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连载之三十二）
（连载之三十二）
第十五章
“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中）
武汉军方抵制中央的处置方针
在中央领导人来武汉以前，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就有了确定的看法。7月9日武汉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统一口径，统一思想: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工人总部不能翻案，批判“2·8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中央这么多要员来到武汉解决武汉问题，引起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关注。7月14日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对围观群众透露了中央的一些精神。消息迅速传开，造反派刷出标语表示欢迎。东湖客舍的灯光（武汉大学可以看到）显示中央来人。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可见他们还不知道毛也到了武汉。15日到18日的中央大员和军区领导人的多次会议期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已经透露。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很难保密，军队、“抓办”和百万雄师本来靠得很紧，中央的精神很难让“抓办”和百万雄师不知道。7月16日，武汉街头出现了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
“抓办”和百万雄师的情绪影响军区领导人；军队的态度也影响百万雄师的群众。军民互相依靠、互相推动，使情绪更加激烈。
18日晚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他当天的讲话通过两个渠道向全市公开了。
第一个渠道是军队。周恩来再三向武汉军区领导交待，他的讲话不要向下传达。但军区政委钟汉华同意8201部队传达。8201部队蔡炳臣政委立即传达到团以上干部。次日传达到排级、战士。并把派到地方单位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军代表又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
第二个渠道是王力和谢富治。18日晚，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之后，由机场直奔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这里是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地方。王力等向在场的数千人发表了讲话：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19日，武汉造反派在全市广播“四点指示”，更是激起百万雄师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武汉军方把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归罪到王力显然是一种策略：只反王力个人，不反中央。7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时说：“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人总部，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
中央这么多要员来到武汉解决武汉问题，引起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关注。7月14日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对围观群众透露了中央的一些精神。消息迅速传开，造反派刷出标语表示欢迎。东湖客舍的灯光（武汉大学可以看到）显示中央来人。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可见他们还不知道毛也到了武汉。15日到18日的中央大员和军区领导人的多次会议期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已经透露。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很难保密，军队、“抓办”和百万雄师本来靠得很紧，中央的精神很难让“抓办”和百万雄师不知道。7月16日，武汉街头出现了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
“抓办”和百万雄师的情绪影响军区领导人；军队的态度也影响百万雄师的群众。军民互相依靠、互相推动，使情绪更加激烈。
18日晚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他当天的讲话通过两个渠道向全市公开了。
第一个渠道是军队。周恩来再三向武汉军区领导交待，他的讲话不要向下传达。但军区政委钟汉华同意8201部队传达。8201部队蔡炳臣政委立即传达到团以上干部。次日传达到排级、战士。并把派到地方单位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军代表又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
第二个渠道是王力和谢富治。18日晚，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之后，由机场直奔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这里是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地方。王力等向在场的数千人发表了讲话：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19日，武汉造反派在全市广播“四点指示”，更是激起百万雄师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武汉军方把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归罪到王力显然是一种策略：只反王力个人，不反中央。7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时说：“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人总部，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行为
7月19日下午，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的干部参加，由谢富治传达周总理18日的讲话。王力讲文革的理论问题，陈再道、钟汉华作检查。王力讲话时独立师（即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制止。政委蔡炳臣气冲冲离开会场，牛怀龙跟着离开，回到洪山下的师作战部。牛师长在部下面前，拍桌子，摔椅子，大喊：“拼了！”。接着，数十名独立师几个战士冲进武汉军区大院，要谢富治接见并回答问题。他们质问军区领导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有200多名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阻止军区作检查，阻止军区为工人总部平反，要求见王力、谢富治。19日晚，独立师所属307医院听说军区要为工人总部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师部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大批工作人员涌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
军代表向“百万雄师”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百万雄师”各分站的人涌到军区大院。据19日晚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
19日，陈再道、钟汉华已经按中央的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准备去释放造反派头头。前两天，军区有人让另一群众组织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接去，告诉他们，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一些人决定找毛当面反映“百万雄师”的意见。最先冲击东湖客舍的人是“百万雄师”下属的“武汉公安”。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随后，集结在武汉重型机器厂一带的“百万雄师”的群众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车同“武汉公安”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谢出来说：“我就是谢富治”，又问：“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还有５、６个人仍在纠缠。
20日５点10分，8201部队军车21辆，宣传车６辆，３辆吉普，１辆小轿，从前、后门冲进宾馆；紧接41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３辆大型救火车也冲进来了。由独立师的某副营长带队，端着冲锋枪的独立师军人，枪口直接对着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首先碰到陈再道，战士用枪托殴打陈再道，被打倒在地的陈大叫：“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在场的独立师某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扶起陈再道。这时已是20日早上6点左右。军区王振英科长闻讯与8199部队的张昭剑商量，留下8199秘书科长滕某带一排战士守北门，其余人直奔西门。他们赶到百花一号后草坪，见“百万雄师”打人。张昭剑等赶到用身体阻拦，肋骨被打断。随谢富治等来武汉的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张根成、北航两个学生被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军区王振英科长忙叫来了牛，希望他出面制止士兵，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看了看，不在乎地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把机枪收起来！”说完转身就走。
当时紧张的气氛笼罩在毛的住地内外，有传说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銜着小刀游了过来。汪东兴向机要员谢静宜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工作人员手中拿一个木棒。
张根成回忆：7月20日他被抓进独立师部队以后，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办法。并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指总理讲话稿和其它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又叫人把被撕下来的领章、帽徽还给了张根成。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怎么样了？”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那个老头。”张根成知道“那个游泳的老头”就是指毛泽东，心里顿时咯登一下：“这不是造反了吗？” 被抓走的王力听到打他的人说：“老头子也在这里，我们马上找老头子去”王力怀疑他们说的“老头子”就是毛泽东。
他们把王力揪到了军区大院，很多人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整整齐齐地坐在两边，让王力从中穿过。把王力揪到一间房子以后，打他，抢走了手表和钢笔。政委钟汉华在讲台上向群众磕头，哀求说：王力是毛主席的人，一定要放他回去。
20日上10点后，除部分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保守派军民进行武装大游行。游行队伍有各种车辆396部，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群众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们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位独立师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 “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声，消防车的尖叫声，形成了强烈的恐怖气氛。接连两三天，”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十多个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200余人。”百万雄师”从20日凌晨２时开始对武钢围攻，抓100多人。
20日晚，武汉市“抓办”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会议，会上提出：一，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了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二，在未揪到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每天要有20万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三，全面夺取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
21日上午，“百万雄师”在3506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商讨如何利用“百万雄师”占优势的条件，夺省市委的权。还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军代表向“百万雄师”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百万雄师”各分站的人涌到军区大院。据19日晚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
19日，陈再道、钟汉华已经按中央的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准备去释放造反派头头。前两天，军区有人让另一群众组织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接去，告诉他们，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一些人决定找毛当面反映“百万雄师”的意见。最先冲击东湖客舍的人是“百万雄师”下属的“武汉公安”。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随后，集结在武汉重型机器厂一带的“百万雄师”的群众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车同“武汉公安”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谢出来说：“我就是谢富治”，又问：“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还有５、６个人仍在纠缠。
20日５点10分，8201部队军车21辆，宣传车６辆，３辆吉普，１辆小轿，从前、后门冲进宾馆；紧接41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３辆大型救火车也冲进来了。由独立师的某副营长带队，端着冲锋枪的独立师军人，枪口直接对着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首先碰到陈再道，战士用枪托殴打陈再道，被打倒在地的陈大叫：“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在场的独立师某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扶起陈再道。这时已是20日早上6点左右。军区王振英科长闻讯与8199部队的张昭剑商量，留下8199秘书科长滕某带一排战士守北门，其余人直奔西门。他们赶到百花一号后草坪，见“百万雄师”打人。张昭剑等赶到用身体阻拦，肋骨被打断。随谢富治等来武汉的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张根成、北航两个学生被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军区王振英科长忙叫来了牛，希望他出面制止士兵，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看了看，不在乎地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把机枪收起来！”说完转身就走。
当时紧张的气氛笼罩在毛的住地内外，有传说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銜着小刀游了过来。汪东兴向机要员谢静宜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工作人员手中拿一个木棒。
张根成回忆：7月20日他被抓进独立师部队以后，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办法。并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指总理讲话稿和其它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又叫人把被撕下来的领章、帽徽还给了张根成。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怎么样了？”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那个老头。”张根成知道“那个游泳的老头”就是指毛泽东，心里顿时咯登一下：“这不是造反了吗？” 被抓走的王力听到打他的人说：“老头子也在这里，我们马上找老头子去”王力怀疑他们说的“老头子”就是毛泽东。
他们把王力揪到了军区大院，很多人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整整齐齐地坐在两边，让王力从中穿过。把王力揪到一间房子以后，打他，抢走了手表和钢笔。政委钟汉华在讲台上向群众磕头，哀求说：王力是毛主席的人，一定要放他回去。
20日上10点后，除部分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保守派军民进行武装大游行。游行队伍有各种车辆396部，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群众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们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位独立师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 “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声，消防车的尖叫声，形成了强烈的恐怖气氛。接连两三天，”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十多个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200余人。”百万雄师”从20日凌晨２时开始对武钢围攻，抓100多人。
20日晚，武汉市“抓办”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会议，会上提出：一，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了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二，在未揪到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每天要有20万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三，全面夺取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
21日上午，“百万雄师”在3506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商讨如何利用“百万雄师”占优势的条件，夺省市委的权。还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中共中央的应对措施
周恩来7月18日深夜从武汉飞回北京，19日凌晨接见湖南来京人员，解决湖南铁路中断问题。20日的上午，周恩来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杨成武从武汉来的紧急电话打到会场，告知武汉的乱象。
周思来立即告诉杨成武，根据情况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处所，并决定安排一下北京的事，马上飞到武汉。下午，林彪与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问题对策，周随后也赶到。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并且要求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公开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吴法宪就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肖前和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中央决定办。会上确定海军在武汉的舰只上的水兵上岸行动，空15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
20日下午4点，邱会作奉命到人大会堂见林彪，李文普带他先见叶群。叶群告诉邱会作：“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反革命分子已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江青哭哭啼啼地找林彪，要死要活地求林彪、叶群亲自到武汉去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江青在电话里让毛离开武汉，毛不同意离开。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定的语气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林彪写了一封劝毛离开武汉的信，交给戚本禹修改，陈伯达、关锋参与修改，信的末尾签的是江青的名字。林彪派邱会作带上江青的信立即乘飞机去武汉。行前，叶群带邱会作见了林彪，林给邱交待任务：1，向毛主席报告全国形势；2，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安全就是党的安全”，你就说这话是我说的；3，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而陈再道又不听指挥，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你如果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设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地区的29师和空降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邱乘飞机于20日晚上11时左右到了武汉王家墩机场。与邱会作同时离京赴汉的还有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队。
周恩来20日下午飞回武汉，但他的行踪已经暴露。百余名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的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据吴法宪回忆，山坡机场的安全性远不如王家墩机场，他接到武汉空军刘丰电话，说有十多辆汽车冲进了王家墩机场，只好降在离武汉60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的随行医生张佐良回忆：“这次飞武汉的除了周恩来的专机以外，还有两架飞机，载有8341部队指战员。飞机抵王家墩机场低空盘旋时，看到下面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机长走到周面前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向另一方向飞去，十多分钟后降落在山坡机场。此时大约五点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又上飞机飞到王家墩机场。为了不暴露目标，待到天黑以后，周恩来穿上便服，带上墨镜，带上少数随从人员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派人引路开往东湖客舍。周到达百花一号，迅速安排毛安全撤离。空15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机场支线专列上。
邱会作20日晚11点左右到达武汉王家墩机场后，立即和周总理通电话。周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儿有人找你。”21日凌晨3点多，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邱知道毛已安全转移出来了。邱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开往毛主席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毛在专列上接见了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还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邱把江青的信和林彪关心毛的话转告了毛。毛从东湖转移出来后只是叫人通知陈再道找回王力，对自己是否离开武汉还没有发表意见。毛看完邱会作带来的信后，可能是感到情况严重，说：“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凌晨２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汉空军的小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保护下，直奔机场。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毛说：“都准备。”快上飞机时，毛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机长问：“往哪个方向飞？”毛说“先飞起来！”飞机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毛才说：“往东飞，去上海。”中央过去有规定，为了安全，毛外出一般不乘飞机。这次破例乘飞机是迫不得已。
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等人的飞机抵达上海，直到9月16日才离开。执行飞行任务的是飞行团副团长潘景寅。他就是1971年“9．13”为林彪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那位飞行员。
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周恩来留在武汉继续处理“7·20事件”。周和李作鹏住在同一别墅里的不同房间，为了周的安全，李和周换房间住，但李住周的房间还按周的开灯时间开灯，以迷惑外界。21日上午，周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李作鹏在场。周要陈把王力找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周说：“你派人去找回来。”陈说“我找不回来。”看到陈这样的态度，周很生气，“啪”地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样的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周恩来急着寻找王力。“百万雄师”独立师的人审问了王力后，孔庆德进去了。孔庆德叫“百万雄师”头头刘敬胜、谢敏华退出去，把王力交给了29师领导人张昭剑，张带着王力往山上跑，深一脚、浅一脚，慌不择路，把腿摔伤了。张昭剑把王力保护在29师二连，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从张昭剑处找到了王力。刘丰救王力，是因为吴法宪事先打了招呼，要刘丰不要听武汉军区的。到21日上午周恩来还不知道王力的下落。21日下午刘丰向周恩来报告，才知道王力在29师。找到后，刘丰秘密将王力转移到武汉空军的一个部队隐藏起来。总理听到后很高兴，表扬刘丰立了大功。
７月22日凌晨３点钟，李作鹏、王力、刘丰乘车从武空司令部下属部队到山坡机场。不久，周恩来、谢富治一行，也在空15军王银富科长带领与特功八连护送下赶到机场。连胡子都未刮的周恩来上楼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赶到屋里，总理紧紧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亲了又亲，激动地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忆，周还流下眼泪。）
22日下午，周恩来把王力、谢富治送上飞机，周和李作鹏的专机后来起飞。到北京后，周让王力乘的飞机在天上绕圈 ，以便周恩来和李作鹏早一些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周先赶到机场迎接王力。迎接王力的群众达万人以上。王力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穿了一身不太合体的空军干部服，由人扶着走下飞机，因他脚被打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一瘸一拐地接受聚集在机场上的人群的热烈欢迎。
武汉事变很快传到北京，长安街上贴出了“打倒大军阀陈贼盗！”（有意把陈再道写成陈贼盗）。红卫兵上街流行抗议陈再道。
7月22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把武汉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毛对陈再道等还是采取怀柔政策，他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问题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同意总理提出的把陈再道保护起来。
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很多地方贴出了“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标语。
独立师部队和“百万雄师”转不过弯，除了继续游行以外，还有大批人乘火车到北京。武汉造反派通知了北京的造反派。独立师的军人在北京永定门车站被北京的造反派围堵，有的被抓到各大学里做说服工作，实际是围攻，围攻中领章、帽徽也被撕掉。
７月2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大会（一说100万人），欢迎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全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坐轮椅在最中间的位置，林彪和周恩来站在他两边。王力反对高规格的机场迎接和天安门广场的欢迎大会，这一系列作法是林彪主持的，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主席。
7月26日，经中共中央讨论、毛泽东批准后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指出，“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同一天，《中共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中说：“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复电连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一起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67］227号））下发。复电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7月26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陈再道、钟汉华进行了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是按林彪、周恩来的安排，于7月24日押到北京的。在26日的批斗会上，周恩来说：“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刘丰等人撕掉了陈、钟两人的领章、帽徽，还对他们做了“喷气式”，吴法宪还给陈再道一个耳光。
７月27日，陈再道、钟汉华被撤职，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任武汉军区政委。“7·20”事件后，造反派得势，”百万雄师”鸟兽散，其成员在一些单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报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打死600人，重伤6万4千人。轻伤18万4千人。官方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武汉文革研究者商欣仁（彭祖龙）提供的数字：打死17人，打伤四百余人。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
周思来立即告诉杨成武，根据情况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处所，并决定安排一下北京的事，马上飞到武汉。下午，林彪与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问题对策，周随后也赶到。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并且要求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公开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吴法宪就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肖前和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中央决定办。会上确定海军在武汉的舰只上的水兵上岸行动，空15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
20日下午4点，邱会作奉命到人大会堂见林彪，李文普带他先见叶群。叶群告诉邱会作：“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反革命分子已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江青哭哭啼啼地找林彪，要死要活地求林彪、叶群亲自到武汉去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江青在电话里让毛离开武汉，毛不同意离开。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定的语气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林彪写了一封劝毛离开武汉的信，交给戚本禹修改，陈伯达、关锋参与修改，信的末尾签的是江青的名字。林彪派邱会作带上江青的信立即乘飞机去武汉。行前，叶群带邱会作见了林彪，林给邱交待任务：1，向毛主席报告全国形势；2，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安全就是党的安全”，你就说这话是我说的；3，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而陈再道又不听指挥，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你如果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设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地区的29师和空降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邱乘飞机于20日晚上11时左右到了武汉王家墩机场。与邱会作同时离京赴汉的还有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队。
周恩来20日下午飞回武汉，但他的行踪已经暴露。百余名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的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据吴法宪回忆，山坡机场的安全性远不如王家墩机场，他接到武汉空军刘丰电话，说有十多辆汽车冲进了王家墩机场，只好降在离武汉60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的随行医生张佐良回忆：“这次飞武汉的除了周恩来的专机以外，还有两架飞机，载有8341部队指战员。飞机抵王家墩机场低空盘旋时，看到下面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机长走到周面前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向另一方向飞去，十多分钟后降落在山坡机场。此时大约五点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又上飞机飞到王家墩机场。为了不暴露目标，待到天黑以后，周恩来穿上便服，带上墨镜，带上少数随从人员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派人引路开往东湖客舍。周到达百花一号，迅速安排毛安全撤离。空15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机场支线专列上。
邱会作20日晚11点左右到达武汉王家墩机场后，立即和周总理通电话。周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儿有人找你。”21日凌晨3点多，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邱知道毛已安全转移出来了。邱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开往毛主席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毛在专列上接见了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还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邱把江青的信和林彪关心毛的话转告了毛。毛从东湖转移出来后只是叫人通知陈再道找回王力，对自己是否离开武汉还没有发表意见。毛看完邱会作带来的信后，可能是感到情况严重，说：“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凌晨２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汉空军的小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保护下，直奔机场。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毛说：“都准备。”快上飞机时，毛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机长问：“往哪个方向飞？”毛说“先飞起来！”飞机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毛才说：“往东飞，去上海。”中央过去有规定，为了安全，毛外出一般不乘飞机。这次破例乘飞机是迫不得已。
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等人的飞机抵达上海，直到9月16日才离开。执行飞行任务的是飞行团副团长潘景寅。他就是1971年“9．13”为林彪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那位飞行员。
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周恩来留在武汉继续处理“7·20事件”。周和李作鹏住在同一别墅里的不同房间，为了周的安全，李和周换房间住，但李住周的房间还按周的开灯时间开灯，以迷惑外界。21日上午，周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李作鹏在场。周要陈把王力找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周说：“你派人去找回来。”陈说“我找不回来。”看到陈这样的态度，周很生气，“啪”地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样的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周恩来急着寻找王力。“百万雄师”独立师的人审问了王力后，孔庆德进去了。孔庆德叫“百万雄师”头头刘敬胜、谢敏华退出去，把王力交给了29师领导人张昭剑，张带着王力往山上跑，深一脚、浅一脚，慌不择路，把腿摔伤了。张昭剑把王力保护在29师二连，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从张昭剑处找到了王力。刘丰救王力，是因为吴法宪事先打了招呼，要刘丰不要听武汉军区的。到21日上午周恩来还不知道王力的下落。21日下午刘丰向周恩来报告，才知道王力在29师。找到后，刘丰秘密将王力转移到武汉空军的一个部队隐藏起来。总理听到后很高兴，表扬刘丰立了大功。
７月22日凌晨３点钟，李作鹏、王力、刘丰乘车从武空司令部下属部队到山坡机场。不久，周恩来、谢富治一行，也在空15军王银富科长带领与特功八连护送下赶到机场。连胡子都未刮的周恩来上楼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赶到屋里，总理紧紧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亲了又亲，激动地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忆，周还流下眼泪。）
22日下午，周恩来把王力、谢富治送上飞机，周和李作鹏的专机后来起飞。到北京后，周让王力乘的飞机在天上绕圈 ，以便周恩来和李作鹏早一些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周先赶到机场迎接王力。迎接王力的群众达万人以上。王力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穿了一身不太合体的空军干部服，由人扶着走下飞机，因他脚被打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一瘸一拐地接受聚集在机场上的人群的热烈欢迎。
武汉事变很快传到北京，长安街上贴出了“打倒大军阀陈贼盗！”（有意把陈再道写成陈贼盗）。红卫兵上街流行抗议陈再道。
7月22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把武汉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毛对陈再道等还是采取怀柔政策，他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问题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同意总理提出的把陈再道保护起来。
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很多地方贴出了“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标语。
独立师部队和“百万雄师”转不过弯，除了继续游行以外，还有大批人乘火车到北京。武汉造反派通知了北京的造反派。独立师的军人在北京永定门车站被北京的造反派围堵，有的被抓到各大学里做说服工作，实际是围攻，围攻中领章、帽徽也被撕掉。
７月2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大会（一说100万人），欢迎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全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坐轮椅在最中间的位置，林彪和周恩来站在他两边。王力反对高规格的机场迎接和天安门广场的欢迎大会，这一系列作法是林彪主持的，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主席。
7月26日，经中共中央讨论、毛泽东批准后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指出，“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同一天，《中共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中说：“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复电连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一起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67］227号））下发。复电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7月26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陈再道、钟汉华进行了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是按林彪、周恩来的安排，于7月24日押到北京的。在26日的批斗会上，周恩来说：“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刘丰等人撕掉了陈、钟两人的领章、帽徽，还对他们做了“喷气式”，吴法宪还给陈再道一个耳光。
７月27日，陈再道、钟汉华被撤职，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任武汉军区政委。“7·20”事件后，造反派得势，”百万雄师”鸟兽散，其成员在一些单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报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打死600人，重伤6万4千人。轻伤18万4千人。官方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武汉文革研究者商欣仁（彭祖龙）提供的数字：打死17人，打伤四百余人。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
八月失控和毛的战略转变
武汉“7·20事件”发生时，北京流行的说法是“武汉兵变”。7月22日早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的电话指示：“你们要去西山游行，懂吗？”北京西山是军队领导机关所在地。蒯大富参加了7月25日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的大会，上了天安门城楼。蒯大富回忆说：“群众代表在天安门大会上发言呼喊‘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等口号时，林彪也都举了手。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7·20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在与王力谈话中，我认为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下一步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问题。”北京的造反派一下子把矛头指向了军队，蒯大富还派人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都是四方面军的）。四方面军的徐海东将军也受到冲击。
毛泽东从武汉飞到上海还没有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还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毛在武汉时就有了武装左派的想法。7月18日晚上毛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的谈话中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还说武汉“钢工总”在水电学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要亲自去看一看。 7月22日，江青就在北京接见河南代表时讲“文攻武卫”。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上海的时候，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调动十几万人，以棍棒、长矛、木枪为武器，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武力镇压了反对派组织“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当天晚上，毛泽东坐着苏联造的钢甲防弹轿车亲自到外滩巡视，亲眼看到了手执长矛、短棍、称为“文攻武卫”的“工总司战士”。他还观看了上海电视台播放的“工总司”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称赞云梯上的人真勇敢。张春桥说，毛主席看得非常有趣。张春桥趁打完“上柴联司”取得成功的机会，向毛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毛回答：“武装上海十万工人。”张春桥问：“可不可以发枪？”毛回答：“每人先发一根棍子。” 毛很快同意向造反派发枪。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搞第二武装。毛在信中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革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左派。这封信还提出“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么做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 毛武装左派的号令一出，各地迅速行动。当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一次讲话中说：
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军队“武装左派”只给他们相信的一派发枪，另一派当然不服，就抢枪。很多是半抢半送。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周恩来陪同。毛对客人说：“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补充说：“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枪支流到群众手中的数字比毛说的100万支要多得多。
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接过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武斗全面升级，从长矛、棍棒发展到真枪实弹。
在中央文革的引导下，一度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的高潮。“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来自在“5·16”通知中的毛泽东亲自加上的那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后这种提法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权威文章中多次出现过。
不在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有没有合法性，而在于“7·20事件”以后，这个提法变成了全国造反派的实际行动。受军队压制的造反派，借陈再道倒台的机会，纷纷起来冲击军队。
全国造反派都起来冲击军队，而文革必须依靠军队来支撑局面，这是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刚性矛盾。如果军队像地方政府那样全面瘫痪，那就无法收拾了。军队受到全面冲击以后，表示出强烈不满情绪。毛虽然是政治强人，但他还必须权衡各种力量，使自己处在各种力量的平衡点上。只有这样才会有掌控各种力量的主动权。为了平衡，他不惜牺牲忠于自己的左右两边的极端力量，也不顾他前些时发表的一些言论。毛泽东从武汉“7·20”事件中冷静下来以后，改变了文革的战略。
在这期间，外交战线也出现了失控。年轻的学生们认为外交部对帝、修、反太软弱，就采取了种种激烈的行动。同中国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 最突出的是8月22日一把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从武汉回来的王力，风头正健，头脑一时膨胀，8月7日，他主动找外交部造反派谈话。他说：“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他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讲话以后，外交部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夺了政治部的权。夺权后新的领导小组向驻外使馆拍发几十件电报，其中使用了“打倒刘、邓、陈”的口号，陈就是陈毅。
陈毅在“二月逆流”中言词激烈，毛很恼火，希望造反派对陈毅施加一些压力，但不准备打倒他。王力8月7日讲话以后，批判陈毅升级。“打倒陈毅！”的口号满天飞。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组织的“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参加的“批斗陈毅大会”，陈毅遭到批斗。
在武汉“7·20”事件以后的八月，全国和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造反派一时狂热，出现了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需要控制局面。
他抛出了几个没有实力、根基不深的文人作为牺牲品，他们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文章。该文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当前的大方向。”“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该文由《红旗》杂志编委林杰起草，关锋修改后由陈伯达签字发表。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长城”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月12日，毛泽东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 “军内一小撮”没有被揪出来，关锋却倒霉了。倒霉的还有王力和戚本禹。
王、关、戚倒台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了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飞往上海向毛报告。8月26日上午，杨成武向毛转述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正在“治”、“乱”之间作选择的当口，听了杨成武的汇报。8月26日，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报告，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的问题。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毛还对王力的8月7日的讲话批示：“大、大、大毒草。”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飞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周就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阎长贵回忆说：“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待续）
毛泽东从武汉飞到上海还没有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还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毛在武汉时就有了武装左派的想法。7月18日晚上毛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的谈话中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还说武汉“钢工总”在水电学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要亲自去看一看。 7月22日，江青就在北京接见河南代表时讲“文攻武卫”。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上海的时候，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调动十几万人，以棍棒、长矛、木枪为武器，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武力镇压了反对派组织“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当天晚上，毛泽东坐着苏联造的钢甲防弹轿车亲自到外滩巡视，亲眼看到了手执长矛、短棍、称为“文攻武卫”的“工总司战士”。他还观看了上海电视台播放的“工总司”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称赞云梯上的人真勇敢。张春桥说，毛主席看得非常有趣。张春桥趁打完“上柴联司”取得成功的机会，向毛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毛回答：“武装上海十万工人。”张春桥问：“可不可以发枪？”毛回答：“每人先发一根棍子。” 毛很快同意向造反派发枪。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搞第二武装。毛在信中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革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左派。这封信还提出“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么做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 毛武装左派的号令一出，各地迅速行动。当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一次讲话中说：
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军队“武装左派”只给他们相信的一派发枪，另一派当然不服，就抢枪。很多是半抢半送。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周恩来陪同。毛对客人说：“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补充说：“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枪支流到群众手中的数字比毛说的100万支要多得多。
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接过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武斗全面升级，从长矛、棍棒发展到真枪实弹。
在中央文革的引导下，一度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的高潮。“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来自在“5·16”通知中的毛泽东亲自加上的那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后这种提法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权威文章中多次出现过。
不在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有没有合法性，而在于“7·20事件”以后，这个提法变成了全国造反派的实际行动。受军队压制的造反派，借陈再道倒台的机会，纷纷起来冲击军队。
全国造反派都起来冲击军队，而文革必须依靠军队来支撑局面，这是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刚性矛盾。如果军队像地方政府那样全面瘫痪，那就无法收拾了。军队受到全面冲击以后，表示出强烈不满情绪。毛虽然是政治强人，但他还必须权衡各种力量，使自己处在各种力量的平衡点上。只有这样才会有掌控各种力量的主动权。为了平衡，他不惜牺牲忠于自己的左右两边的极端力量，也不顾他前些时发表的一些言论。毛泽东从武汉“7·20”事件中冷静下来以后，改变了文革的战略。
在这期间，外交战线也出现了失控。年轻的学生们认为外交部对帝、修、反太软弱，就采取了种种激烈的行动。同中国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 最突出的是8月22日一把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从武汉回来的王力，风头正健，头脑一时膨胀，8月7日，他主动找外交部造反派谈话。他说：“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他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讲话以后，外交部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夺了政治部的权。夺权后新的领导小组向驻外使馆拍发几十件电报，其中使用了“打倒刘、邓、陈”的口号，陈就是陈毅。
陈毅在“二月逆流”中言词激烈，毛很恼火，希望造反派对陈毅施加一些压力，但不准备打倒他。王力8月7日讲话以后，批判陈毅升级。“打倒陈毅！”的口号满天飞。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组织的“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参加的“批斗陈毅大会”，陈毅遭到批斗。
在武汉“7·20”事件以后的八月，全国和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造反派一时狂热，出现了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需要控制局面。
他抛出了几个没有实力、根基不深的文人作为牺牲品，他们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文章。该文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当前的大方向。”“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该文由《红旗》杂志编委林杰起草，关锋修改后由陈伯达签字发表。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长城”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月12日，毛泽东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 “军内一小撮”没有被揪出来，关锋却倒霉了。倒霉的还有王力和戚本禹。
王、关、戚倒台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了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飞往上海向毛报告。8月26日上午，杨成武向毛转述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正在“治”、“乱”之间作选择的当口，听了杨成武的汇报。8月26日，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报告，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的问题。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毛还对王力的8月7日的讲话批示：“大、大、大毒草。”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飞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周就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阎长贵回忆说：“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