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人」的意義

Wong Wing v. United States (1896)

 

　　王文、李勃、李又同和張華東（音譯）四位來自中國的華人，1892年7月的時候，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城，先後被當地的警官在街上查問，沒有居留證，被警官拘捕，送到移民官署。移民官當即命令將他們驅逐出境，他同時命令先將他們送進監獄，服刑六十天，並被強制從事「苦役」（Hard labor）。四位華人不服，申請「人身保釋令」，請求聯邦法官下令釋放他們。

　　聯邦法官隨即命令移民官，帶他們到法庭，接受訊問。法官問明他們的身份後，當庭裁決，移民官的行為沒有問題，押他們回監獄去服刑。王文等四人，不服地方法官的裁決，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他們主張，警官拘捕他們，移民官判他們服苦役，以及法官支持移民官的決定，都違反了憲法，因為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非經正當程序，政府不得剝奪人民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又規定，刑事程序必須由大陪審團起訴，在法庭中、陪審團前，公開審判。第八修正案又規定，政府不得對人民施加「殘酷而異常的刑罰（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最高法院於1896年4月12日開庭聽證，5月18日宣判。

　　法院判移民官、下級法官都不對；四位華人都被非法監禁。判詞表示，根據「基理法案」（1892），政府可以驅逐非法移民，但移民法規並沒有授權政府，將非法移民判刑，又強迫他們接受「苦役」。「如果苦役不是刑罰（punishment），難道只有死刑才算是刑罰嗎？」法官問。

　　最高法院又說：「憲法的文字，指『任何人』和『人』（person），表示憲法的保護，不限於公民，而及於所有的人；凡是『人』（human being），只要在憲法管轄之下，都受到保護，包括在轄區內的華人。」

　　法院重申這時的法律規定，對外國人出入境的管理，由移民官全權決定，如有不服，可向其上級的行政官上訴，法院不應該干涉。「國會有概括的權力（plenary power）制定法律處理移民的問題，不受『司法審核』的限制。」所以本案中，地方法官尊重移民官，將他們驅逐出境的決定，是正確的。……然而本案引起更複雜的問題：那就是，「即令國會有全權處理移民的問題，行政官員在執行移民法規的過程中，不可違反憲法對人民的保障，因為在管轄之下的外國人，也是被保護的人。……『正當程序』要求根據證據起訴犯罪，在法庭內由陪審團公開審判，法院才可以對被判罪的人（convicted）科加刑罰。」

　　在判詞中，法官援引「李益世案」（Yick Wo v. Hopkins）為有拘束力的前例。「我們認為，地方官員沒有權力對這幾位華人處徒刑和苦役。」

　　上訴期間，王文等四位華人交保在外候傳，留在底特律城四年。判決下來後不久，移民官署快快地將他們驅逐出境。他們贏了訴訟，也為華人爭取了保障，但逃避被驅逐出境的命運，得到的好處有限。

　　本案是Wong Wing v. United States, 163 U.S. 228 (1896)。這個時期（十九世紀末期），最高法院已經不願「審核」移民問題，幾乎全盤讓行政官署去管理。但超出移民入境和出境問題的範圍之外，如果涉及憲法的解釋和執行，最高法院仍然是終極的權威。

　　確定華人也是被保護的「人」，政府對他們同樣地必須遵循「正當程序」，這是重要的判決。

 

第二十二章　教育平等

Tape v. Hurley (1885)

 

　　二十二歲的約瑟夫‧鄧（Joseph Tape音譯），是位從中國到美國經商的華人男子，居住在舊金山。他一面經商，一面協助中國駐舊金山的領事館，替中國官員傳譯。約瑟夫的太太名叫瑪麗，也是華人移民，是位業餘畫家。兩人育有子女三人，兩女一男。夫婦都會英語，與洋人相處融洽。

　　1884年，約瑟夫的長女曼咪（Mami）八歲，照加州的規範，學童應該入學接受義務教育，於是約瑟夫和瑪麗，便送女兒曼咪到地區的公立小學註冊。

　　根據加州教育局的規定，「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s）必須（shall）接受所有的及齡兒童（all children）為學生，提供教育，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不料學校的校長不准曼咪註冊，告訴他們，校董會有決議，公立學校不接受「華人或蒙古種」的小孩入學。

　　約瑟夫向校董會抗議，會長名叫霍利（Hurley），他回答：「加州的議會早已授權給校董會，不接受華人或蒙古種的孩子入學，曼咪的父母即是來自中國的華人」，儘管曼咪出生於舊金山，仍然不得進入公立學校讀書。

　　約瑟夫到加州地方法院去控告霍利，要求加州法院下命令（Writ of Mandamus）叫校董會立刻准許曼咪入學。

　　法院開庭聽證之後，裁決約瑟夫敗訴，認為校董會有權決定學生入學，法官拒絕命令學校接受曼咪入學。約瑟夫不服上訴到加州最高法院。

　　第二年（1885）3月，加州最高法院在開庭之後，宣示它的判決。法官查閱加州法律的歷史，發現在立法過程中，有一段插曲。原來的立法草案，曾寫道：「公立學校必須接受所有及齡的白人兒童入學……」但辯論過程中，歷經各種修正的提議，最終的正式法案刪除（或遺漏）「白人」（White）這個字。

　　校董會的代表，主張那是偶然，無意識的錯誤。議會的原意，本來就是限制於「白人」，何況校董會有全權補充法律文字的疏漏。

　　法官不以為然。「法律使用的文字，每一個字都有意義；立法過程中，刪除一個字，必定是立法者的故意，而不是偶然疏失。」刪除便是淘汰，所以當現存的法律規定「所有的兒童」，便指所有的兒童，而不限於白人兒童。

　　至於校董會的權力，法官指出，行政權的行使，不可違反加州的法律和美國憲法。如果將這一道法律擴張到禁止華人兒童入學，便使它違反了美國憲法保障的平等權。

　　3月間接到法院的判決後，校董們和一批家長便向加州議會「游說」，幾個月後，議會通過法案，授權州政府和校董會，另外設立一所學校，專門容納華人的小孩。新學校名為「東方公立學校」（Oriental Public School），達到了不讓華人兒童進入一般公立學校的目的。

　　當年秋天，曼咪註冊進入新成立的「東方公立學校」讀書。其後，她的妹妹和弟弟也就讀「東方公立學校」。

　　東方公立學校存在了幾乎一百年，教育四代的華人子弟。

　　「分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政策，將非裔黑人從社會各階級排斥和隔離，令他們接受劣等教育，居住於貧窮社區，以致難以出頭或生存。

　　但把華人的子女，與白人分隔，儘管是「分而平等」的現象，卻沒有達到歧視的結果。因為華人把「東方公立學校」辦成高品質的學校，雇請優良的老師；更重要的是，學生們品質優良，勤奮用功，使「東方公立學校」成為優秀的學校。許多家長甚至寧願孩子們就讀這所學校。

　　「分而平等」的國家規範，到1954年才被終止。

　　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宣佈「分而平等」違反憲法保障的平等權，從此以後，「隔離便是不平等」。一瞬間，黑白分校變成不合法的歷史現象。全國的公立學校從此以後，開始逐步合校。

    在新的法律和文化運動之下，華人怎樣反應？

　　重劃校區達成黑白合校的判決，由各地的聯邦法院負責監督執行。十七年之後，1971年，加州才逐步實施。舊金山的校董委員會（School Board）向聯邦地方法院提出合校計劃，法官省察後批准。計劃預定將華人社區的「東方」學校，與同地區其他公立學校合作。

　　許多家長竭力反對。黑白合校向來是白人家長最反對的政策，因為他們鄙視非裔黑人，這是多數歧視少數的現象。華人也是少數族裔，照理應該贊成合校制度，以避免多數歧視少數現象的持續。然而華人家長卻激烈反對合校。他們既不願自己的孩子與黑人同學，也不願他們與白人同學。他們想維持「東方」學校的傳統，儘管它是早年歧視華人的產品。

　　李桂皇（Guey Heung Lee）是舊金山居民，他的男孩正在東方學校讀書。知悉州政府即將執行「合校」計劃，而且聯邦法院已經批准這個計劃，他立刻提出訴狀，要求法官立刻撤銷他的批准。

　　法官當然不肯，便駁回李桂皇的要求。於是李桂皇便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請求推翻地方法官的判決。

　　1971年8月25日，最高法院宣判。判詞中指出，「布朗案並非專指黑人，它涵蓋所有的少數族裔，包括華人的子弟。……當年將華裔兒童集中在專設的東方學校，乃是不准他們進入一般公立學校，是歧視的結果。分校乃是『法律的歧視』（De Jure Discrimination）。……所以聯邦地方法官批准舊金山全盤合校的計劃，是正確的決定。」

　　本案是Guey Heung v. Johnson, 404 U.S. 215 (1971)。

　　華人面對公共教育制度廢除人種歧視的政策的反應，繼續漫延。

　　加州政府在執行合校的過程，把東方學校中兩千四百名學童，安插到普通公立學校中去讀書。可是其中的一千八百位學童，不熟悉英文，無法適應英語教學的公立學校。學校提供英語補習課程，但只能輔助一千名學童，其餘八百名學生，沒有補習的機會，無法跟隨課堂的進展。其中一群學生由一位家長代表出面（肯尼劉Kinney Lau），向州政府抗議。

　　他們主張加州公立學校歧視不熟悉英語的華人學生，違反了憲法保障的平等權。要求聯邦法院干涉。聯邦地方法院接受他的訴狀。

　　開庭時，法官問原告學生們，他們要求怎樣的解決方法。原告們沒有主張。於是法官裁決他們敗訴。法官認為，學校接受不同背景和能力的學生，提供他們校園、設備、老師和課業，讓他們有平等的機會學習，沒有歧視華人學生的意圖，所以沒有違憲。

　　學生們不服，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1974年1月中旬，最高法院決定撤銷原判，判決學生們勝訴。判詞中說：「提供平等的設備而不給平等的機會，便是典型的歧視（a classic case of discrimination）。」法官指出，加州的法律規定公立學校必須以英語為主，把不會英語的學生放在課堂中，「對他們是無意義的經驗。」法官又寫道：「我們不必談憲法的平等權……僅看民權法案，便知道加州的學制違反了民權法案……。」

　　原來國會在1964年制訂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其中規定，凡接受聯邦政府撥款資助的地方政府，不准人種或國源（National Origin）歧視。法官認為，華人的家庭，都是納稅人，公立學校的運作靠州政府收取的稅金，所以公立學校不可歧視不熟悉英語的華人學生。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將案件發回地方法院去想辦法。

    本案是Lau v. Nichols, 414 U.S. 563 (1974)。

　　「劉」案的影響很大，非法的歧視的行為不必證明有歧視的故意，這是判例。其次，本案判決的結果，加州政府不得不撥款，在各所公立學校設立雙語課程。因為是最高法院的判決，其他各州也陸續設立雙語課程，對於未來新移民的子女，有重要的影響。

第二十三章　地方政府的權力

Jew Ho v. Williamson (1900)  

 

　　四十多歲的焦浩（音譯），住在舊金山多年，成年後接掌父親經營的雜貨店，店面在樓下，他和家眷住在簡陃的二樓。店舖在史托頓街六百二十號（620 Stockton Street）。這條街有許多商店，大都由華人開設，但其中也有白人擁有的店舖。史托頓街在「唐人街」（China Town）當中，附近居民眾多，平日外來的遊客也不少。焦浩的顧客大多是住在附近的華人。他經常出入在街坊以外，採買貨品，有時要遠行到城市其他區域或城外去辦貨。

　　1900年6月初，焦浩發現雜貨店中竟然沒有顧客；不但如此，街上也沒有行人。有一天下午，二位警察和一位穿便衣的男子，來到雜貨店，在店門張貼佈告，並且進入店內四處查看和灑藥水。那位便衣男子出示證件，是市政府衛生局的官員，告訴焦浩，六十天之內不准上街。如要離開這條街，必須先到街頭剛設立的衛生站去注射預防針。「因為這個區域內出現了鼠疫，現在已被封閉（Quarantine），避免疫病漫延。」官員告訴他。

　　焦浩又吃驚又擔心。前幾天聽說有人死在街上，但發生在幾條街之外。焦浩常聽說有人去世的傳聞，認為生老病死，在人多的鄰里，不很稀奇。令他擔心的是雜貨店的生意。六十天之內，必定一落千丈，無法生存。

　　街坊的相識，都遭遇同樣的困難。有人主張向市政府抗議，有人主張接受禁令，也有人主張到法院去聲訴。

　　原來在五月間，舊金山市的街上，發現九具死屍。其中兩個死者，淋巴腺腫大，法醫驗屍，懷疑是鼠疫，通知市政府衛生局，由一位細菌專家複驗，發現「耶爾森氏菌」（Yersinia Pestis）。中世紀時歐洲曾發生「黑死病魔」（Bubonic Plague）；十四世紀時中國南方也傳出鼠疫，殺死百萬人。

　　市政委員會和市長在驚恐之下，頒發緊急命令，採取防疫措施。5月30日行政命令，立刻將「中國城」的十二條街道的區域，劃為禁區。區內的居民一概不准出入；要離開的人，必須先到臨時設置的衛生站去登記和注射預防針。同時，指派129名警察執行任務，警察和衛生局官員將沿家去檢疫。

這一道行政法規，即將影響一萬兩千位華人和另一些在區內做生意的白人。

　　眼看自己辛苦經營的商店立刻就面臨關門的危機，焦浩決定向聯邦地方法院聲訴，要求法官下令禁止市政府執行這道法規。採取行動之前，焦浩先觀察官方執行檢疫的行動，發現許多問題。華人中也有細菌專家，他們懷疑不是鼠疫。此外，官方的作為，好像在專門對付華人。他收集許多證據，列舉在訴訟中。於6月13日提送給法院。

　　聯邦法官的反應很快，兩天之內（6月15）就開庭，傳喚原告焦浩，和被告舊金山市長威廉森（Williamson），命令市政府說明理由（show cause），為何法官不能答應原告的要求禁止執行這一道法規。

　　在庭訊中，兩方各提辯論，法官仔細聆聽並發問之後，當庭作出判決。

　　和國家一樣，各州在其境內有廣泛的權力，保護和服務境內的人民。例如治安、衛生、福利、交通、和商業。這稱為各州的「警察權」（Police Power）。警察權幾乎是無所不及的，規範人民的生活。但它不是無限制的。警察權的限制，是「必要」（necessity），社會上發生問題，政府必須反應和處理，設法解決問題。解決的方法必須針對問題，也就是採取「必要」的行動。在「必要」的範圍內，是正當的；超越「必要」的範圍，就有問題。而決定「警察權」的執行是否「必要」，政府官員必須留意，最終由法院審核（judicial review）決定是不是正當合法。

　　聯邦法官認為，那九位死者並非顯示同樣的病徵，並不一定死於同樣的病源。其中兩人雖有鼠疫的部份徵象，並不能確定是鼠疫。所以大量檢疫，不一定是必要而正當的反應。

　　其次，在檢疫過程中，官員挨家挨戶去檢查居民，卻只挑選華人，而不檢查白人的處所。「鼠疫並不是中國人專有的疾病，」法官說。同時，警察容許白人自由出入禁區，卻限制華人的行動。劃定十二條街坊，禁止一萬多位居民活動，超過了「必要」的範圍，逾越了警察權的行使範圍。

　　更進一步，執行禁令時，厚此薄彼，專門針對華人，違反了憲法保護的平等權。

　　在判詞中法官援引許多最高法院和其他許多州法院的判例，尤其重視兩項判決：「李益世案」和「龍財案」（見本書第十章和第四章），並引最高法院在「龍財案」的一段話：「警察權只能源於絕對的必要，而不可超越必要的範圍。」（「Such a right can only arise from a vital necessity and cannot be carried beyond the scope of that necessity.」Chy Lung v. Freeman, 92 U.S. 275 (1875)。）

　　法官當庭下令撤銷市政府的行政指令，並宣佈它違反憲法而將它廢除。舊金山市政府知難而退，沒有上訴。

　　焦浩和其他一萬多位華人，得以恢復他們的生計。

　　這是解釋地方政府的「警察權」最清楚的一宗判例。

　　本案是Jew Ho v. Williamson, 103 F. 10 (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