指导思想，向各级学校和文化单位派出大批工作组，抓右派，镇压起来造反的人。7月底8月初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后，各地撤出了工作组。8、9月间，各地党委领导人又采取了新的措施：一方面通过扶植各单位官办的“文革领导小组”的办法，继续掌控群众运动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又通过扶植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和造反群众组织对立。
　　对于官僚们的对抗行为，当时有一个的词语：“反扑”。1966年12月4日，周恩来对造反派红卫兵说：“现在确实像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
　　北京：在各大学里，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从后门进来，继续控制学校里的运动。新市委利用保守派还处于多数的有利时机，限令各校几天之内选出“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领导机构。所谓选举，实际是暗中操纵，预先指定。这些文革领导机构，立即转入斗“黑帮”，阻止少数派批判工作组。在工作组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视为“痞子”。各大专院校大办“劳改队”，把大批中层干部和教授送进“劳改队”。
　　上海：市长曹荻秋布置人力调查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的历史，将查出是“坏人”的资料，送给北京市红卫兵所属的单位，希望单位党组织整这些南下的红卫兵。上海市委组织干部、工人、学生同北京红卫兵开展辩论 。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五好工人”发电报给中央、毛主席，为上海市委歌功颂德，还把这些电报印成传单，散发全国。市委组织了15000多名工人，加上官办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机关干部来保卫市委机关，防止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还一手包办成立了全市的红卫兵组织。事先，市委指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负责组织红卫兵。1966年8月23日上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有3万多人参加的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大会发言人是经市委审查同意的，发言稿也是张文豹审定的。市委和军队领导人以及劳动模范出席了会议。会上确定的红卫兵总部头头们，大部分是市党政军领导人的子女。
　　广西：8月5日，在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的造反派（即在该校是多数派，后来的桂林“老多”的骨干力量）在工作队撤离时，贴出了《送瘟神》的大字报。8月7日，当局调动成千上万名工人、农民，对广西师院造反派进行围攻、殴打。后称为“8·7事件”。接着又发生了桂林“8·19事件”：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先后调动解放军驻桂141师5个连进驻桂林市内。在八月末的一次厅局长会议上，韦国清说：“桂林‘多数派’是右派操纵的，他们有八百多人，加上南下串连队和一些人，有两千多人，虽然不会都是右派，但是他们在右派控制之下是肯定的。”
　　随后，又发生了南宁“9·9事件”：南宁的造反派和南下红卫兵，为声援桂林造反派，抗议区党委，在广西区党委院内进行静坐绝食。区党委调动“盾牌兵”、“赤卫队”等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围攻，造成一次轰动全区的事件。
　　贵州：1966年9月5日，首都南下串联队和省商校、省艺校、贵阳女中等校学生约3000余人到省委大楼前要求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接见，请他回答文化大革命中有关问题。贾启允躲到省军区不见面。这批学生便在大楼前开揭发批判会、静坐示威。省公安厅出动100多名“机关红卫兵”保卫省委大楼。省文革领导小组以上街宣传“十六条”的名义，调动干部、工人、居民12万人，对这批学生进行分割、围攻、斗争，大圈套小圈，实行车轮战，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从9月5日至8日，贵阳市街头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都在围斗造反派学生。这一事态被称为“9．5”事件。按照贾启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因其红卫兵袖章上有编号，被造反派称为“号码兵”）。9月28日又成立官办的红卫兵纠察大队。10月15日，为了对付造反派，按贾启允指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联络站，由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具体负责上下联络。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贵州省工人纠察队，其联络站设在贵州省总工会。
　　“号码兵”和工人纠察队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贾书记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一下火车就被他们包围，要求表态“省委是革命的。”如果不作这样的表态就要受到围攻。
　　宁夏：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宁夏区党委扶植的文革筹备小组领导运动。迫于形势，区党委为因反工作组而受压的学生平反，抛出了与宁夏党委主要领导人关系不好的几位干部作为“宁夏区党委内的黑帮黑线”进行批斗。在区党委的控制下，银川成立只允许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参加的“红卫兵总部”，其头头大多是区党委和军区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大破“四旧”，并压制对他们父辈的造反。“十六条”发布后，银川的工厂和政府机关里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反对单位党委的行为，但这些行为被扣上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9月2日，宁夏大学的激进学生召开批判校党委书记江云大会，并把斗争矛头指向宁夏区党委。此后，宁大学生产生了对立的两派，保守派占有绝对优势。9月12日，自治区副主席陈养山作报告称，“宁夏的工作组并没有犯路线错误，只是犯了方法错误；杨静仁领导的区党委执行文革中的正确的道路”。此后，银川大街上贴满了攻击宁夏大学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批判区党委的大字报消失。对此，银川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策划了更为激烈的行动。但此时银川造反派在数量和势力上都处于弱势，在银川处处受压，而且北京来的红卫兵还被驱赶。直至9月底，银川文革基本在自治区党委掌控之中。
　　湖南: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长沙的高干子弟组织了以省委领导的子女为头头的“红色政权保卫军”，他们宣誓：“誓死保卫省、市委和共产党红色江山。”声言要打击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市委书记孔安民模仿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这些红卫兵。 8月19日，湖南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到市委所在地示威游行。市委将工厂的党团员组成“赤卫队”，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卫市委。湖南大学的造反学生被几千人围攻、殴打，这件事称为“8·19”事件。
　　“8·19”事件后，湖南局势越来越混乱，湖南省委已无法控制局势，中央决定让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不久的张平化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9月初，回湖南的张平化心里没底，派华国锋进京找陶铸、王任重摸底。华国锋从陶铸和王任重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中央有组织反击的意向。张平化听后心里有了底，就沿袭反右斗争的经验，决定对“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进行反击”。9月15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要坚守岗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要挺起腰杆，挑起担子，把各项工作做好。”湘潭市委副书记、湘潭电机厂党委书记程貞茂闻风而动，抓出了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厂党委宣传部长兰云飞。9月20日，省直机关举行干部大会，由程貞茂介绍湘潭电机厂的经验；张平化、王延春做总结发言，认为8.19事件由“坏事变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来了”。9月24日，湖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和省直属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张平化发表讲话，认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正式部署在全省抓“黑鬼”。
　　反右斗争本是官僚们得心应手的行当，号令一出，行动迅猛，大批“黑鬼”迅速落入网中。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工人、干部大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有的被迫自杀。参与文革的“地、富、反、坏、右”都受到打击。
　　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抓“黑鬼”时说：“原来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样搞的！”
　　“抓黑鬼”打击面越来越大，张平化怕难以收场。9月28日，张平化作报告遮遮掩掩地要求停止抓“黑鬼”。然而，正在反右兴头上的官僚们岂肯罢休。
　　9.28报告两天后，《红旗》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打击的 “黑鬼”纷纷赴京告状。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张平化完全了解中央的态度，于10月12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郑重声明》，承认抓“黑鬼”是执行“资反路线”。
　　湖北：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大批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串联。到武汉的北京学生有两拨，一拨是中学红卫兵，以宋要武（宋彬彬）为首。因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为她改名而全国闻名。她是王任重请来的保省委的，受到湖北省委热情地接待。另一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赵桂林为首的一批大学生，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矛头指向省委。省委把赵桂林这些大学生视为心腹大患。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对赵桂林等围攻、驱赶，掀起了一股“大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
　　从9月1日起，湖北省委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形势和对策，不断向在北京的王任重请示。王任重指示湖北省委查清南下学生的名字，以便运动后期处理。
　　由于反省委的北京学生住在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大学）28号楼、29号楼，湖北省委指示湖北大学写“呼吁书”。“呼吁书”说，北京来的“一小撮”是一股逆流，在北京呆不下去了，跑到武汉来混水摸鱼，破坏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省委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坚决支持湖北省委的正确路线。武汉市委也发出了“呼吁书”，组织保守派红卫兵每天晚上在省委门前围攻“南下一小撮”，高唱“湖北省委好”的歌，跳“湖北省委好”的舞。
　　在“大抓南下一小撮”的时候，9月12日，保省委的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在武汉大学成立。湖北省委、武汉军区领导人乘30辆敞篷吉普车检阅红卫兵，以震慑南下造反的学生。
　　9月15日，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大会，省长张体学“代表三千万湖北人民控诉”赵桂林等“南下一小撮”。张体字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你要造我的反，造个卵子！” “九头鸟”本来是骂湖北人的话，否定了文革以后，由于有张体学这一故事，“九头鸟”成了褒义词了。
　　四川：1966年８月上旬，各大专院校的官办文革领导小组或官办文革筹委会，在四川省委的统一部署下，接过“十六条”中“斗、批、改”的口号，在学校全面开展了“批三斗四”（将学生和老师按政治分类，三类、四类是打击对象）运动。他们计划一校一系抓一两个人进行重点批斗，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以教研组、班为单位广泛开展批斗活动。争取一个半月批斗完，以后就是改，在国庆节拿出成果，向国庆献礼，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就可鸣金收兵。成都工学院被揪出来的“三、四类”教师就有216人（不包括当权派和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内），其中还有个别学生，占全院教师总人数的26.2％。还有当权者暗中掌握的“三、四类”的教师。明的和暗的“三、四类”教师加起来约四百多人。“三、四类”教师每天挂着黑牌劳动，还常常逼迫他们唱“牛鬼蛇神嚎歌”，如有反抗就被罚站、挨打。有的同时还被剃了阴阳头、画花脸。其他大专院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九月初，一名省委负责人在省委召集的各大专院校“联络员”会议上说：“学生由于未抓到省委什么大问题，总想借口在成都地区制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责强加在我们头上。要组织学生戳穿这一阴谋。”按照李井泉的指示，“现在革命干部没有发言权，工农兵说话就是围攻学生。革命干部和工农兵只有通过他们的子女来说话，因此要组织工农送子参加红卫兵，还要登报宣传”，即宣传“送子参军”（即参加官办的红卫兵），并说：“这与革命战争时农民送子参军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成都和重庆以及南充、自贡、富顺、新津、彭山等地，官办红卫兵成了镇压造反学生的主力。
　　南京：在江苏省委的支持下，南京地区成立“南京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简称“赤卫队”）。与刚成立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省红总”、“省工总”对抗 。赤卫队的骨干成员是各工矿企业的党团员、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和政治积极分子。省委为赤卫队提供了经费和物资。 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主要领导人时，赤卫队和保守派红卫兵则将斗争矛头指向已经被抛出来的原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和其他被省委抛出来的替罪羊——如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省社科所负责人孙叔平等人。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围困省、市委的时候，赤卫队和官办红卫兵全力保卫省、市委。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都发生了围攻造反派的事件。如西安“8·16”事件，哈尔滨“8·17”事件，上海“8·25”事件，合肥“8·27”事件，青岛“8·25”、“9·1”事件，等等。
为了防止造反派学生的冲击，各地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为此，８月2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中央发出《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但是，这些措施还没有扭转形势。9月7日毛泽东对《长沙、青岛、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说：“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四条指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凡是这样做的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纠纷，绝不能把责任推给群众。《人民日报》也于同日发表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