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七）

赫塔·米勒：丰盈而复杂的人性探索和呈现

第一百零二届

（2009年）

　　不管瑞典文学院怎样表示，诺贝尔文学奖只关注文学意义，但是文学的意义经常超越文学本身，而具有文化的、社会的甚至政治意义。诺贝尔文学奖岂能漂白其文化政治意义。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赫塔·米勒，就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就在这年诺奖颁发一个月后，欧洲各大城市都举办了纪念柏林墙推倒二十周年活动。二十年前，1989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阻隔东西德政治制度的柏林墙应声倒塌。这是世界历史发生的重大变化。米勒曾经的祖国罗马尼亚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夫妇丧生民众枪下。米勒是1987年与丈夫逃离罗马尼亚，流亡到西德，并获德国国籍的。
　　不前不后，瑞典文学院偏偏在这个对西方具有时代意义和纪念意义的历史节点，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抛给拒绝遗忘，一辈子都“回忆我那些在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被杀害的罗马尼亚朋友，把他们写入记忆是我的责任”（米勒语）的叛逃者米勒，难道仅仅是个巧合？
　　2009年，那个早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庞大政治集团垮塌之后，米勒没有像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那样，经受种种迫害，然后被驱逐出境的苦难。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因为作品中张扬人道主义精神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公正地讲，瑞典文学院看中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又相中米勒，与他们拒绝遗忘有极大关系。他们的作品成为读者了解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形象资料，比如米勒的长篇小说《呼吸秋千》。
　　《呼吸秋千》是具有纪实性的“一次惊心动魄的记忆之旅”。小说以德国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的命运为模型，结合母亲的流亡经历，呈现了一群德裔罗马尼亚人被流放到苏联的悲惨命运的图景。
　　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原本无忧无虑的十七岁德裔青年雷奥，正享受同性恋的肉欲欢愉，却在一夜之间与战败的德国一起跌入被逮捕、追杀的恐惧之中。他与八万罗马尼亚德籍公民，被押送到苏联的劳动营。对此，雷奥反而视为一次解脱，轻松上路。
　　然而，令雷奥始料不及的是，此后整整五年，他一直在没有希望，没有爱，也没有尊严，极度孤独、疲惫、恐惧、饥饿的劳动营里苦度时光。
　　更让雷奥没想到的是，他好不容易熬过苦役生活，回到家中，却发现那里已没有自己的位置。家人把他当成耻辱，无情冷漠地疏远他，国家、社会更把他视为囚徒而歧视、仇恨他，雷奥就这样孤独地生存着。
　　有不少人把《呼吸秋千》视为充满政治色彩的小说，而忽略了米勒在小说中，对那些劳动营中的各色人等丰盈而复杂的人性的探索和呈现。小说塑造了这些人物的美丑灵魂和揭示出众生相的命运，并利用“呼吸秋千”“饥饿天使”等大量象征和隐喻，“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诺奖颁奖词）。抑或说，正是米勒“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真”，描绘出人类价值悲剧性地在劳动营中毁灭，引起人们对人性的同情和悲悯。
　　纵观米勒的小说创作，她不擅长那种追求宏大的历史叙述，也不追求英雄传奇，更不想模仿后现代主义和魔幻想象。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她写的是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写的是一群“被出卖者”“被剥夺者”“无家可归者”。我们常在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见到那些倒霉的小人物。米勒的这种继承是很明显的，她小说中的近现代批判现实主义似乎更浓郁，对人性的肯定也更坚定。很明显，米勒试图用自己的创作，为那些小人物建造自己的家园。

　　赫塔·米勒，于1953年8月17日出生在罗马尼亚蒂米什县尼特基多夫小镇一个农民的家庭。其父母是那里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其父在希特勒执政时，加入纳粹党卫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其效力。战争以德国失败告终，苏军占领罗马尼亚后，大量罗马尼亚讲德语的人被流放到苏联。米勒的母亲就被流放到当今乌克兰境内的劳动集中营，劳动了五年，才重返故园。
　　1973年，二十岁的米勒到蒂米什瓦拉一所大学学习罗马尼亚和德国文学。读书期间，米勒加入了一个讲德语的、由青年作家组织的巴纳特行动小组，秘密反对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统治。
　　大学毕业后，米勒到一家工厂当翻译，还当过幼儿园老师，因拒绝和秘密警察合作而失业。1982年，米勒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低地》，反映的是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村庄的艰难生活。小说出版不久，即被当局审查。两年后，《低地》在西德发表，竟受到德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之后，米勒用罗马尼亚语写了《深重的探戈》一书。鉴于米勒的作品对当局多有批评，常受警察骚扰。她宣布退出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后，于1987年离开罗马尼亚，移民到西德。
　　到德国之后，米勒潜心创作，迄今已出版二十二部作品：《心兽》《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呼吸秋千》《人是世上的大野鸡》《低地》《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暖的床》《镜中恶魔》《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托着摩卡杯的苍白男人》等。
　　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米勒的作品一直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持久关注。世界文学界也给过她太多的赞誉，让她获得克莱斯特奖、卡夫卡奖、欧盟文学奖及在世界文学界素有影响的都柏林文学奖。
　　因其名声，她常受邀参加世界性文学活动。2008年，米勒受邀到瑞典哥德堡书展上发表演说，瑞典文学院一众知名院士皆前往聆听。
　　果然，次年，米勒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勒·克莱齐奥：在现代文明之外探索人性

第一百零一届

（2008年）

获 奖 者：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1940— ），法国和毛里求斯双重国籍作家。
获奖理由：新起点、诗歌冒险和感官迷幻类文学的作家，是在现代文明之外对于人性的探索者。
获奖作品：《战争》（小说）。

　　这不是纯粹的巧合：美国2007年有一期《时代》杂志封面，醒目地印着“法国文化的死亡”，但转年，法国、毛里求斯双重国籍作家勒·克莱齐奥就偏偏摘下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傲慢的美国人不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约翰森发文说：“勒·克莱齐奥在我们这里默默无闻，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东西，也不知道他对世界文学有什么意义。”而瑞典文学院院士、评委会五评委之一弗罗斯腾松，“从二十岁开始就喜欢读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而且其博士论文也要写他。受其推荐，恩格道尔也多年关注克莱齐奥。有了他们的力挺，再加上学院元老院士埃斯普马克也勉力提携，认定克莱齐奥“是在现代文明之外对于人性的探索者”，其获奖似顺理成章。
　　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勒·克莱齐奥，是否是对《时代》杂志之“法国文化的死亡”的回敬，不得而知，但极有讽刺味道。
　　得到克莱齐奥获奖的消息后，世界文坛并无太大争议，法国一片欢腾，总统和文化部长立即发公告，发贺信。世人认为此届诺奖皆大欢喜，但且慢，瑞典文学院公布获奖消息当天，克莱齐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语出惊人：“我的祖国是毛里求斯！”在当天晚上瑞典国家广播电台制作的诺奖特别节目上，克莱齐奥再次明确地表达自己是毛里求斯人，令世人哗然。
　　事实是，克莱齐奥拥有法国和毛里求斯双重国籍，瑞典文学院只公布：“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法国作家让-玛丽·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是瑞典文学院有些疏忽，还是暴露出其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尚无定论。但克莱齐奥强调自己是毛里求斯人，却可以理解。因为作为作家，克莱齐奥既认同法国文化，也认同毛里求斯文化，同时，涉及作者的文化立场，两种文化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特别是关乎他想走出文明世界，探求文明之外世界的人性的文学实践。他早在1985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寻宝者》中，明确表示自己是毛里求斯作家。如今获得殊荣，应该让毛里求斯也分享这一荣耀。
　　瑞典文学院对此不公开做出解释，只是在后来的颁奖和宴会上，既请了法国大使，也同时邀请毛里求斯总领事出席，风波平息。
　　克莱齐奥，是位不断四处漂泊的世界流浪者，一生都在羁旅之中，总是面临“新起点”。他在旅途中不仅穿越辽阔的地理空间，还沉浸于历史的古老文明海洋中，见到与欧洲不同的另类文明的存在，看到另类族群的生活形态，渐渐地疏离于西方主流文明，甚至对其产生质疑。《战争》就隐含着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战争》中的战争，不是通常刀兵相见、血肉横飞的武装斗争，在这里仅仅是个隐喻。
　　小说在极其模糊的背景下讲的是一个年轻的B小姐，辞去了报社记者工作，离开了丈夫亨利，像一个幽灵般游荡在一个物质之都。X先生是一个先知、预言家式的人物，是对战争有着清晰认识的坚定战士。B小姐每天都要与城市里的声、光、语言、思想交战，但战争中，她作为弱者，只能逃窜。X则喜欢树木、草坪、石子、女人的头发、动物的眼睛、落在屋顶瓦上的潺潺雨声。他开着摩托车，追逐着人们精神世界的恐慌和困惑。
　　B小姐与X邂逅，并肩出发，共同作战，最后X道破了这场战争的真相。
　　小说实际上是营造了一种氛围和感觉，揭示出现代生活的真相。于是，我们也了然克莱齐奥独特的以社会边缘人的角度观察和描述感官接触到的现代生活面貌的艺术特色，也清楚了为什么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说他的小说是“感官迷幻类文学”。
　　克莱齐奥在表述自己的文学观时说：“西方文学已经变得过于死板，过分强调城市性和科技性，妨碍其他表现形式的发表，例如缺少地方特色和情感特色的发展。理性掩盖了人类不可知部分，而正是这种看法促使我转向其他文明。”
　　《战争》就是“转向其他文明”的尝试。瑞典文学院欣赏这种尝试，但“转向其他文明”，不该以全盘否定主流文明为代价，回到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哲学上是谬误的，文学上也毫无价值。

　　勒·克莱齐奥，于1940年4月13日在法国南部的尼斯降生。其祖上来自毛里求斯，那里有家族之根。其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久居毛里求斯的英国人，曾在军队当军医，二战期间在驻尼日利亚的英军中服役，战后留在那里。1948年，克莱齐奥随母亲到尼日利亚与父亲团聚。据传，八岁的他在轮船上开始写作。他与母亲在尼日利亚度过两年后，又回到尼斯，两年的非洲生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后来写的长篇小说《非洲人》，就是回忆父亲在非洲生活的故事。在非洲，他了解到与欧洲不同的另类文明的存在，而非洲对克莱齐奥的文学是认可的。他说：“如果没有非洲，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他获诺奖时，坚称自己也是“毛里求斯”人，道理即在这里。
　　回到尼斯后，克莱齐奥在英国和法国的大学学语言学和文学，1964年在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在这所大学，他受到从这里走出的学长、曾获诺奖的加缪的影响。克莱齐奥出版于1963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诉讼笔录》，就受到加缪存在主义的影响，甚至让人联想到加缪《局外人》的某些情节。《诉讼笔录》兼有当时法国盛行的新小说派的风格，甫一出版，一年内竟售出十万多册，并获热那多文学奖。
　　1967年，克莱齐奥出版呼吁世人关注环保问题的小说《泰拉阿马达》。后来出版的《飞行之书》（1969）、《战争》（1970）、《巨人》（1975）等小说，也都涉及环保问题。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克莱齐奥居住在墨西哥和中美洲，他常常远离大都会，深入印第安人的生活中，寻找新的精神。前面说过，他是一个漂泊者，流浪于世界各地。讲到流浪，介绍一下他的婚姻。他二十岁早早地与一位漂亮的波兰姑娘结婚，育有一女。但夫人不愿过居无定所的日子，两人离婚。1975年，三十五岁的他在巴拿马漂泊中与一摩洛哥女子邂逅并结婚，二人都热衷漂泊，感情甚笃。
　　1980年，克莱齐奥出版了小说《沙漠》（又译《荒漠》），广受好评，获法兰西学院奖。
　　1990年以后，克莱齐奥又浪迹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和毛里求斯，然后转回尼斯。
　　法国《读者》杂志曾发起一项调查，克莱齐奥被推为在世的法国最重要的法语作家。
　　1998年，克莱齐奥到中国访问。2007年1月28日，笔者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2006年度”。克莱齐奥获奖，并亲自到北京领奖。笔者有幸一睹尊颜。
　　六十七岁的法国和毛里求斯双重国籍作家克莱齐奥，衣冠楚楚，笑得极为灿烂。
　　2008年，克莱齐奥又获诺贝尔文学奖，更是风度翩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