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六）

第十一章

经济维权者的悲剧（下）

　　与　　市委领导的让步，激励了为权益造反的工人们，他们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寻找各种理由与当权者谈判。几天之内，这股风便迅猛地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工厂和企业。所有的局长、处长、科长都成了宝贝，被人们争先恐后地抢来抢去，逼着在各种经济要求的纸条上签字。仅铁路局全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共签了63份工资福利协议，金额达3,050万元 。
　　干部让步、工人们得到了一些利益以后，就提出了更高、更多的经济要求。许多工厂和生产单位，人们无心工作，日夜包围着各级干部进行各种经济谈判。上海海港近6000人离开生产场所，致使1967年1月上旬的日装卸量从日常的9万吨下降到3.5万吨。其它单位也出现了生产下降的情况。
　　由于给这些造反者发放种种补贴，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的人群，最多的一天支出现金2800万元。由于提款数量大、单位多，上海各银行的现钞几乎被挤兑一空。
　　拿到各种补发款项的人们，马上购买久已渴望的商品。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中百一店1967年1月1日至8日的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了25.1%，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36.3%。1月8日早上，中百一店一开门，早已久候在店外的人潮一拥而进，300多人冲向缝纫机柜台，100多人冲向自行车柜台；手表是最热销的，甚至平常不大有人买的400至500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销售量更是成倍增长。许多商品脱销，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一些市民甚至抢购囤积煤球、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 。
　　本来岌岌可危的上海市委，实行“经济问题放松些”的指导思想以后，加速了自己的垮台。张春桥等敏锐地看到了对他们有利的时机，就鼓动坚持政治造反的“工总司”对经济造反者重拳出击。1月7日，工总司在国棉31厂召开会议，讨论经济主义风潮。王洪文提出必须制止，他要求工总司马上发传单。当夜，以工总司的名义发出了《紧急通令》的传单，呼吁工人不要脱离生产岗位，不要抢占住房，不要为工资造反，矛头要指向走资派。工总司要工人把领到的钱统统退回去。
　　1月8日下午，30多个造反组织在锦江饭店开会，讨论起草了制止经济主义风潮的《紧急通告》。朱永嘉将大家的发言归纳为十条，修改后定名为《紧急通告》，陈丕贤最后审定。1月9日，以“工总司”为首的32个造反组织署名的《紧急通告》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同时发表。
　　《紧急通告》指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工作岗位，成为“抓革命，促行产”的模范；动员到各地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和各单位工作人员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革，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立即作废，各单位发出的串连费由当权派签发者追回；除了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革经费、办公经费和其它正当开支以外，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一律冻结，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不准任何人强占公房，已入住者限一周内搬出。等。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32个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说：“ 《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号召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1月11日，毛泽东要求向全国广播《紧急通告》，《人民日报》转载并发编者按；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通知说：
　　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他们用各种经济收买的手段，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煽动一些群众要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质。他们煽动前几年下放到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回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强行到银行提款。地富反坏右分子也乘机妄图扰乱国家经济生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这个通知发布后上海的经济主义风潮还没有停息，1月17日，“上海支农工人回沪造反总司令部”组织六七万人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要求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他们说：“我们是老工人，不属于当年精简下放的范围，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不针对我们。”他们高喊：“一天不见，一天不散！”“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问题不解决，死也要死在人民广场！”“工总司”对他们软硬兼施，这些人终于屈服。在强大的“工总司”面前，他们还是弱势。
　　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声势，各地抓捕了一些搞经济主义的群众组织头头，解散了这些组织。经济主义风被压了下去。然而，广大劳动者对自身权利的要求是压不住的。到196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重申了关于工资、福利、奖金、附加工资、补贴以及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运动后期处理。
　　从这个文件看，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实际是国家利益和劳动者利益的博弈，国家要维持计划经济体制，只能用强力打压劳动者的合理诉求。但是，职工的合理诉求一直没有停止，内蒙古“石拐沟煤矿工潮”就是一例。1969年夏秋之交，矿务局革委会在清理过期档案时，发现一份文革前煤炭部下发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井下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4元）。这对于月薪只有40多元的工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乌兰夫当时以财政困难为理由，没有执行这个文件。消息传开，全矿五万多工人向革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补发这笔钱。由于数额太大，革委会不敢作主。于是，工人长时间的罢工。全矿工人十分团结，本来已分为两派的群众组织并肩作战。在数万工人的围攻下，矿革委会主任杨秀（领导干部）和副主任吕华（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签字，另一位副主任（军代表）不同意。最后，款提了，也分了，工人皆大欢喜。但是，好景不长。1969年12月19日，中央对内蒙全面军管以后，军管会对矿革委会突然袭击，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大礼堂，逮捕了杨秀和吕华，宣布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工潮的定性：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主义妖风，是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杨、吕二人判处死缓，补发给职工的工资再从工资中逐月扣回。
 

第十二章

“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上）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老红卫兵被打垮，“联动”分子被抓，大批干部被打倒、被批斗。“一月夺权”以后，各级官僚机构瘫痪了，党的组织活动停止了，造反派大乱天下。革命元老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开始抗争了。革命元老们的抗争，当时称为“二月逆流”。伴随着北京的“二月逆流”，全国各地的军政官僚们对造反派施行了新的一轮镇压，当时称为“二月镇反”。这一轮对造反派的镇压，从1967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夏天。

革命元老们的抗争
　　邱会作回忆说：当造反派斗争的矛头指向我们时，高级干部自发地起来反抗。有的通过“抓生产、抓业务”的方式来“压革命”；有的搞纯学术批判打“死老虎”；有的放手让群众乱，任其自流，自己作壁上观；有的组织劳动模范、党团骨干参加“四大”；大胆的就刁难造反学生，暗中记账，想日后整他们。我属于最后一种类型的人。
　　一批革命元老们对造反派不满意，对中央文革不满意，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叶剑英家里是元帅们的议论中心。同住西山的聂荣臻常去叶那里，住在外边的陈毅也常去。陈毅和叶剑英都是美食家，空军常从南方给叶带来一些穿山甲、果子狸、蛇和山龟，他们边吃边谈。不在军队工作的元老们也有一个议论中心，是在李富春家里。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和夫人蔡畅又是毛的朋友，元老们想通过李富春把他们的看法传到毛泽东那里。
　　这种不满发展为抗争：2月11日、2月16日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的抗争和中央军委会上的抗争。这些抗争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猛烈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
　　老帅和副总理们不是冒然地公开批评中央文革的，他们抓住了一个机会：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毛泽东的态度是捉摸不定、反复无常的。陶铸本来是毛泽东要打倒的，但他对陈伯达、江青在1967年1月4日接见中南地区群众会上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作法又不满意。12月10日，毛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毛在会上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指陈伯达）打倒一个常委（指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说了话，江青插了话。”毛还讲：“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在这个地方说，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但是，叶剑英向老帅们和其他人讲了，李富春向副总理们和其他人讲了。
　　毛批评中央文革，元老们很高兴。
　　那时，不管是哪种政治力量，都以毛的是非为是非，大家都知道毛是坚决搞文革的，即使要批评中央文革，也要看毛的脸色，也要利用毛创造的机会。这次毛批评中央文革了，反对中央文革的人认为机会来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大军区也受到冲击。1967年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会，商讨在军队里搞“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江青、陈伯达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指摘军队里的运动没有搞起来，总政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说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并责令肖华到当晚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叶剑英、聂荣臻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到大会作检查。周和叶一起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的保肖指示传达，军内造反派就连夜到肖华家抄家抓人。肖华从后门逃脱，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第二天，军委常委会继续召开。参加会议的军队高级将领们知道了毛保肖的态度，纷纷批评中央文革。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
　　江青也不示弱，追问肖华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拍案而起，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还批评中央文革：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的结果！说话间，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这就是后来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会后，叶剑英以召集人的身份向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他们攻击军队的说法全部向林说了出来，提出了要稳定军队的强烈要求。为了平息军人的愤怒，1月22日，毛接见了这些军头们，一方面要求军队站在左派一边，另一方面又捺着性子听军头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况，还表示赞成老帅们稳定军队的意见。林彪本来对中央文革批评军队有意见，看到毛的态度，就站到军头这一边，把江青叫到家中，对她大发脾气。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叶剑英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拍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聂荣臻对抓“联动”成员强烈不满，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参加者有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谢富治、陈伯达、康生、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个会议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质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张春桥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咧！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地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抓，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谭震林越说越激动；“我不该早年参加革命，我不该很早入党，不该活六十岁。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对谭说：“不要走，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陈毅还说：“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了吗？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陈毅还说：“现在搞的是什么革命？比当年王明还王明！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毅还提到延安整风，他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了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陈毅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年延安整风的积极分子刘少奇、彭真这一批人现在反毛泽东思想很起劲，现在搞文革的积极分子将来也会变。李先念说：“老干部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周恩来问陈伯达和康生：《红旗》13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吵到下午7点，周恩来宣布散会。这个会没有宣布开会，只宣布散会。
　　在会议中间，周恩来知道事情严重，他主持的会议，恐怕脱不了干系，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报告，毛派汪东兴来听会。
　　这就是以后说的“大闹怀仁堂”。
　　会后，王力、张春桥、姚文元作了追记，由王力执笔写成一个记录稿，经陈伯达、周恩来修改，周恩来作了几处补充，加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王力和关锋把周恩来、陈伯达修改后的记录稿交给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王广宇，让他誊清后找一个可靠的印刷工人排版、校对，印15份后马上拆版。王广宇对周恩来修改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时，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总理拍了桌子厉声说：“回来！坐下开会。”王力的原稿没有这句话，是周恩来自己加上的。记录稿后面署名的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追记”。当晚，王力给王广宇开列了一份分送记录稿的名单，大约十来位，有主席、林彪、总理和部分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江青、戚本禹。
　　看过原件的高文谦指出周恩来增加的内容是：在陈毅说总理在延安挨整的后面加上了“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还特别注明：“陈毅先挑拨康老，后挑周”。在陈毅明显针对林彪并影射毛的话后面加上“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宣布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告诉了江青会上的情况。江青说要立即告诉毛主席，晚上10点左右他们三人一起到毛那里。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下午发生的情况向毛汇报了一遍。汇报前面情况时，毛光笑，讲到陈毅发言时，毛脸色变了，不再笑了。
张春桥还汇报说，周恩来对《红旗》13期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毛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谭震林觉得在怀仁堂话没有说完，2月17日，他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骂中央文革，把江青比作武则天。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过的。许多高级干部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信中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心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的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16日晚上，江青带王力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上的情况，林彪只是听，没讲多少话，谈到徐向前，林说：“他不能代表解放军。”还说：“陈伯达是一个书生。”
　　在大闹怀仁堂以后，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除康生以外，文革小组其它人都没有参加。康生作了详细记录。毛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不够，就把王明、张国涛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儿来吧！”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周恩来劝毛不要这样生气，他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缓和了一下空气。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的“生活会”，还要他们三人“请假检讨”。康生回来后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毛还在会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２月19日，陈毅得知毛泽东的看法后，深感问题严重了，便连夜找了周恩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求见毛当面说清，但毛却回信说陈毅“历来犯错误”“改也难”等，暂不见。
　　元老们的抗争被说成“二月逆流”。毛泽东深知，要反击，必须稳住林彪。在毛召集会议大发雷霆的前一天晚上，毛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处谈话，一开始，毛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岗山，重新开始。”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劝毛保重身体。毛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今后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由你来参加，回去以后把会议情况向林彪同志汇报。”叶群的地位由此提高了。
　　毛泽东大发雷霆之后，让周恩来主持了“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会议从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对“二月逆流”的几位元老进行批判。在此期间，陈毅白天是作为中国外交部长进行外事活动，晚上挨批判。中央文革的人在会上发言十分激烈。康生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这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政变的预演，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这些元老搞的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几位元老一个个作了深刻检讨。
　　在内部批判几位革命元老的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向北京的学生造反派领袖人物谭厚兰、聂元梓、蒯大富等人透露了高层斗争的情况，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因此，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的大标语。一些地方的造反派也以反击“二月逆流”的名义，加剧了与支持保守派的军人对抗。
　　通过“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的批判，反对中央文革的老人被整得溃不成军。原来由周恩来主持的、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迫中断，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不买周恩来的帐，周恩来逆来顺受，江青权势大增，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说：“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
　　和那么多元老闹翻了，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毛泽东虽然强硬，但深谙一张一弛之道。1967年4月下旬，为了缓和一下与党内元老的关系，毛泽东亲自出面和他们谈话。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的意见，是老帅们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我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五一”节，周恩来乘毛泽东缓和之机，让这些元老上天安门亮相。周又怕这些元老又闹，就写了一封信：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位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的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丧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
　　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
　　　　　　　　　　　　　1967年5月5日。

　　正如周恩来所警告的，毛泽东并没有放过“二月逆流”这件事。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二月逆流”是一项议程，再一次对他们进行清算。这一点后面再作交待。

各地的“二月镇反”

　　北京的“二月逆流”是在会议室里对文革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全国各地的“二月逆流”则是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成都军区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称之为“二月镇反”。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是从二月开始的，一直持续到1967年4月1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后有所抑制，7月20日武汉事变被平息后才完全制止。
　　部队支左以后，一些受部队压制的群众组织冲击军队。为了稳定军队，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委八条”是各地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依据。关于“军委八条”，本书后面再介绍。
　　2月上旬，毛对如何处理部队受冲击的问题作了一个批示，大意是，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军队，但要处置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他们占了一楼，部队退到二楼；他们占了二楼，部队退到三楼。如果他们进一步抢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的右派骨干。林彪让他的秘书张云生把这个批示送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剑英立即向军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的批示。叶说，从这个批示看，主席对军队的稳定非常重视、非常关心。这样，军头们就得到了可以开枪的许可。当时毛心中的右派应当是保守派。但是从稳定军队这个角度来看，冲击军队的都是右派。
　　对造反派的镇压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反对文革的军政官僚和保守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施实的，这种类型的“二月镇反”的思想倾向是和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相通的。第二种情况是在革委成立前后，支左军队和一部分造反派镇压另一部分造反派。镇压的理由是这一部分造反派反对革委会（或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种类型的“二月镇反”和北京的“二月逆流”没有共同的思想倾向。
　　从1967年2月到5月，全国规模的镇反的惨烈程度超过了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反运动。不过，没有像五十年代那样枪杀七十多万人，而是投入监狱。在这几个月镇反中，全国抓了数以百万计的造反派，有的地方监狱装不下了，把寺庙改成监狱关人。
　　“镇压反革命”、维护军队稳定，是中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在群众组织冲击部队的情况下，军政官僚们在镇压群众时，都亮出了“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这两把“上方宝剑”。
　　下面介绍1967年二三月间几个地区镇压造反派的情况。（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