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人的警察稅」

Lin Sing v. Washburn (1862)

 

　　根據歷史紀錄，華人最早在1847年，開始到美國，當時有三位華人男女，來自上海，搭輪船在舊金山登岸，當地報紙還登載這段新聞。

　　「淘金狂熱」（Gold Rush）開始後，華人到美國的人數大量增加。當時加州的人口不到四萬人，淘金的人潮便人口增加到十萬多人，大部份來自美國東岸，但約三分之一是從太平洋彼岸渡海的華人，到1870年，在加州已有四萬六千名華人，分佈在不同的行業中。

　　初來的華人「淘金」者，對當地人構成商業競爭對手，於是由白人控制的州和城市政府，便制定許多法律和行為規範，限制華人的自由和剝奪他們的財富。其中包括科加人頭稅（Capitation Tax）、外來礦工稅（Foreign minor’s Tax），以及對入境的華人抽碼頭稅等。

　　1850年，州政府規定每個「外來的礦工」須繳納美金二十元一個月。二十元相當今日的五百元。政府指派「收稅員」（collectors）到各礦場去收稅，他們見人就要錢，甚至使用威脅或暴力。

　　這些法律本來是針對從墨西哥來的西裔礦工，但那種工人數量不多。1851年，州政府修改法律；次年頒佈執行，明文專門對付華人礦工，規定每人每月繳納美金二元五角。華人數目日益增加，州政府收到不少的稅金。一般稱其為「中國人的警察稅」（Chinese Police Tax）。

    但華人不服。其中有位名叫凌星的華人（譯音與前章「林興」相似），大膽到地方法院；去控告一位收稅員，名叫華需波（Washburn），要求他退還已經收去的稅金，因為這道法律違反了加州自己的憲法。

　　收稅員是政府職員，所以州政府派代表出庭應訊，主張這是地方政府的權力。

　　那個時代正是美國國內發生內戰的前夕，當時對於憲法的解釋，有兩種不同的理論。一派主張，只有中央（聯邦）政府持有國家的主權（Sovereignty），各州政府只有管理地方事務的權力（稱為警察權），例如稅收、衛生和治安。另一派則主張，美國有兩種不同的公民權（Citzenship）：美國公民和各州自己的公民。所以中央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而國家的主權和各州的主權，平行地存在和有效。

　　這兩派理論是後來內戰的暗流。為了奴隸制的存廢，南方主張那是州政府的管轄，而北方各州（和聯邦政府）則堅持那是國家的耻辱，應被廢除。

　　關於「警察和礦工稅」的問題，其徵結也是：地方的警察權或中央政府管轄權兩者間的矛盾。1857 年加州最高法院已命令廢除「人頭稅」，People v. Downer, 7 Cal. 169 (1857)，認為針對一個外國種族，違反平等權。剩下「礦工稅」尚未解決。

　　凌星的訴訟，在第一審敗訴，法官認為稅務員收稅，是依法執行職務，不必退稅金給原告凌星。然而凌星不服上訴，一路打官司到加州最高法院。

　　1862年，內戰正熾的時候，加州的最高法院宣判，撤銷原判，讓原告凌星勝訴。為什麼呢？法院說：

　　「外來礦工稅，專門對付外來的人（Foreigners），牽涉到美國對外國的商務，地方政府不可逾越，因為它們違反了美國憲法中，由聯邦政府掌理國際商務的職權，因此這種法律是無效的。」

　　本案是 Lin Sing v. Washburn, 20 Cal. 539 (1862)。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一所州級的最高法院，援引美國憲法，廢除本州的法律。

第四章　勇敢的女子

Chy Lung Freeman (1875)

 

　　1875年，一艘輪船（日本號）從中國出發橫渡太平洋，幾個月後抵達舊金山。幾百名乘客中，有二十二位中國婦女。乘客登岸時，加州的官員不准那些中國婦女入境，要求她們支付「保證金」（Bond），共五百元美金，不然就命令船長將她們帶回中國。但日籍船長拒絕替她們繳保證金。

　　原來在頭一年（1874），加州政府頒佈一條法律，授權給碼頭官員，「對入境的污穢而骯髒的女子，得科處保證金，保證她們兩年之內不從事不道德的行業……」

　　而港口的官員，只挑選那二十二名中國婦女，指她們是「污穢」的女子，強制要求保證金，否則不准入境。

　　這時「排華法案」還沒有出籠，美國政府依Burlingame條約還准華人男子入境打工，但不准華人婦女入口，其目的在斷絕華工的後代。

　　這二十二名婦女，被船長丟在碼頭，輪船離港，不顧而去。於是加州的警長，把她們押往獄中拘禁，等待下一班輪船將她們帶回中國。

　　婦女中有一位名叫Chy Lung（法院檔案載中文姓名為龍財）相當有膽識。她聯絡在舊金山的朋友，代聘一位洋律師，替她向加州的法院申訴，主張州政府「非法」監禁她們。訴狀中指出美國憲法規定，「移民」是聯邦政府的主權，加州不應該介入，所以那條法律，是違反憲法的。

　　加州地方法院接到訴狀後，認為加州有權力管理公共衛生，這條法律針對「污穢」的外國女子，是有效的法律。於是婦女們上訴到加州最高法院，聽證之後，法院仍然認為法律沒有問題，但基於人道，命令地方官員暫時釋放這批婦女，讓她們在獄外等候遣送回國。

　　龍財女士（Chy Lung）還是不服，將案件提送上訴到華府的聯邦最高法院，主張加州違反了美國憲法。

　　次年六月，最高法院頒佈它的判決，判詞指出，美國是一個主權國家（Sovereignty），不是二十多個主權小國（當時只有二十多州），而國境的管理和決定外來移民的去留，是主權的行使，所以州政府沒有權力規範移民和出入國境的事務。「移民牽涉到國際關係……對移民不公平，可能引起外國政府對美國人報復。」何況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明文規定，「由國會制定移民歸化的法律」，所以移民法規和處分，是聯邦政府的權力（「Power」），各州不可介入。最高法院斷然地宣告加州法律無效。

　　Chy Lung v. Freeman, 92 U.S. 275 (1875)，明確地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限。這是華人在美國最高法院，有史以來的第一宗訴訟，替華人爭權利而獲得勝利的判決。

 　「龍財」案是美國憲法的判例，許多後來的法院判決，都尊重和遵守這項前例，如：Harisiades v. Shaughnessy 342 U.S. 580 (1952)；Hines v. Davidowitz, 312 U.S. 521 (1941)；Toll v. Moreno, 458 U.S. (1982)等。

    　2010年亞里桑那州（Arizona）又興起反移民風潮，州政府制定法律（SB. 1070），讓警察拘捕、扣押和驅逐州內的非法移民。聯邦最高法院阻止地方政府這樣做，頒佈命令廢除那一條法律。判詞中援引「龍財」案為有拘束力的前例（Arizona v. United States, 567 U.S. 100 (2012)）。

第五章　不幸的女人

Cheong Ah Moy v. United States (1885)

 

　　曾亞美是廣東開平人，家境貧苦。同村落有一家的長男，幾年前離家前往美國，輾轉抵達東岸的紐約市，開設店舖經商。曾亞美的父母，和那家村戶，經過媒作之言，答應將女兒出嫁，安排她到廣州，搭遠洋輪船，先到舊金山，再設法旅行到紐約。那時她才十九歲。

　　1884年9月24日，曾亞美的輪船抵達舊金山港口，旅客下船時，經過入境關口，值班的官員問曾亞美有沒有入境資料。她提不出必要的文件，於是官員不准她下船登岸，被留滯在輪船上的曾亞美，託人找律師協助。當天她便上書到聯邦地方法院，申請人身保釋令，要求碼頭官員釋放她。

　　在等待法院回音之前，那艘輪船要啟程離港。於是法院命令一位法警把曾亞美帶上岸，將她禁錮在法院的拘留所中。她的律師立刻上書給法官，要求讓她交保，放她出獄，等候裁決。

　　9月29日，法官裁決，駁回她的要求，拒絕頒發人身保釋令。

　　那是1884年；兩年前（1882年5月6日），國會制訂「排華法案」，由總統簽署生效。根據「排華法案」，美國拒絕所有來自中國的「勞工」。曾亞美究竟是不是一名「勞工」，成為疑問。聯邦法官拒絕頒發人身保釋令，是根據「排華法案」所作的決定。當時法官以為，曾亞美會繼續被拘押在法院的拘留所，由法警監管。因為法官還要考慮她要求交保的訴狀。

　　同時，曾亞美一接到地方政府的批駁後，立即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主張她並不是一名勞工，而是商人的未婚妻。「排華法案」並不禁止商人入境，僅需證明身份。她請求最高法院給她機會證明自己的身份。曾亞美的上訴狀，於10月9日才送達在華府的最高法院。

   　 同時，聯邦地方法院的幾位法官，意見分歧，雖然決定拒絕她的請求，但中止裁定的執行，而立刻將案卷送呈給最高法院，請求最高法院的裁示。

　　當最高法院在10月10日之後，看到從西岸送來的卷宗，包括下級法院的請求，和曾亞美的上訴。這時發生意外的發展：原來那法警，在10月1日，知道聯邦法官初步拒絕發命令釋放曾亞美，他立刻找到另一艘剛抵港口的輪船（紐約號），把曾亞美押送上船，次日船已啟航出海。

　　最高法院知道狀況，已經無能為力，只好在1885年1月26日，下一道判決，表示當事人「既已離開美國國境，本法院已欠缺管轄權。即令本院答應讓她交保，已經沒有價值。」只得駁回此上訴案。

　　案件是Cheong Ah Moy v. United States, 113 U.S. 216 (1885)。

   　 根據滿清政府官方紀錄，曾亞美並沒有被送回任何中國港口。在遙遠的航程中，她若不是病死，便可能自殺或被凌虐致死，從此下落不明。

第六章　向法院求助

Ho Ah Kow v. Nunan (1879)

 

　　美國憲法本文規定人民可以聲請「人身保釋令」（Wirt of Habeas Corpus，拉丁語：「交出人來」）要求法院保護他們的人身自由。這是沿襲英國的老傳統。當政府拘禁一個老百姓，而沒有法律根據時，人民可以向法院求援。如果有正當理由，法官可以頒發「人身保釋令」，命令政府放人。如果拘禁有法律根據（例如警察拘捕犯罪嫌犯），法官會拒絕人民的要求。有一段時間，「人身保釋令」成為華人向聯邦法院求救的途徑。

　　另外一層可以尋求保護的，是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其中規定政府的行為必須符合「正當程序」（Due Process），並且要求州政府不可拒絕（deny）任何人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第十四修正案在1868年列入憲法，旨在保障被解放的黑人的平等權。一時它也成為華人的保護傘。

　　在舊金山附近曾有金礦，在今日內華達州（當時屬於加州）也曾發現銀礦，可是被大批的淘金者挖掘，十年之後，礦源逐漸枯絕。同時，太平洋鐵路和其支線完工之後，上萬名的華人就被遣散。華人四散，遊走各州，引起地方居民的不滿。

　　礦工大批回到舊金山城內，開設餐館和洗衣店謀生。於是地方官員設去，使用法律和行政命令，遏阻和欺壓華人。

　　1876年4月，舊金山市政府頒佈一條法律，規定市民居住的處所，至少每一個人要有500立方尺的空間，違反者處罰金10到50元，或抓到監獄中服刑（法規1875－76, 759）。

    舊金山城內的華人，群居在幾條街坊老舊的金寓大樓中，立刻受到影響。而警察又專門對華人居民逐戶調查，引起騷動不安。許多居民寧願坐牢也不肯繳納罰金，以示抗議。一時之間，城市中的監獄，抓進了幾百人。

　　同一年市政府曾發佈另一條法規（Ordinance），規定監獄中的囚犯，一律應把頭髮剪短到前額頭皮一吋的地方，並且腦後不准留辮子。一般稱這法令為「辮子法」（The Quene Ordinance）。

　　根據這條法規，警長下令，把監獄中所有華人的頭髮，統統剃光。

　　其中有一位年輕的華人男子，名叫何亞球（Ho Ah Kow），於1878年4月被捕入獄，被強迫剃光頭髮，剪去辮子，關在獄中服刑。他舉狀向聯邦地方法院，申請人身保釋令。法官下令將他送到法官面前審問。何亞球當庭控告警長，要求民事賠償。

　　法官開庭時，何亞球告訴法官，按中國文化，剪辮子是重大的侮辱，又按中國迷信，剃光頭的人死後不能升天，也對祖宗不孝。所以警長下令剪去他的辮子，造成精神痛苦，應該賠償他的損失。

　　警長的答覆，他是依法行事，有服從和執行「辮子法規」的義務，應該免責。

　　法官聽完兩造的主張之後，作了有意思的決定，法官宣佈：警長是在執行法規，但那法規是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權」的規定，因為這一條「辮子法」明顯是針對本城的華人居民。警長執行「違憲」的法規，傷害和侮辱了原告何亞球，所以應該負賠償責任。法官敲一下桌上的木槌，判警長賠款一萬美元，法官並宣佈「辮子法」無效，應從法典中刪除。

　　本案是Ho Ah Kow v. Nunan,12 F. Cas. 256 (C.C.D. Cal. 1879)。

    在那幾年之間，華人勇敢地使用訴訟的方法，說動聯邦法院的法官，根據憲法第十四條，廢除了不少的、設計來欺壓華人的地方法規。下列便是其中較著名的案件：

　　—加州的憲法中有一條，禁止州政府各機關，不得雇用華人。聯邦法院判決，認為這條文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將它廢止。 In re Tiburio Parott, 1 F. 481 (C.C.D. Cal. 1880)。

    —舊金山市政府法規，不准華人捕魚，被聯邦法院廢止。In re Ah Vhung 2F.　733 (C.C.D. Cal. 1880)

    —市政府不准華人與白人居住在同一社區（即Bingham Ordinance），被聯邦法院廢止。In re Lee Sing 43F. 359 (C.C.D. Cal. 1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