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连载之三十一）
（连载之三十一）
第十四章
“全国山河一片红”（下）
夺权流产，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1967年1月26日上午，学生和工人造反头头在湖北大学召开夺权筹备会议。会议由工人总部负责人朱鸿霞主持。因革委会常委名单分配而激烈争吵，“二司”代表愤然退出了会场。下午2时，在朱鸿霞的主持下，在洪山礼堂举行了夺权大会，发布了《夺权公告》和《一号通令》，宣布夺取省、市委的权力。二司抢走了省委的全部公章，“工造总司”代表抢走了武汉市委的全部公章。洪山礼堂象征性的夺权大会之后不了了之。夺权因各造反组织意见不一而流产。
“1·26”夺权流产加深了造反派组织间的矛盾。（略）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军队镇压造反派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2·18声明），认定“‘2·8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2月22日，朱鸿霞、胡厚明、杨道远三人署名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长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此文与军区的“2·18声明”针锋相对。“工人总部”、“二司”等组织了10万人大游行，抗议“2·18声明”。武汉的激进派造反组织和军区直接对抗。2月23日下午，武汉部队出动70余辆军车，乘载3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游行，高呼“2·8声明是大毒草”等口号，同时，飞机大量散发“2·18声明”的传单。武汉部队还把大批解放军指战员推上第一线，极力宣传“2·18声明”。武汉军区这些行动给造反派强大的压力。而造反派高唱《红军想念毛泽东》，广播中经常播送《坐牢算什么》、《就义歌》等歌曲。
3月4日，本来是“毒草派”的“新派”控制的《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批评军队对造反派的压制，军队认为这篇社论是大毒草。
3月6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立，并宣布即日起开始办公。“抓办”担负起了原来省政府的工作，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三者组成。3月15日，武汉军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干部大会，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副司令员韩东山等出席大会。会上，军区负责人严厉批评了造反派。
“抓办”由军代表控制，造反派称“抓办”是“军政府”。“抓办”用行政权力和造反派对抗。周恩来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3月17日夜晚，以落实《军委八条》的名义，军警联合行动，逮捕工人总部五百多名大小头目。3月21日武汉部队发表通告（“3·21通告”），认定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工总有几百名头头被抓以后，保守派空前活跃，“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大标语贴遍武汉三镇。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等保守组织以各种名义迅速死灰复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各级武装部支持的、以武装基干民兵为基本队伍的“红武兵”。手执铁矛、头戴柳条帽的“红武兵”威武地站在一辆又一辆卡车上呼啸而过。一些保守势力较强的单位开始批斗造反派的“坏头头”。
军队的强力镇压促使造反派内部已经分裂的“香花派”和“毒草派”重新走到一起。他们共同喊出“揪武老谭 ，为工总翻案！”的口号。3月27日，“新华工”组织大示威，高呼“揪出武汉的谭震林!”4月11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工造总司”冲击军区。1967年5月1日，“香花派”和“毒草派”在武汉三镇联合举行大规模游行。游行队伍高喊：“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就是敢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看你复辟不复辟！”面对武汉造反派的联合抗争，由武汉军区支持、市人武部等筹办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于5月16日正式成立。参加“百万雄师”的保守组织有四五十个，人数约92万人，后来发展到129万人。6月4日搬到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办公，市委一百多位老干部集体亮相支持。他们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牛鬼蛇神”名义是指“地、富、反、坏、右”，实际是是指造反派。
6月4日 ，武汉部队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6·4公告”）。“6·4公告”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6·4公告”发布后，百万雄师加紧了对造反派的武装打击，发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6月17日，百万雄师在汉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一带杀死造反派群众多人。6月24日，百万雄师武装攻打“工造总司”，同时攻打汉阳轧钢厂和位于武昌杨园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造总司”成员被杀死28人，重伤60余人。
在强大的压力下，武汉造反派在自己组织的名称前面加了一个“钢”字：“钢工总”、“钢9·13”“钢二司”，合称“三钢”。与“三钢”并肩战斗的是“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钢”和“三新”经常组织数十万人的抗议游行。著名诗人白桦是现役军人，他在“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武斗现场散发他的组诗：《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些诗被抄成大字报贴遍武汉三镇。作家姚雪垠写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诗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油印成小册子散发。他把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镇压通告这一天称为“新马日”，比作1927年湖南长沙军阀何键镇压革命群众的“马日事变”。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北京的“文革”是学生的“文革”，上海的“文革”是工人的“文革”，武汉的“文革”则是学生与工人联合的“文革”。 这话有道理，但还得加一个特点：武汉的造反派因夺权而分裂为“香花”和“毒草”两派以后,又重新团结起来反抗镇压他们的军队，这在全国是少有的。
7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武汉，周恩来还通知在西南处理昆明、成都、贵阳问题的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到武汉。毛泽东坐镇武汉，准备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他们态度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明确指出武汉军区犯了路线错误。毛、周的态度遭到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强烈抵抗，酿成了轰动全国的“7·20事件”，当时称为“武汉兵变”。这一事件使得武汉军区领导人倒台，保守派全军覆没，一些人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彻底翻身，到处张贴“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标语。这个事件深深剌激了毛泽东，开始他提出“武装造反派”，同时又怯于军方闹事，调整了完全支持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关于“7·20事件”本书另辟一节叙述。
“钢派”和“新派”实现大联合
“7·20事件”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打倒，中共中央让武汉军区司令員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政委刘丰（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降兵十五军军长方铭，政委张纯青主持湖北、武汉的工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曾、刘、方、张”为首的军人掌权。
“7·20”事件后，造反派得势，百万雄师鸟兽散，其成员在一些单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报复。由于保守派的力量大大削弱，外面压力消失，“钢派”和“新派”的矛盾又突显出来。
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陪同来访的外宾来武汉，抽空接见了武汉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武汉造反派筹备成立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在“曾、刘、方、张”的领导下，造反派头头和军队干部开了多次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实现了大联合。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正式成立。方铭为市革委会主任。
1968年２月５日，湖北省革委会成立。主任曾思玉，副主任有刘丰、张体学，还有几名造反派头头成为副主任。
进入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大多没有实权。
“7·20”事件后，造反派得势，百万雄师鸟兽散，其成员在一些单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报复。由于保守派的力量大大削弱，外面压力消失，“钢派”和“新派”的矛盾又突显出来。
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陪同来访的外宾来武汉，抽空接见了武汉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武汉造反派筹备成立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在“曾、刘、方、张”的领导下，造反派头头和军队干部开了多次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实现了大联合。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正式成立。方铭为市革委会主任。
1968年２月５日，湖北省革委会成立。主任曾思玉，副主任有刘丰、张体学，还有几名造反派头头成为副主任。
进入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大多没有实权。
“复旧”和“反复旧”（略）
革委会成立以后转向斗、批、改，按《十六条》规定，斗，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武汉的斗批改却针对造反派。工造总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的感受是：“斗，是斗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所谓资产阶级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级革委会，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台，将走资派扶上去。”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革委会没有制度创新，文革前的官僚势力占主导地位，军人和官僚看法一致。当然，与造反派桀傲不驯也有关系。
1968年，很多单位利用 “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整造反派。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将造反派集中起来，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大批造反派代表成了专案审查对象，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当局认为造反派掌权的单位是“马蜂窝”，要“捅”掉。很多单位出现了“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1969年4月10日，在汉口市中心水塔贴出了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人署名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高调发出了“反复旧”的号召。他们认为，“复旧”就是恢复旧权力机构旧的办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把造反派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就是把造反派赶出各级革委会。这张大字报迅速转抄到武汉三镇，又铅印大量散发。造反派派纷纷响应。朱、李、吴还在武汉三镇作了十多场“反复旧”的报告，每场听众都是数万人。武汉“反复旧”运动达到了高潮。
“反复旧”期间，正逢中共的“九大”召开。4月29日上午，中央请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五人到北京去解决武汉问题。5月2日，中央令胡厚民等省、市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22名群众组织代表到京，1969年5月份一个月内，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四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群众代表。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了“反复旧”行动。康生说：“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5月27日晚上，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武汉造反派领袖时，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中发〔69〕28号），中共中央认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此后，“反复旧”偃旗息鼓，但造反派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没有消除。
“北决扬”案和清查“5·16”
在文革之初，伴随着造反大潮就有一股“新思潮”，随着文革的进展，“新思潮”不绝如缕。1967年秋天以后，随着“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推进，造反运动渐入颓势，被打倒的干部逐渐恢复职务，造反派头头们卷入了革委会的席位之争，革委会并没有使政权带来新气象，很多人失去了方向，逍遥派越来越多。一些对文革怀有理想主义的青年们感到困惑，他们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以极大热情投入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何在？文化革命如何继续下去？中国向何处去？1967年秋，毛泽东一段话激发了青年人思考和探索，他说：“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思考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然而，在毛泽东時代，民间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能阅读到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列著作。“新思潮”还是来源于马、列、毛，当然是马、列、毛著作中批判社会的一面。这些表达“新思潮”的文章词锋犀利、文采飞扬，表现了作者非同凡响的才华和学识。当然，异端思想一旦成为思潮，就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就会突破毛泽东思想的局限成为它的对立面。革委会成立以后，“新思潮”表达了青年们对文革现实的不满，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甚至整个社会体制。在武汉出现的“北决扬”也属此类。
以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冯天艾为首的十多人，1967年11月7日成立了“北斗星学会”，并在汉口水塔民主墙上张贴了《北斗星学会成立宣言》。宣言的结尾说：“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将是谁主沉浮？”鲁礼安等人12月下旬又组织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出版了《扬子江评论》。社会上称他们为“决派”，当局后来把他们简称为“北决扬”。他们的人数最多时才二十多人，没有什么声势，但其思想很有穿透力。“他畅快淋漓的文章、唇枪舌剑的辩才、挥斥方遒的意气、侠肝义胆的豪情，曾经成为武汉三镇的传奇。”他们观点激进，公开批革命委员会、批军区、主张武装斗争、批周恩来、批张春桥。由于他们走得太远，钢、新两派头头都不支持他们，新华工等还批判过“决派的极左思潮”。
中共中央看到了这股思潮的危险。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中发〔69〕67号），文件说“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必须坚决取缔。” 说《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必须查封。”这个文件提出“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
这个文件无端构陷这些青年人，显示了中共中央稳定革委会的急切心情。“7·20”事件后，武汉的造反派强大到难以驾驭，中共中央借曾思玉、刘丰铁腕军人的手，以清理阶级队伍、清查“北决扬”和“5·16”的名义对造反派狠加打压。1968年5月17日，鲁礼安到黄石市为印刷《扬子江评论》找纸张，在铁山被新派抓获，长达11年的关押没有审判，1979年宣布免予起诉。冯天艾也在监狱里关押十年。湖北的清查运动长达四年，至1973年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5·16”、“北决扬”被审查的共33659人。另有资料说整了60万人 。
为了克服“派性”，中央又把造反派头头集中到北京加以整治。1969年11月5日，武汉市抽调有关人员及钢、新两派大小头头共1319人到北京，集中在空军学院，参加中共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上中途也加入了北京学习班的共1600人）。在学习班上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根据陈伯达的指示，要“上挂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烧头”，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和罪行，深入揭、批“北决扬”和“5·16”，对造反派的头头，批判、逼供、诬陷。先是将钢工总头头、汉阳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万泰、钢“9·13”头头张鹏程、工造总司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王锦铭3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批斗后宣布逮捕，押回武汉。后又将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逮捕押解回武汉批斗后关押。1970年6月底，长达八个月的北京学习班结束了，他们分别回到各自的单位继续作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
1971年“9·13”事件后，刘丰被定为林彪死党，自杀未遂，被开除党籍。曾思玉被定为林彪“活党”，继续在湖北工作。1973年1月6日，中共武汉的“三支两军”军代表回到部队。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曾思玉与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换了位置。赵辛初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
在1974年1月28日的10万军民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之后，造反派一度翻身。3月2日，省市公安机关释放胡厚明，李想玉等人，3日，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汽车游行，庆祝胡、李获释。一部份造反派参加了“反潮流”游行，获释的造反头头恢复了他们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1975年初至1975年底邓小平搞治理整顿，造反派头头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接下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造反派头头们又活跃一阵。1976年10月6日，北京逮捕王、张、江、姚“四人帮”，12月28日，湖北“四人帮”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明）张（立国）被捕。夏邦银，中共党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原汉阳轧钢厂工人，判刑13年，2001年逝世。朱鸿霞，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判刑15年。胡厚明，中共党员，武汉造船厂工人，省革委会常委，判刑13年，死于狱中。张立国，共青团员，华中工学学生，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判刑13年。其他造反派头头也判了重刑。二司头头杨道远判12年，刑满后经商，因收中介费3万元，以贪污罪判刑15年，共坐牢27年。任爱生，原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主任，“文革”初期坚定地支持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期被判刑。
重庆：炮火连天（略）
重庆是中国兵器工业基地，在武斗中，这个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取之不尽的武器弹药库。
参加武斗的年轻人大多是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他们充满了奉献一切的革命热情，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视死如归。很多人在“为毛主席而战”中，献出了年轻生命。
8月23日晨7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来经周恩来审定的制止重庆武斗的特急电报：一、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气压缩机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1967年七八月间，重庆市几乎是每天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武斗趋于缓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难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车返回重庆。
9月后武斗稍有平静。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将该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单方面组建了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同一天，与梁兴初等观点不同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自贡接见“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层军政高官各支一派，近于熄灭的战火重新燃起。
在枪炮声中进入了新的一年。
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干部，指出重庆“8·15”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打倒刘结挺和张西挺是错误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庆一样，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一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红成”和重庆“8·15”反对刘结挺、张西挺，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反到底”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反对梁兴初。周恩来说：打“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反到底”支持的态度，周恩来批评54军对“反到底”的打压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声势；“8·15”也不示弱。武斗又进一步升级。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斗。
重庆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一个统计数字，不过，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革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其中五类分子14人），作案凶手878人”。 这1737人不是在武斗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后杀死的，即“杀俘”。重庆武斗死亡人数应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另资料称：据最保守的估计，直接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 。武斗毁掉的房屋、机器设备、因武斗而造成的交通中断、工厂停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参加武斗的年轻人大多是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他们充满了奉献一切的革命热情，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视死如归。很多人在“为毛主席而战”中，献出了年轻生命。
8月23日晨7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来经周恩来审定的制止重庆武斗的特急电报：一、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气压缩机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1967年七八月间，重庆市几乎是每天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武斗趋于缓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难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车返回重庆。
9月后武斗稍有平静。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将该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单方面组建了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同一天，与梁兴初等观点不同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自贡接见“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层军政高官各支一派，近于熄灭的战火重新燃起。
在枪炮声中进入了新的一年。
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干部，指出重庆“8·15”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打倒刘结挺和张西挺是错误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庆一样，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一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红成”和重庆“8·15”反对刘结挺、张西挺，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反到底”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反对梁兴初。周恩来说：打“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反到底”支持的态度，周恩来批评54军对“反到底”的打压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声势；“8·15”也不示弱。武斗又进一步升级。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斗。
重庆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一个统计数字，不过，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革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其中五类分子14人），作案凶手878人”。 这1737人不是在武斗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后杀死的，即“杀俘”。重庆武斗死亡人数应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另资料称：据最保守的估计，直接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 。武斗毁掉的房屋、机器设备、因武斗而造成的交通中断、工厂停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第十五章
“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上）
1967年1月，毛让军队支持左派，但大部分军队都支持保守派。毛泽东必须调整军队的支左方向，他选择了武汉军区。如果让位于九省通衢的武汉军区转弯，不仅可以解决中原几个省问题，对全国部队转变“支左”方向也就树立了一个样板。以毛泽东绝对权威亲自坐镇武汉，动员武汉军区转弯子，本来是不很困难的事情。毛泽东信心满满，还准备解决问题以后，在长江畅游一番。但是，毛没有想到，就在他停留武汉期间，爆发了轰动一时的“7·20事件”。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阶段，有三个城市直接影响和左右了全国运动。第一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第二是上海，“一月夺权”的策源地；第三是武汉，震惊中外的“7·20事件”的发生地。这三个城市事件构成了“文革”运动不断激化的三个波次，终于把毛泽东的“天下大乱”推到了顶峰。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清华“4·14”让我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由我写了声援信，铅印了上千张准备到武汉张贴。7月24日到了武汉，但清华“团派”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武汉造反派更欢迎他们，再张贴“4·14”的声援信没有意义。我住进了武汉军区第三招待所，直到8月31日才回北京。住在军区第三招待所的有清华“4·14”的几十人，“4·14”总部委员张雪梅成为临时的头儿。在武汉这段时间，我们经常到军区大院参加活动。在此期间，武汉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还专门向我们介绍了营救王力的经过。但是，当时的笔记本已经丢失，只留下一些印象，感受一些气氛。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采用徐海亮等研究武汉文革的专家的著作和王力、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等当事人的回忆录。
（咯）
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置方针
7月10日，周恩来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我们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毛泽东要亲自到武汉。
武汉地处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号称九省通衢。毛泽东准备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湖北问题，自有一番考虑。为了确保毛泽东在武汉成功，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左右。周又打长途电话给在四川的谢富治、王力一行，要他们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
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周心中有底，即同正在解决中的河南、湖南问题一致的：支持造反派，瓦解保守派组织和团结保守派群众，最终实现以造反派为核心的大联合。为实现这个方针，先解决武汉部队的问题。如果军区领导承认错误，可以不打倒。
毛泽东14日凌晨3时乘火车离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当晚9时到达武汉，住东湖客舍梅岭一号别墅。周恩来等乘飞机当日早晨到达武汉，住东湖客舍百花一号。由于毛要在武汉游泳，让海军司令李作鹏参加陪同，李作鹏同周恩来同机到达。周恩来、李作鹏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时迎接的是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萧前。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
周恩来先赶到武汉后，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分两派，毛来汉以前工作人员多是百万雄师这一派的，周恩来换成了另一派。可见，中央对武汉两派已有明显的倾向性。对换班心怀不满的个别工作人员，２０日凌晨带路，领着百万雄师冲击了百花二号——找谢富治论理，这是后话。在安全布置上也表现出中央的看法，周恩来不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的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 周恩来把８２０１部队（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说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不相信他们。
7月16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武汉地区文革情况，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余立金、王力、李作鹏参加会议。毛听完汇报后说：“要为武汉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造反派头头。武汉军区对两派都应该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武汉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声明联合起来。要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要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要把军队工作做好，转过来就好。”又说；“军队犯错误，要承认得快，改正得也要快。”
7月17日上午，毛在东湖客舍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的情况，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毛说，武汉军区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倒。 下午，周恩来等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
从17日到18日，周恩来、谢富治、余立金、王力连续召开会议，继续听取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汇报，也透露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用这些原则说服军区领导人。周恩来希望武汉军区承认支左错误，并改正错误。周说：“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陈再道仍表示思想不通。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人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问题。
７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报告指出，“‘2·8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周思来最后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 ，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第二，肯定“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是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作。第五，“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组织农民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第八，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行为要澄清。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杨成武证明，周恩来的讲话提纲是经毛泽东审定过的，是经他的手将周的讲话稿送给毛，毛批示后又是他还给周的。
当时陈再道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他听了周恩来这个总结报告后十分激动。他把军区整的工人总部的材料给周，这些材料集中了工人总部的种种问题。还说，你可以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说要相信大多数。干部的大多数、军区战士的大多数、群众中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去做，我做不通。他拍桌子说：“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他指着周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话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拍着桌子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
18日晚，周恩来带陈再道、钟汉华到东湖客舍见毛泽东，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王力、李作鹏参加接见。
毛泽东对陈、钟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军委‘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你们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的改也可以。现在主要是做军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谈话结束时，毛把陈再道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位服务人员说：再不要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 毛在对陈再道、钟汉华谈话中还说，第一，你“三支两军”有错也有功，支左支一派，错了，支农、支工有功劳；第二，要检讨，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第三，路线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他们（周恩来）要做工作，一起做到群众拥护你陈再道为止。在毛讲话后，陈再道、钟汉华表示同意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愿意做好部队的说服工作。会开到9点半，周恩来于11点半乘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周又强调让武汉空军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周恩来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 （待续）
武汉地处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号称九省通衢。毛泽东准备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湖北问题，自有一番考虑。为了确保毛泽东在武汉成功，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左右。周又打长途电话给在四川的谢富治、王力一行，要他们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
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周心中有底，即同正在解决中的河南、湖南问题一致的：支持造反派，瓦解保守派组织和团结保守派群众，最终实现以造反派为核心的大联合。为实现这个方针，先解决武汉部队的问题。如果军区领导承认错误，可以不打倒。
毛泽东14日凌晨3时乘火车离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当晚9时到达武汉，住东湖客舍梅岭一号别墅。周恩来等乘飞机当日早晨到达武汉，住东湖客舍百花一号。由于毛要在武汉游泳，让海军司令李作鹏参加陪同，李作鹏同周恩来同机到达。周恩来、李作鹏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时迎接的是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萧前。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
周恩来先赶到武汉后，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分两派，毛来汉以前工作人员多是百万雄师这一派的，周恩来换成了另一派。可见，中央对武汉两派已有明显的倾向性。对换班心怀不满的个别工作人员，２０日凌晨带路，领着百万雄师冲击了百花二号——找谢富治论理，这是后话。在安全布置上也表现出中央的看法，周恩来不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的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 周恩来把８２０１部队（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说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不相信他们。
7月16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武汉地区文革情况，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余立金、王力、李作鹏参加会议。毛听完汇报后说：“要为武汉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造反派头头。武汉军区对两派都应该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武汉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声明联合起来。要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要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要把军队工作做好，转过来就好。”又说；“军队犯错误，要承认得快，改正得也要快。”
7月17日上午，毛在东湖客舍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的情况，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毛说，武汉军区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倒。 下午，周恩来等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
从17日到18日，周恩来、谢富治、余立金、王力连续召开会议，继续听取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汇报，也透露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用这些原则说服军区领导人。周恩来希望武汉军区承认支左错误，并改正错误。周说：“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陈再道仍表示思想不通。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人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问题。
７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报告指出，“‘2·8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周思来最后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 ，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第二，肯定“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是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作。第五，“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组织农民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第八，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行为要澄清。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杨成武证明，周恩来的讲话提纲是经毛泽东审定过的，是经他的手将周的讲话稿送给毛，毛批示后又是他还给周的。
当时陈再道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他听了周恩来这个总结报告后十分激动。他把军区整的工人总部的材料给周，这些材料集中了工人总部的种种问题。还说，你可以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说要相信大多数。干部的大多数、军区战士的大多数、群众中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去做，我做不通。他拍桌子说：“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他指着周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话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拍着桌子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
18日晚，周恩来带陈再道、钟汉华到东湖客舍见毛泽东，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王力、李作鹏参加接见。
毛泽东对陈、钟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军委‘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你们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的改也可以。现在主要是做军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谈话结束时，毛把陈再道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位服务人员说：再不要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 毛在对陈再道、钟汉华谈话中还说，第一，你“三支两军”有错也有功，支左支一派，错了，支农、支工有功劳；第二，要检讨，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第三，路线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他们（周恩来）要做工作，一起做到群众拥护你陈再道为止。在毛讲话后，陈再道、钟汉华表示同意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愿意做好部队的说服工作。会开到9点半，周恩来于11点半乘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周又强调让武汉空军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周恩来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