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八）

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中）

　　叶剑英说，这次会是把和领导干部叫到北京避一避造反派的锋芒，是一种保护，是林彪交待这么做的。叶剑英让与会者探望被造反派打伤后被营救出来的邱会作，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有些人当场围住叶剑英，让他向毛主席反映，中央文革有什么特权这么整老干部？！
　　俗话说：“可怜的人常有可恨之处”。邱会作差一点被造反派整死，值得同情。但群众整他也是有原因的。文革一开始，邱会作将总后政委李聚奎、副部长汤平、副政委李跃等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到1966年底，就批斗军以上的干部22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矛头就指向了邱会作。
1967年1月12日，总后政治部一些群众贴出了一张《灵魂何其丑也》等大字报，揭露邱会作的生活作风问题。在批判邱的会上，一位被邱会作从陆军总医院弄到他家当保姆的护士，泣不成声地控诉邱会作如何把她当泄欲工具的恶行，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邱会作的秘书吕玉润揭发邱要搞秋后算帐，说“反我的将来一个也不能要”，“文革完了要抓10万个右派”等等，又把反邱怒火引向高潮。1月12日在批斗邱会作时就实施了武斗，1月23日、24日，总后又连续召开大会批斗邱会作，对他进行了各种刑罚。会后，二医大的学生又把他关了起来。他妻子胡敏求叶群，林彪和陈伯达两人联名写了条子，二医大才把邱放了出来。
　　邱会作1967年3月底回总后重新主持工作，他提出抓“三个一小撮”，对整过他的人施行加倍报复。他对总后专案人员提出“三狠”的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 “应当狠斗（坚决地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以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待就审他）” “专案人员心里要狠，斗争要狠，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呀！手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原总后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因反对邱会作，给他施加了23种刑罚，身体致残，亲友中12人被株连，其中四人死亡。邱会作在总后机关炮制出大大小小的集团假案29个，如李（聚奎）饶（正锡）卢（南樵）反党集团35人；叛国外逃特务集团295人；“1·12武斗邱会作事件”181人；梁（冰）桑（仲林）反党集团43人等等，共有七八百人。为了搞专案，邱会作私设监狱七处，动用300名战士看管。在邱会作“三狠”方针下，总后整死、逼死143人。在总后，“一人反邱，全家遭殃”，邱会作让专案组上报“黑家属名单”，并指示要把这些家属管好，看好，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在总后系统，被邱会作“重点审查”的干部、群众3200多人，被株连的家属亲友数以万计。邱会作成为九大政治局委员以后，将总后系统中曾经反对过他的人进行组织处理：1005名干部送到工厂、养马场、农场、仓库长期关押、劳动和降级使用；3302名干部流放到宁夏贺兰山总后“五七”劳动学校劳动；4738名干部作了复员处理；147名干部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军委八条》是为了解决《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造成的乱相，对造反派的行为作了一些限制。关于“军委八条”的产生过程，吴法宪和邱会作都根据亲身经历写了回忆。
　　1967年１月下旬，由于军队领导机关受到冲击，一些军队领导人被揪斗，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和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林彪就口授秘书写下《军委命令》七条。在场的几位军队领导人都同意。但在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时江青和几位中央文革成员不同意。林彪就带徐向前见毛泽东，毛同意了七条，加了一条“加强对子女的教育”。显然，毛泽东加的这一条是针对高干子弟搞“联动”而言。这就成了八条。毛还在文件上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正式颁发了《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这个文件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1月29日，叶剑英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八条”，在讲话中既兴奋、又愤怒，说到“谁想把部队搞乱，绝不会有好下场！”时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致使右手掌边端骨折。
　　有了“军委八条”，中央军委决定对部队造反分子一律实行军纪制裁。内蒙古军区警卫营300多人集体到北京要求搞“四大”，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动用了相当的兵力把这300多人全部捉拿送到63军训练改造，然后，大部分遣散回家了。
　　各地军队领导人也利用“军委八条”镇压造反派，有的省军区向造反派群众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军委八条”成了“二月镇反”的政策依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然不会让这种镇压造反派的状况持续下去。
　　1967年4月1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7号）。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队提意见，或对本地区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文件强调“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文件要求军队“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在《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之后，在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的压力下，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十条命令》和4月1日的中发[67]117号的精神是一致的，是对“军委八条”的否定。强调“不准随便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毛泽东对《十条命令》的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十条命令》加上批判“二月逆流”，造反派又起来了。对《十条命令》军队里是有抵触的，陈再道坦言：“这还得了啊，又要来冲啊，又要搞乱啊”，他“不执行十条命令，不贯彻，不讨论。”
　　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军内外造反派占了上风。但军内保守派是不甘心的。当时由北京军区文工团“燎原战斗队”组织海军、空军、工程兵、二炮等军事单位的文工团联合起来排练节目，并数次在北京军区礼堂组织演出，和这几个单位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了，成为“老三军”派（也称“三军革命派”）。这一派拥护军委《八条命令》，支持党委工作，反对搞乱军队。在空军拥护吴法宪，在海军拥护李作鹏，在总后拥护邱会作。由此引起对立面观点也组织起来了，是军队内的造反派，称为“新三军”派，这一派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军委《十条命令》，得到了中央文革和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组织的支持。
　　从上面的介绍可知，军队对造反派的态度走了一个“之”字路：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了“紧急指示”，支持造反派；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军委八条”，镇压造反派；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支持造反派。
　　为什么走“之”字路呢？这源于毛泽东对军队的矛盾态度：既想让军队支持造反派，又想稳定军队。在这条“之”字路上，每向左拐一次，一大批领导干部受到打击；每向右拐一次，大批造反派受到镇压。
　　1967年4月初的这一次左拐，军队内的造反派“新三军”占上风；“老三军”处于劣势。造反派力量最强的是炮兵、军艺、后勤学院、海军、空军、北京军区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这些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各单位领导干部。军队领导人和“老三军”决心要把造反派占优势的形势翻过来。

“5·13事件”：美女转乾坤？

　　怎样扭转军内保守派的被动地位？一位美女起了重要作用。这位美女名叫刘素媛。
　　刘素媛，空政文工团歌剧演员。她1958年入中南海伴舞，时年18岁，从此与毛泽东结下了特殊关系。由于她可以经常到中海和毛泽东跳舞，有机会和毛泽东说话。当时，空政文工团分两派，一派是保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的，另一派立场相反。刘素媛是保守派，她这一派只剩下５个人，常受另一派的围攻。刘素媛找毛泽东哭诉，并向毛摸底：“对吴法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回答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能打倒。”于是，她这一派就坚定地保吴法宪了。有了毛的态度，空政文工团形势急转直下，刘素媛这一派一下子成了多数派，刘素媛成了这一派的头头，人称“刘司令”。 空政文工团了就成了“老三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刘素媛对毛说：为庆祝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部队各文工团想搞联合演出。毛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告诉叶群支持演出。林彪得知这事后反复掂量：主席是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主席对打击造反派不高兴，但他还是要军队。林彪看到这是一个支持保守派从而稳定军队的机会。他让叶群马上约见刘素媛等人，支持“老三军”联合演出。叶群对刘素媛等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冲击。”
　　“老三军”搞演出，“新三军”当然不高兴。他们不知道是毛泽东支持“老三军”的演出，就组织队伍冲击演出会场。5月13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为了保护演出，防止“新三军”冲击，肖劲光、王宏坤、余立金、曹里怀、李天焕、吴烈、熊伯涛、付崇碧等海、陆、空高级军事将领，聚集在小剧场东侧小楼，由卫戍区调两个连来制止武斗。李作鹏回忆说，由于有军队保护，“新三军”最终没有冲进去，一场不太严重的武斗几十人受伤。“老三军”演出成功。 而“新三军”的一位进入现场的人回忆说，“新三军”冲上了舞台，“舞台上已经是我们的人在挥舞占领中央高地的大旗；乐池里空无一人，一些大型乐器胡乱丢弃在那里……”后“老三军派已经调集大批人马将我们反围困在剧场里面，如果不立即冲破包围圈，我们就出不去了。于是，我们就赶紧聚集人马冲了出来。”接着听到广播:“林副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冲击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办让我们撤走。现场的大专院校主要组织现在都要撤了。”冲派和造反派学生撤出来以后，“老三军”重整旗鼓演出。
　　“老三军”和“新三军”在展览馆激战时，刘素媛在毛处。刘对毛说：“革命派胜利了。”毛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儿造反派还会翻过来。”邱会作说：“毛是支持刘素媛的，幸亏刘是革命派，如果刘是造反派，毛也会支持她。”
　　老三军演出时，周恩来、陈伯达、肖华、张秀川等人在大会堂。肖华认为最好是两派联合演出，任何一派单独演出、把另一派拒之门外，难免发生武斗。周不知道毛、林的态度，还在人大会堂做两派头头的工作，希望能能够联合演出。刘素媛赶到人大会堂，告诉总理，毛主席是支持她们的。总理得知毛的态度以后，立即告诉造反派不要冲击演出会场了。当时人大会堂很乱，总理就站在椅上高喊：“不要冲演出会场，再冲就冲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周还让陈伯达、肖华到演出现场制止冲击。
　　一位小小的女演员，凭靠她的美色，能够自由行走于中南海、人大会堂这样的政治核心场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对她惟命是从，这是皇权专制的时候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形，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下却出现了！
　　“三军革命派”演出成功以后，又大造声势。5月14日在北京全城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还组织游行示威庆祝。5月16日，他们召开庆祝演出成功的大会，中央文革也不得不派戚本禹来发表支持的讲话。
　　５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搭起临时舞台，进行了长时间演出。６月９日，又在人大会堂小礼堂演出，中央领导人都来观看，并上台和演员合影，给“老三军”撑腰。
“5·13”演出以后，军事官僚们对军队内造反派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军队内的造反派纷纷瓦解。从此，军队干部认为，打击造反派，稳定军队才是拥护毛主席。黄永胜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对军队内部的各大单位，凡是造反派力量强的，都从组织上进行了调整。不便调整的，就用特殊办法处理。例如，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是上海一月风暴造反夺权的主要单位之一，上海是造反派的天下，是没有办法进行组织调整的，于是，军委办事组就以“换防”名义把这所学校迁到了西安，然后在西安进行调整。
　　所谓调整，就是对造反派进行清洗和打击。黄、吴、李、邱压垮了军内造反派，保持了部队的稳定，也强化军委办事组的权力。“5·13”事件成就了林彪、黄、吴、李、邱，从而形成了后来说的“林彪集团”。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老三军”打败“新三军”的原因：在全面夺权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大军区在支左中都支持了“保守组织”，因而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住北京军内局势。通过稳定北京军内局势，达到稳定全军局势的目的；通过稳定全军局势，达到稳定全国的目的。1967年5月13日起实行这个决策。5月13日以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消灭了它的对立面（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从此，解放军的总政、总后、空军海军先后被吴、李、邱掌握。北京军内局势很快稳定下来。黄、吴、李、邱把持的、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代替了军委常委，全面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陆、海、空三军都在他们控制之下。有军事实力的林彪集团由此形成。
　　王年一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应该包括毛，而且以毛为核心。毛既然有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稳住北京军内局势“秘而不宣的决策”，那么，刘素媛的要求毛支持她这一派，肯定是符合这个决策的。毛并不是因为和她有特殊关系才支持她所在的保守派。刘素媛只不过是毛拨弄的一个棋子，通过支持她来实施这个决策。冲派一位头头事后察觉到，“毛泽东事先就知道三军要联合演出并且对立面要冲击的消息，然后再指示女文工团员去找叶群。”
　　毛这样做，显然是执行“秘而不宣的决策”。美女转乾坤是表面现象。

“三支两军”：军队全面主导文革

　　1967年1月，安徽省造反派夺省委书记李葆华的权，为此召开万人大会，要求军队警卫会场，南京军区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请示。1967年１月21日，毛泽东在南京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林彪同志：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有真正革命派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接到毛的这个批示后，林彪立即行动，第二天，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发［67］27号）。
中发［67］27号文件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文件规定：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二，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援助他们，军队应当派出部队去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不当保护“走资派”和保护“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五，全军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进行对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一指示传达到解放军每一个战士。
　　中发［67］27号文件显然是让军队为各地造反派夺权保驾护航。这个文件看起来旗帜鲜明，但是，对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什么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什么是“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都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些模糊不定的概念为军队“支左”还是“支保”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而且，造反派和保守派都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都要求军队支援自己镇压对方。群众已经分为不同的派别组织，支左就是支派。无论支持哪一派，都会引起另一派对军队不满，都会加剧群众组织间的对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３月19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就是“三支两军”，其核心是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是维持社会稳定。这个决定指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 “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
　　从此，“三支两军”成了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从1967年2月开始，到1969年底，解放军先后派出280万指战员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全国实行军管的省有9个，实行军管的大城市有25个，几十个专区和数以百计的县实行全面军管。那些没有实行全面军管的省、市、县，也都实行了部分军管。县级以上的革委会军人担任主任的达80％以上，其中，云南和湖北达97％。 一些中央部委实行军管，如，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实行了军管。
　　“三支两军”以后，军队成了文革的主导力量。当时军队的任务是：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保证夺权和社会稳定，推进革委会的成立，军队干部参加“三结合”和革委会。
　　军队本来是秩序的化身，军队是靠纪律和秩序维持战斗力，“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看到不服从的造反派从心里就反感。让军队支持破坏秩序的造反派，是勉为其难的事。毛泽东让造反派“火烧”官僚集团，而军队里的高层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而且是官僚集团中最核心、最腐败的一部分。他们怎么会支持造反派呢？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军队里的高级将领，大多数人对造反派是不满的。叶剑英、陈毅等几位元帅，以及在文革中主持“三支两军”的军委办事组的几位成员都持保守态度的。其中，在军委办事组中具体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邱会作，文革初期镇压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以后，造反派对他施行报复，差一点被打死。他对造反派怀着刻骨的仇恨。所以，让军队“支左”，势必“支保”。在文革中除了从外地新调入驻地的21军（军长胡炜，1967年2月把21军从山西调进陕西）、38军（1967年2月从吉林调河北），12军（军长德生，1967年8月从江苏调安徽），等部队以外，几乎都是反对造反派的。特别是省军区管辖的地方部队，和驻地官僚有着密切的关系，镇压造反派的更为普遍。
　　山东左派是王效禹，是山东省革委会主任，青岛市左派杨葆华是青岛市革委会主任。北海舰队和驻徐州和连云港地区的68军却不支持这两位造反派。
　　在广西，开始支左部队是6984部队，他们是支持“4·22”这一派，后来6984部队要调走，“4·22”哭着挽留，当然留不住。6984部队一走，“4·22”一派大批人惨遭屠杀。
　　新疆造反派要打倒王恩茂，但新疆保守派和造反派力是旗鼓相当，僵持不下，周恩来就把新疆的党委、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请到北京开会，一谈就是几十天。军委办事组维护王恩茂、丁盛一派，周恩来知道完全支持王恩茂在中央文革那里通不过，就请出赛福鼎出来主政，实行了两派联合，赛福鼎是听王恩茂的。军委办事组又从湖南军区把龙书金调到新疆，任军区司令员和革委会主任。“9·13”事件龙书金垮了台，新疆乱了一阵，粉碎“四人帮”以后，王恩茂又回新疆主政。
四川是造反派力量较强的一个省。刘结庭、张西挺是两位造反的老干部，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不支持刘结庭、张西挺，但军区政委张国华比较接近造反派。司令员和政委态度不一致。为了加强压制造反派的力量，军委办事组调炮兵政委陈仁琪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9·13”以后，梁兴初、陈仁琪被定为“上了林彪賊船”，四川又开始混乱。1975年赵紫阳从广东调入四川任省委书记。
　　军队支左一开始，就暴露了军事官僚的本质，很多地方发生军队镇压甚到屠杀造反派群众的惨案。这些惨案构成了文革中最为血腥的一部分。
　　毛泽东及时对执行支左任务的军队加以引导。21军进入陕西以后，就把西安交大造反派领袖李世英请到军队，奉为上宾，听取他的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中央文革编的　1967年4月21日的《快报》1940号上登了此事，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材料印发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用此种做法。”军长胡炜一时成了支左明星。
　　叶剑英因青海“2·23”事件遭到责难，杨成武主持军委办事组时，就在军队和中央文革之间“踩钢丝”。军委办事组从全军挑选支左干部，邱会具体负责支左干部的选派工作。由于军队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很难找，周恩来急着要人。有一次，周到京西宾馆，邱和吴法宪正在打羽毛球，周悄悄走到邱身后揪着邱的耳朵，开玩笑地说：“你给不给我派人来？”邱会作说：“给给给，一会开会，把名单给你，你看中谁就给谁！”
　　军事官僚是官僚集团的重要部分，毛希望依靠军事官僚支持造反派，从而实现整治官僚集团的目的，这本来就是一个悖论。毛对军事官僚集团采取矛盾的态度：批评他们抵制文革的行为，却保护他们，让他们免受冲击。批评是虚的，而保护是实的。官僚集团和文革集团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随着秩序的恢复，文革势力不断消弱，军事官僚集团的力量不断坐大，最终必然造成军事官僚集团和毛泽东的冲突。其结果两败俱伤：以林彪为首的军事官僚集团覆灭，毛泽东的身心和他的文革受到重创。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共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提出：“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此后，持续了五年多的“三支两军”工作随之结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