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十）

　　毛泽东本来设想，通过“天下大乱”摧毁旧的政权之后，建立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军代表“三结合”的“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新生的革命政权”的领导下搞“斗、批、改”，通过这个途径走向“天下大治”。他估计三年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但是，现实比毛泽东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实现“大治”的过程极其艰难复杂。

建立革委会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面临两个难题。
　　一是军政官僚集团的抵制。从表面看，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官僚们唯恐紧跟而不及。但是，从深层看，文革触及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抵制。1966年表现为建立官办红卫兵，派工作组抓右派，镇压群众；1967年军队介入后，除了“镇反”以外，支持保守派、或在造反派中支持一派、压制一派。
　　二是无法无天的造反派违反“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当时官方把造反派的这种行为称为“派性”。如果没有明确而严格的法律约束，全面放开结社自由，其结果必然是群众组织山头林立、各行其是。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权威，以为他自己支持的造反派能够“令行禁止”，实际上，他的“最高指示”群众组织也是拿来为我所用。
　　对第一个难题，毛泽东从原则上是不让步的，但在策略上有进有退，有刚有柔。他对搞“二月逆流”的革命元老就是这个态度：在对文革的问题上不让步，对具体个人则尽可能采取团结的方针。毛的进与退、刚与柔，也是他对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无奈之举，他要改造官僚，又离不开官僚。他要把官僚机器送进修理厂，但还得让这部处于修理状态的机器继续运行。
　　毛泽东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干部，都打倒了谁支撑这个政权？但他希望对干部要“烧一下，不要烧焦”，就是让所有的干部都接受一次群众批判的洗礼。在1966年全国性的“炮轰”、“火烧”的高潮中，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遭到攻击。进入建立新政权的阶段，就得把“烧了一下”的干部解放出来，让他们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强调：“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于是就让干部“亮相”。什么叫“亮相”？就是从思想路线上作出深刻的检查，表明自己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从而取得群众组织的谅解和信任，还要表明站在哪一个群众组织一边，即“站队”。当然要站在造反派这一边。但是，造反派分裂成不同的组织，干部“站队”就很难。所谓“革命领导干部”，除了毛和中央文革“钦定”的以外，各派有各派的结合对象；这一派支持的另一派要打倒；另一派支持的这一派要打倒。
　　对于群众组织，毛开始是毫不含糊地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1966年冬到1967年初，省委第一书记被中央定为走资派的地方、或者中央没有明确表态要保护的省委领导的地方，保守派都垮台了。中央明确表态保护的领导人所管辖地区（如广西），保守派没有垮台。在“二月逆流”以后，有些地方已经垮台的保守派又在军队的支持下恢复了（如武汉）。1967年夏，中共中央对武汉“7·20”事件的表态旗帜鲜明，“百万雄师”顷刻垮台，各地的保守组织也大多随之垮台。但武汉“7·20”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保守派“百万雄师”的势力那么大，从而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此时，毛泽东对造反派出现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提出“武装左派”，另一方面提出“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
　　1967年7月18日晚，毛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的谈话中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7月21日，江青就在北京讲造反派要“文攻武卫”。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搞第二武装。毛在信中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革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左派。 “武装左派”的口号提出来以后，全国武斗从拳头、棍棒升级为真枪实弹。1967年8月上旬，南京、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武斗。
　　这里说的武斗是指群众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不是指在批判会上对被批判者拳打脚踢，也不是指掌权者对无权者的屠杀。武斗开始发生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以后是造反派不同派别间的武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生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早期武斗是用冷兵器，后来发展到真枪真炮。群众组织手中有多少枪？据不完全统计，到1969年9月，被抢夺的各种枪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抢夺的各种火炮10,266门，收回火炮14,828门；被抢夺的各种枪弹44,217万发，收回枪弹34,004万发；被抢夺的各种炮弹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被抢夺的手榴弹2719,545枚，收回手榴弹2734,381枚。收回的数字大于抢去的数字，是因为抢的数字中没有统计从军工厂中流失的武器。群众组织是怎样得到这么多枪？当时说是抢的。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能到武装的军队里抢到枪？还是毛泽东说得坦率，是部队送的。毛泽东要求“武装左派”。谁是左派？这就由军队作主了。军队支左，大部分支持了保守派，枪当然送给自己支持的一派。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矛盾、保守派与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中不同派别的矛盾都更加激烈。军队介入以后，文革从口水战、棍棒战发展为枪炮战。
从武汉“7·20”事件中，毛泽东看到压制军人的危险性，就在军队和造反派二者之间搞平衡，天平倾向了军队。先是批判与“5·16”通知中相近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 ；不久，抛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中央文革小组中激进的、但没有实力的人物。毛泽东这些玩平衡的举动，为支持保守派的军队和保守力量鼓了劲，各地造成了新的反复。
　　为了恢复秩序，对桀骜不驯的造反派红卫兵采取的措施先是停止串连，由解放军对他们搞军训，接着是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送进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到1968年7月底，工宣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
　　最麻烦的是工人造反组织。
　　毛泽东用“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来解决群众组织的问题。他要求：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前提下夺权。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夺权，中央不承认。但是，各个山头的联合，有“以谁为主”的问题，即权力分配问题。各个造反组织坚持己见，互不相让，武斗不止。当时称之为“派性斗争”。196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强调“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造反派各山头争夺主导权的时候，军队、行政官员也介入其中，增加了“大联合，三结合”的复杂性。
　　在文革中的对毛的任何一个指示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或者有意将毛的指示为我所用，使运动不按毛的战略部署发展。“围剿派性”也逃不出为我所用的陷阱。军政官僚们用整“派性”来打压造反派，中央文革针锋相对地提出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认为“无产阶级的派性”是必要的。对“派性”的为我所用，使得“派性斗争”愈演愈烈。
　　当时中央还有相当的权威，各地矛盾难以在当地解决，就是让那些省份“军、干、群”各方人物集中到北京来，找个宾馆住下来办“学习班”。参加学习班队伍庞大，有的省一两千人；学习班的时间很长，通常是一两个月，最长的达8个月。在“学习班”上，关起门来谈情况、论是非、讲条件。学习班上吵一阵，有点进展，中央领导接见一次，讲一次活；再吵一阵，有进展，中央领导人再接见一次，讲一次话。有的地方学习班要接见五六次、八九次，才能达成“大联合、三结合”的协议。显然，这样的协议是折衷的、“和稀泥”的、和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目标大相径庭。学习班基本是周恩来起主导作用，九大以前，中央文革的人都参加，“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参加。有的地方连“稀泥”也和不了，就实行军管。
　　文革到了1968年，“天下大乱”快三年了，毛急切地希望各省成立革委会。这时，他们不管这个“新政权”是否符合巴黎公社原则，没有一个省、市革委会是按巴黎公社原则选出来的；也不管“新政权”的作为，“捡到筐里就是菜”，不管周恩来“和”出什么样的“稀泥”，毛泽东也只得接受。
　　就造反派和军政官僚集团的关系而言，各地大体有如下的经历：群众造官僚集团的反，官僚集团镇压造反者（1966年6月初到7月底）——毛泽东为被镇压的群众平反，官僚集团软抵制，造反派和官僚集团之间博弈（1966年7月底到10月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取得主动权，各地官僚政权瘫痪（1966年10月初到1967年初）——夺权，造反派分裂为不同的山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混乱（1967年1月到2月下旬到以后两年）——军方镇压反革命，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大批造反派头头被抓（1967年2月下旬到7月下旬）——毛对“二月逆流”的反击，中发[67]117号文件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贯彻，释放了被抓的造反派头头，第二次为造反派平反，大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派不同山头间的斗争更加激烈（1967年4月中旬开始，以后各地时间段不同）；——毛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军方在组织“大联合”中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一派和军方及军方支持的一派斗争；——1968年9月5日，各地军方起主导作用的革委会全部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军政官僚控制的革委会“复旧”，造反派“反复旧”；——镇压反对革委会的造反派，巩固革委会，第三次镇压（1968年到1972年，各地时间不同）。1968年7月，是造反派面临厄运的一个月：月27日，毛泽东派3万军人、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和造反派诀别。——1974年批林批孔，造反派再次抬头，部分被整的造反派得到翻身的机会，第三次为部分造反派平反；——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对造反派再一次镇压，以各种名义将造反派头头赶出革委会；——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部分造反派最后一次得到翻身机会，第四次为部分造反派平反；——1976年十月政变成功，造反派随之彻底覆灭。
　　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就文革中大量死人这个突出问题上，绝大多数被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势的时候，而是死在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和军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而是死于专政机器对普通群众大规模虐杀。“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镇压他们的人往往更野蛮，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两年，而造反派被整却长达8年，文革以后还遭到更加残酷的整肃。“造反派”的受难人数和程度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巨大革命画面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反潮流者内部分裂，相互斗争，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日座上客，明日阶下囚；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日的仇敌。再接着是不同派别的联合、吞并，由动乱向稳定转变，主流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革命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初始相反：昨是而今非。最后革命波涛完全平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1966年到1976年这段历史中，可以找到1911年到1949年的踪迹。
　　政治运动，特别是大国的全民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是很难控制的。被鼓动起来广大的人群中，有多种利益取向，势必形成多种政治派别。谁也不能完全控制各种派别在每一个节点上的态度和行为。毛泽东虽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也不能控制每一步事态的发展，不能让文革完全按照他的设想进行。
　　上面介绍的运动的大体发展线索，各省情况千差万别，很难进行归类分析。
　　按照毛泽东的估计，这种“全面夺权”在1967年２、３、４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但是，事情远不是他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大联合”，困难重重；“三结合”难以形成。一些省份的夺权不是难产，就是不为中央所承认。近四个月没有革委会成立。
　　从1967年1月6日上海夺权到1968年9月5日最后一个革委会成立，经20个月社会大动乱的多次反复，除台湾省外的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官方喜称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这29个省市中，革委会主任只有潘复生（黑龙江）、王效禹（山东）、张春桥（上海）、刘格平（山西）、解学恭（天津）、李雪峰（河北）、刘建勋（河南）、李瑞山（陕西）8人是地方干部，21个革委会主任都是军人。最初成为29个、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些人，都在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从这些人在文革中的沉浮可以看到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后政局继续动荡。
在九大以后不久，遭到整肃的共有5人: 山西的刘格平，1969年７月被免职；贵州的李再含，1969年10月被撤职；山东的王效禹，1971年３月被撤职；黑龙江的潘复生，1971年６月被撤职；内蒙的滕海清，1971年５月被免职。
　　刘格平、李再含、王效禹、潘复生这四个人都是文革早期出来表态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在以后的反复中，他们或者是卷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无法控制局面；或者是得罪了军方实力人物。滕海清是因为清查“内人党”搞乱了局势而下台。
　　这一波革委会主任下台，接任者多是军队干部。到“林彪事件”发生，29名主任中的军队干部上升到23人，占79.3%。毛泽东依靠军队稳定局势。
　　“林彪事件”使5位革委会主任下台，他们是：河北的李雪峰，1971年１月被撤职。广东的黄永胜，1971年９月被撤职。在此之前已经调任，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接任。浙江的南萍，1972年被撤职。江西的程世清，1972年被撤职。新疆的龙书金，1972年被撤职。此外，因工作调动，有5位省革委会主任回军队任职。他们是：江苏的许世友；湖北的曾思玉；安徽的李德生；辽宁的陈锡联；福建的韩先楚。
1973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除了去世的３人(北京的谢富治、四川的张国华1972年病逝，云南谭甫仁1970年遇刺身亡)以外，26名在世的主任当中只有15人成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占57.7%。“林彪事件”以后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省委干部。
1976年十月政变以后，各省市革委会主任又一次大换班。有４人遭到整肃：上海的张春桥；吉林的王淮湘，1977年免职，后被开除党籍；甘肃的冼恒汉，1977年被撤职；天津的解学恭，1978年被免职，1987年被开除党籍。
1977年８月，中共十一大召开，24名在世的省革委会主任当中，进入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总只有10人，为总数的42%：他们是许世友、解学恭、刘建勋、曾思玉、黎原、李德生、李瑞山、陈锡联、韩先楚、韦国清。如果加上十一大后不久被撤职的解学恭，则为9 人，占在世中央委员的37.5%。最初的２９名省革委会主任当中，先后遭到整肃的一共是１6人，占55.2%。在成立革委会时担任主任职务的军人，除了因林彪事件牵联外，调回军队的人都进入了11届中央委员的行列。

“复旧”和“反复旧”

　　以军人为主导的“新生的红色政权”并不“新”。它没有制度创新，没有从权力制衡上防止官僚主义，也没有解决政府的职能的问题。但确实裁减了人员，压缩了机构，进入了造反派群众组织头头。开始时也有一番新气象。但这番新气象很快就没有了，出现了“复旧”。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如果不被官僚同化，就会被排斥。进入革委会的老干部，大多是“穿新鞋，走旧路”（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造反派认为，“复旧”就是恢复旧权力机构、旧的办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排斥和打击进入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复旧”也表现为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特权日益严重。
　　办公用房的扩张是行政权力扩张的一个表现。（略）
军政官僚们复旧，造反派就反复旧。山东、湖北、甘肃、福建、江苏、山西、黑龙江等地，造反派都开展了反复旧活动。山东的反复旧是省革委会会主任王效禹发动的。
王效禹，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4月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因不同意将将四位下属划为右派，被贬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行政级别从10级降为13级。他的右倾问题被甄别后，1965年任青岛市副市长。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市委调动工人保青岛市委，王效禹公开支持红卫兵。9月7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肯定了王效禹。1967年2月3日，山东成立革委会，王效禹任革委会主任。
　　济南军区支左部队中多数不支持造反派。在“大联合，三结合”中，一些造反派受到排斥，在省以下单位成立革委会时，造反派也受到挤压。1967年北京的元老们搞“二月逆流”，济南军区的将军们也有表现。在北京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王效禹在山东也搞“反逆流”。1967年3月至6月，王效禹与跟“三支两军”的军队负责人矛盾开始激化。1967年4月26日，周恩来、康生、杨成武、萧华等人在北京当着王效禹和山东造反的面，批评在场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1967年5月，正是杨得志、袁升平与王效禹矛盾冲突的时期，经毛泽东批准，军委5月18日发布命令，任命王效禹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他虽然深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信任，但和济南军区的将军们格格不入。
　　1967年7月，王效禹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到徐州地区（徐海地区驻军68军隶属济南军区，支左由济南军区管）解决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改组了徐州革委会，让许世友信任的军人革委会主任下台，扶持徐州铁路分局一位年轻造反派替代。徐州属江苏省，是南京军区的管辖地。王效禹由此得罪了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
　　1968年10月14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提出了“反复旧”的问题。社论批评了“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领导班子，说这样的领导班子“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独立王国’气味甚浓”。毛泽东审阅这篇社论时，将原安排在目录中的第四篇提到第一篇 ，可见毛对此文的重视。王效禹和社论的思想一拍即合。1968年11月24日至12月23日,山东省革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开展“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简称“反复旧”运动。
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为“反复旧”造舆论。这些文章说 “在一些单位和部门,扶植一直没有转过来的保守势力,为去年的逆流翻案。并极力重用旧机构的原班人马,大搞独立王国,与革委会闹独立,或妄图把省革委会‘架空’。”这里说的“独立王国”,指的是军人把持的省革委会的生产指挥部和组织组。
　　山东“反复旧”的实质是,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及其造反派势力夺取军队控制的地方权力。
　　王效禹的“反复旧”激怒了将军们。将军们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中央状告王效禹，要求解决山东问题。“九大”会议期间，各地军队领导人就“反复旧”对王效禹群起而攻之，毛泽东仍旧保王效禹。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到山东问题,并说是人民内部矛盾。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要求杨得志“要搞好团结。”
　　但是，王效禹的对手是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和其他有关大军区的众多将军们，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也站在军队一边反对王效禹“反复旧”。
　　毛泽东不能得罪这么多的将军。从1969年11月至1971年3月,中央陆续免去了王效禹的各项职务,由杨得志担任山东省革委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袁升平担任山东省革委副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这时,全省各级权力机构和重要生产部门几乎全是军人掌权,人们说山东是“军人政权”。
山东的反复旧显示了军人和文革派的矛盾。在1969年的山东，文革派的王效禹失败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文革派张春桥胜利了。这是后话。
　　黑龙江和山东的情况大体相似。(略）
　　“从大乱到大治”，就是恢复秩序。既然没有制度创新，只能恢复文革前的旧秩序。恢复旧秩序是就是否定文革，“反复旧”又和毛泽东“走向大治”的目标相悖。所以，毛对反复旧持矛盾态度。他先是通过1968年10月14日《红旗》社论鼓动反复旧，当反复旧冲击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时，他又说：“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 。周恩来说：“‘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反复旧的造反派都遭到了镇压，镇压的名义是“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的垮台，各省革委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人因和林彪有牵联而倒台。如江西省的程世清、湖南省的卜占亚、湖北省的曾思玉、刘丰、浙江省的南萍等。进入七十年代，毛泽为削弱军队对地方的控制力，将八大军区司令员互调，在革委会里的军人有的回到部队，有的转业到地方。在革委会里的造反派头头被边缘化。这样，革命委员会只剩下了被结合进去干部了，省与省以下的地方基层政权，又重回到文革前就执掌政权的官僚们的手中了。
　　既然成立革委会不能建立毛期待的“新的国家机器”，那只能是恢复17年的国家机器。这就标志着文革的失败。从这个角度说：“全国山河一片红”之日，就是文革失败之时。
　　何况实现“一片红”以后，还有多次反复。在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复杂过程中，广大群众反复多次地经受了血与火的折磨。“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广大群众的鲜血染红的，其中，主要是造反派的血。从下面介绍的几个省的情况可见一斑。

湖北：长江浊浪

　　湖北省是我的家乡，1967年2月到3月、4月16日到6月28日我两次到湖北串连。“7·20”事件发生后，7月24日，我又到了武汉，直到8月31日回京。下面的情况除了我自己的记忆以外，还参阅了徐海亮先生的《东湖风云录》、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的《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钟逸先生的《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等文献资料。
　　保省委，抓右派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一方面抛出一批高校的领导人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另一方面在群众中抓“右派”。
　　在省委抓右派的思想指导下，1966年7月，武汉市很多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都揪出了“三家村”，批斗会一个接一个，全市数万人被关在各单位自办监狱中，“五类份子”再一次受到打击。游街、抄家、戴高帽，“红色风暴”席卷整个武汉，不少人投江自杀。
８月19日，省委出面组织的官办红卫兵正式成立（造反派称他们是“三字兵”）。“三字兵”到处扫四旧、破坏文物、古迹，还将历次运动中被打成的“牛鬼蛇神”和资本家揪斗游街，抄他们的家。在这个期间，因“反抗和破坏文革罪”，武汉全市被捕400多余人（其中中学生159人）。武钢综合经营厂工人庞玉来，被同厂四清积极分子黄连生贴大字报，说他曾被资本家收养。庞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工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撕下了大字报，与黄发生冲突，误伤一位劝架女工。事发十几天之后，即7月5日，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时狂风大作，雷鸣电闪，大雨倾盆。
1966年8月2日，按照北京的步调，中共武汉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逐步撤出工作组(队)，并开门整队，要求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革小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文革委员会和文革小组都是保省委的。
1966年8月以后，首都红卫兵南下武汉煽风点火、炮轰湖北省委。据统计，到12月22日止，全市陆续接待外地学生共400万人。湖北省委发动“三字兵”大抓“南下一小撮”。湖北省运动的起落与陶铸和王任重两个人的命运相关。毛泽东很器重王任重，曾说王有“总理之才”。陶铸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创意早于林彪。毛泽东发动“文革”，陶、王 也都是紧跟的。６月１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奉调北京任中央文革顾问，后又成了排在毛、林、周之后的第四把手。王任重则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们二人一方面在北京紧跟毛的部署，另一方面，尽力防止后院起火，在中南地区压制造反派。后来毛泽东说陶铸是“两面派”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批判资反路线以后，陶、王被打倒了，但他们在“文革”初期的反右派的运动思路，在湖北省干部和群众当中还有很深的影响。
　　造反派崛起
　　湖北的文革研究者老田说：“在工作组时期，封了一批左派，抓了一批右派，这为以后武汉群众中的派系斗争播下了种子”，“武汉的造反派主要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而是当权派‘反向动员’出来的”。他说的“反向动员”就是因为挨整而被“逼上梁山”。的确，造反派头头大多数是被官僚集团逼上梁山的。
　　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王任重迅速转弯，武汉的造反派立即掀起了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要求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平反，批判党政干部所犯压制群众的错误。10月18日，王任重就武汉文化革命问题写出检查，公开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1966年9月，成立了官办的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一司”）一度是多数派。10月下旬，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派）商讨成立统一司令部，由于席位问题没有达成了共识，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代表退出联合，后来各自成立了“新华工”（第一号头头张立国）和“新湖大”。加上“新华农”合称“新派”。10月2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即“二司”）。武汉测绘学院党员学生杨道远是二司的负责人。
1966年11月10日，全市性的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第一把手是重型机器厂工人朱鸿霞，第二把手是武昌造船厂工人胡厚民。“工总”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张体学授完旗就走了。接着是赵修讲话，他很明确地告诉全体与会者，省委不能承认工人总部这个名称，要改成联络站。人们感觉被愚弄了，这时台上有人对着麦克风叫：“我们到北京去告湖北省委！”于是，数百人抢上火车到了北京。那时上海工人正在安亭卧轨。陈伯达给上海工人发电报，说服上海工人“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武汉工人打着“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来到中南海西门，贴出标语：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武汉工人总部成立以后，12月8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简称“工造总司”，一说是11月10日成立），第一把手是电子扳金工吴焱金。12月12日，武汉钢铁公司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9·13战斗兵团”成立，第一把手是武汉钢铁公司电工李湘玉。
11月16日，二司等造反组织及北京来的红卫兵游行到《湖北日报》社造反，他们要求彻底改组编辑部，勒令该报停印。11月17日，省委通知一司红卫兵保卫党报，驱赶造反红卫兵。两派在报社红旗大楼激烈冲突，发生流血事件。11月18日，省委负责人张体学、赵修（此时已改名赵立公）、张华，凌晨４时到报社与造反派谈判，张体学承认造反派是“革命的行动”。
　　1967年１月１、２、４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两次批判斗争王任重。张体学、赵修等省市领导参加陪斗。王任重患有肝炎，中央让他在广州休养，造反派把他从广州揪回来。批斗时给他戴了高帽子，患着严重肝炎的王任重脸色发青。造反派工人姜诗存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给王任重穿上。批斗王任重之后，各单位都组织批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一时，领导干部站在汽车上被游斗，成为武汉三镇的一大景观。武汉各个学校、机关和工厂党委瘫痪，许多单被造反派控制了权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