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 （下）
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 （下）
◎ 淳 子
作家淳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文艺编辑，主要作品有《民国风雅》《旗袍》《她的城，张爱玲地图》以及影视作品《婚姻的故事》
等共计500多万字。作家淳子另外的身份还有上海史研究员，张爱玲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海派文学社副社长，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主持人。她阅读、研究张爱玲多年，近年有《张爱玲的上半出》《张爱玲的下半出》等著述问世。
本文是作家淳子对张爱玲的历史寻访故事。她寻着张爱玲在美国的足迹，再现了其颠沛流离、漂泊不定的后半生，写出了张爱玲在美国四十年执意写作、不废笔耕的艰辛，以及她新的情感经历和新的家庭生活，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张爱玲独特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铸就了张爱玲独特的人生。作者“亲历历史现场”，耗时六十多天，走访了张爱玲在美国停留过的多个住所，从东岸到西岸，与跟张爱玲有关系的当事人或旁观者对话，追踪张爱玲在美国的任何蛛丝马迹，用这些点点滴滴的言说与纪实，辅之张爱玲回忆中对自己个人经历的描述，再现了一个生动的张爱玲。 ——《清风文萃》编辑部
我四下里张望，似乎要找出赖雅和张爱玲在这个院子的蛛丝马迹——她会把赖雅葬在橡树下面吗？还是把他藏在一个中国的青花瓷瓶里了？
赖雅死后，张爱玲拍过一张照片。齐耳的短发，光洁的额头，一缕碎发垂在颈背。
那一年，她57岁，急景凋年，一连串的蒙太奇。岁月如杀猪刀，刀刀见痕，毫不手软。但她用一抿嘴的微笑，挽住了荒芜。
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暮霭四合，刚下过雨，小径上湿漉漉的。这个美丽优雅的小院子里，满目都是她的孤独。
起身，去哈佛燕京图书馆。
在一排书架里，看见了我的书《她的城，张爱玲地图》，封面上，张爱玲旗袍红唇标准照，一如张曼玉在电影《花样年华》的淑女气质。
1968深秋，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底楼——古典小说的书架旁，张爱玲与哈佛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家、曾任哈佛东亚系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的韩南教授Patrick D. Hanan不期而遇。在说到《红楼梦》时，两人都有知音之遇之感，相谈甚欢。
她很有兴趣阅读韩南的《金瓶梅探源》。
他们也谈起她翻译的《海上花列传》。
张爱玲说：“《海上花列传》真是好！像《红楼梦》一样好！”
就这样，他们靠在书架旁，兴致盎然，高山流水，不觉就是黄昏。
韩南邀她给《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写论文，她竟写成一本文学评论集子《红楼梦魇》，一本书代替了论文。她后来几次找韩南写介绍信，大概是应征大学的职位。
1969春，素来幽居的张爱玲，邀请韩南和太太到剑桥布拉图街83号43座，她的公寓吃饭。席间赠送了《怨女》的英文版和《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
张爱玲还从母亲的箱底选了一个绣花荷包，赠送给韩南夫人。那是李鸿章女儿——她祖母的家传之物：双面金丝线的底子，重重叠叠的花卉中，一只红冠白羽的雄鸡，闲庭信步。
韩南说，那个春天他们都很忙，等到打算回请张爱玲时，她已离开。
1967年一月间，张爱玲写信给庄信正道：“我趁这时候借书方便，写几篇红楼梦考证。”（庄信正《张爱玲庄信正通信录》第334页，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2012年9月版）
1977年《红楼梦魇》出版，张爱玲特地寄给韩南教授。
2005夏和2006春，韩南来到燕京图书馆，将张爱玲的绣花荷包和有她许多手迹的珍本书《北地胭脂》和《红楼梦魇》等交给学者张凤女士。托请她为这些珍贵的物件找一个好婆家。
如此郑重其事的委托，张凤不知如何是好，生怕闪失贻误。多方咨询，几番思量后，柏克莱大学东亚图书馆周欣平馆长决定永久珍藏李鸿章家族的绣花荷包；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张爱玲签名且亲笔订正过的《北地胭脂》和《红楼梦魇》。
起风了。
我们离开雷德克里芙学院，开车去超市，买了龙虾，做了龙虾色拉和龙虾泡饭，坐在客厅里，面对港口的夜景，啜着Napa的红酒，为自己，也为曾经住在这里的张爱玲。
2014年9月24日，宗小姐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去盛产文化巨人和怪人的康科德镇。
这个小镇上，居住着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哲学家、诗人梭罗，《小妇人》的作者、《红字》的作者霍桑。
车子开出哈佛，公路两边的树叶开始泛出秋意的红色，只是十分迟疑，有一种半推半就的态度。
层林尽染，动人心魄。
一栋白色的小楼，路旁高高的一块牌子，著名的爱默生故居。
站在门口的小径上，一种抵达彼岸的欣喜。
1995年9月15日，新加坡璧山区，我居住的公寓楼下，一个小书店里，买了张爱玲翻译的《爱默生选集》。
随后，我去美国大使馆签证。
签证官看了我的资料，进去倒了一杯咖啡出来，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黑色的拒签的印章。
我等了十九年。等与张爱玲、与爱默生相遇的一刻。这本《爱默生选集》，从新加坡跟随我回到上海，随后我几次搬家，遗落了许多东西，包括珠宝、港币、美元，但是这本书始终在我的身边。张爱玲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不曾来过这里，但她用她的文字与这位伟大的学者交往过了。
1834年起，爱默生住在康科德了。
子承父业，他在波士顿当牧师，用微薄的收入在小镇通往波士顿的公路边买了这栋房子，房子里充满了清教徒简朴、一丝不苟的气息。
我跟从讲解员默默地穿行在一个一个的房间里。
不许喧哗，不许拍照，时刻小心脚下腐朽的地板。
墙上有一张妇人的肖像，那是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她活得很长久。但是在爱默生的日记里，关于她，只有一行字。
书房的窗下，放了一架琴，如同一曲古老的歌谣。
波士顿上流社会视爱默生为异端。剑桥的神学家们则说他是泛神论者和日尔曼式的神秘论者，说他的风格是类似“新柏拉图的月光”的东西。这里的“月光”，在英语里指的是废话、大话。
他常进城讲学。门口挂着他的帽子和披风。
在世人眼里，爱默生是美国思想与文学的“独立宣言”。他放弃了一切机会，割舍了唾手可得的名利，不追逐世俗蝇营狗苟的东西。他有他的追求，那就是他认为的世间美好的东西。这种追求出自本能，有它内在的逻辑，不足为外人所道。在这一点上，他与张爱玲的精神同构。尽管张爱玲在翻译爱默生时，有几分不情愿。记得张爱玲在友人的信里说，为了生存，即使给我一份菜单，我也是会把它翻译出来的。
我在这栋白色的小楼里徘徊，一格一格的楼梯上去，在每一本书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探寻另一个人的名字：张爱玲。
这栋楼里，还有另一个人的气息，那就是梭罗。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梭罗向爱默生借了一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在爱默生的领地里，选了一个距离瓦尔登湖最近的山坡，砍伐高耸入云、还壮年的白松，建造了一个小房子，在那里，以一种与时代极端不合作的态度，开始了几近原始人的生活，并且开始写日记。这些日记日后构成了著名的著作《瓦尔登湖》。
10月22日，日记：
“为了独处，我发现有必要逃避现有的一切——
我逃避我自己。我怎么能在罗马皇帝装满镜子的居室里独处呢？我要找一个阁楼。一定不要去打搅那里的蜘蛛，根本不用打扫地板，也不用归置里面的破烂东西。（《梭罗日记》第2页）”
这几乎是梭罗四十四岁短暂生命的自我画像，也是张爱玲晚年的生活肖像，文字中的“独处”、“阁楼”、“蜘蛛”等词语，充满精神层面上的意象，与张爱玲的孤岛、阁楼疯女人、虫患历历对应，在精神上丝丝契合。日后，张爱玲的状态，是对梭罗的强大模仿。
与张爱玲一样，我也是一个城市动物，对乡间的生活无法忍受。在康科德小镇逗留了一个下午后，我们决定去城里吃饭。
车开得很慢，继续着张爱玲的路线。
一九五七年的七月，赖雅夫妇在波士顿的派克饭店（Parker House）住了五天。他们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访问了赖雅的亲戚，在百货商店选购生活用品。譬如咖啡、腌肉、鸡蛋，在著名的饭馆里品尝殖民风格的美味。张爱玲很愉快。她喜欢大城市，寂寞寒冷的小镇使她的骨头都要发霉了。
最后的渡口
从好莱坞的中国戏院出发，地铁转地铁，转公交车，经过著名的比佛利山庄，经过莫妮卡海湾，终点站加州大学下车。
正午的烈日下，找不到行人问路。
凭着直觉，踩着自己的影子，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着。一个路口被封了起来，在拍电影，女主角披着外套从屋子里出来，男主角迎上去，他们彼此挽着走出镜头。
我趋前看西洋镜，一看路牌，竟正是在寻觅的罗切斯特大道，张爱玲人生居住的最后一个站牌。
心中一阵狂喜。
于我而言，有关张爱玲的一草一木，一字一帖，都会引起内心的震动。这是我的痴。
我站在路的中段，向左，还是向右？
似乎闻到了张爱玲的气息，我决定左拐。
左拐，一幢白色的建筑，用白描的手法推入我的眼眶。我曾在照片上无数次进入这个空间，这里是张爱玲生命最后的渡口。
我担心我会窒息，也担心精彩的电影太快地到了尾声，我延迟着故事最后时刻的到来——总是这样。
活着活着就老了。
1995年7月25日，张爱玲75岁了。
还是皮肤疾患，张爱玲去做日光浴，回来已近午夜。
进得门，赶紧开了灯，换下外衣。
泡一杯埃及药茶，浅啜一口，缓过劲来，拾起换下的衣服准备去洗衣房。一低头，这就发现了心头大患，一只跳蚤！一时花容失色。赶紧的把衣服塞进黑色的垃圾袋，扎紧了口子，坐电梯下得楼来，不敢扔在公寓的垃圾箱，担心会爬出来。细细的身子，佝偻着，拎着垃圾袋，失魂落魄状，硬是走了几个街区才抛尸野地。回到公寓，依旧惴惴不安，担心留下虫卵。
这是一片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住宅区，安静优雅，如一张明信片。环顾四周，一时也未找见垃圾箱。可怜张爱玲，这个时候，已经无力搬家了。
门厅一面镜子，我仔细整理了衣冠，在脸上略略拍了几笔蜜粉，决定去敲张爱玲的门。一扇粉紫色的门，在走廊的尽头。
居然有人应门。
是一位韩国男生。在加大读数学。
我说明来意，男生满脸狐疑和警觉。
我又拿出机票和护照，他依然的不信。
我问：你知道李安导演吗？他拍过张爱玲的《色，戒》。
他道：稍候。
转身去电脑上搜索，搜出了李安的电影《色，戒》，也搜出了张爱玲的英文网页。
于是，很礼貌地侧身，让我进屋。
一步，跨入门槛，跨入张爱玲的阈，她的城堡，她的要塞，她自治的领地。
我有些胆怯。
我害怕张爱玲状告：入侵，擅闯。
张爱玲说，上海人还是可以见见的。
我是张爱玲身后，第一个进入这个私人空间的上海人。
室内延续了张爱玲的风格，一尘不染，家徒四壁。住在这里的张爱玲，于在上海时的张爱玲而言，已然换了人间。
1944年，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家，这样描述：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有兵气。”（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22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这是胡兰成四十多年前的话。
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
前世今生。前世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不能是香港或者广州，当然，更与美国西海岸的某个遥不可及的城市无关。
张爱玲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同上，第136页）
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绮语》，第53页，岳麓书社，1999年。）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他们并肩看画册，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也在床帷厮磨，欲仙欲死。
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
可惜，恋人的誓言是无法到达上帝的耳畔的。
纷乱的世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有坚执。她对胡兰成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1966年11月4日，她在信中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
1975年12月10日，她在给友人的信中道：“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张爱玲是亮烈难犯的。
她要回应胡兰成，回应她人生节点中的主要事件。
1994年10月5日，张爱玲在给庄信正的信里道：
“——我正在写的《小团圆》内容同《对照记》，不过较深入。”
此信证明，小说《小团圆》的自传性质。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一个也不放过，比胡兰成更凌厉地揭露了更为隐秘的私处和私事。
有人热衷将《小团圆》里的人物对号入座，实在是因为这部小说的强大的自传性的基因。
因为《小团圆》不适合在当时出版，于是，张爱玲姑且出版了《对照记》。
《对照记》是在这个公寓里完成的。
写作这本书的日子，是一段温暖的日子。
她又回到了母亲的铜床上，在青丝被面上，摆出一张一张照片：
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祖母李菊耦，父亲、母亲，姑姑，弟弟——
李鸿章，晚清四十年的历史，每一页都有他的签名。父亲和姑姑说起他的名字，都故意压低了嗓子。他是一个裱糊匠，糊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就连他女儿的婚姻，也就是张爱玲奶奶的婚姻，也是他亲手糊的一盏纸灯笼。
祖父张佩纶，也是清朝著名的大官，喝饱了酒就写奏折，反腐败，弹劾官员，奏一个倒一个，满朝官员怕他，也恨他。他主战。中法海战，大清的海军一败涂地。传说他是顶着铜脸盆逃出来的，从此被贬。老爹爹李鸿章爱才，把他招为幕僚，还把自己的千金许配给他做填房。可怜奶奶，多美的一个人儿呀，嫁给爷爷做填房时，她23，爷爷40，还有肝病。听说李鸿章心疼女儿，派人漏夜送大闸蟹。于是，爷爷和奶奶月下温酒煮诗。
张爱玲曾经保存一个绣花荷包，是她奶奶留下来的荷包。这女红，貌似漫不经心地描龙绣凤，其实，针针线线都刺在了心尖上。心碎了，是会淌血的。荣耀的背后总是悲剧。
如果她还有时间和体力，她是一定要写一部李鸿章的悲剧的。比《哈姆雷特》、比《李尔王》还要悲凉。
奶奶三十几岁就守寡，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却已是老了。姑姑说，春天海棠开的时候，奶奶扶着丫鬟的肩头，一步三摇，去院子里看花。她身上有痣，一朵一朵，如桃花的芯子。她身边的丫鬟说，老太太那个省哦，连手纸也省，担心坐吃山空。命运就是这样防不胜防，她的防卫又是这样微弱可怜。
张爱玲写道：“我没有赶上看见他们。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管里，等我死的时候，他们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写累了，揽过母亲留下的箱子，穿一件清朝大镶大滚的袄，下摆处露出一节宝蓝色旗袍，一双平金牡丹戏凤绣花鞋，头发极短，一副玳瑁鹅黄色眼镜，手托一壶茉莉香片，唇膏一抹香奈儿的殷红。斗室里，青衣身段袅袅踱步。忽地闻见京胡声，那是老宅子里，父亲、继母、陆小曼在一起票戏。
搁下茶壶，拧亮落地灯，居室瞬间灿烂辉煌。
“风淅淅，雨纤纤。难怪春愁细细添。记不分明疑是梦，梦来还隔一重帘。”
她在镜子前顾影自盼，选出一副翡翠耳环，比划了一番，放下，又拣起一副硕大的蓝宝石耳环，一一用心戴上。那是母亲给她的念想。
自小，张爱玲认定自己是天才。大约是家族的血液吧。
1992年2月，张爱玲去文具店买授权书时，顺便买了遗嘱表格。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比华利山立了一份遗嘱，在法定公证人与其他三位证人面前宣誓完成，一切依照当地法律。遗嘱很简单，只有三点事项：
“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第二，遗体立时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第三，我委任林式同先生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
1992年2月25日，她写信给遗嘱受益人宋淇夫妇：
“如果我的钱有剩，那么，（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如关于林彪的一篇英文，虽然早已明日黄花。（《小团圆》小说要销毁）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二）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即使有较多的钱剩下，也不想立基金会作纪念。”
无论处在何种境况之中，她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承诺。
花开花落、雁去雁来、雨丝风片，人生本来的色泽终要一点一点显现、落定。
抬头间，没有四季的洛杉矶，一声叹息，已然到了1995年。
七月，张爱玲放弃了再次搬家的计划。
单是日光浴，每天便耗去了十三小时。
过分的照射引起灼伤，生发新的伤口，她日日与新鲜的淌血的伤口相伴。
她太累了。
独居，不再是欢愉，而是没有期限的囚禁。
这个最后的居所，张爱玲把自己形容成老鼠洞里的人，不见光。
她决定撒手。
她说，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1995年9月8日，中午十二点多，林式同倚在沙发上，正在读着昨晚没有读完的报纸，电话响了。
听筒那里，自报家门是张爱玲的公寓经理，一位很漂亮的伊朗女子，林式同见过他。
她道：“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什么，不可能！不久前我才和她讲过话。”林式同本能道。
“我已叫了急救车，他们快来了。我想他们已在大门口了。”她语气急促。
林式同突然记起遗书的事，对着电话喊：“我有遗书！”
“好！”她道。电话挂断了。
短暂的情绪休克。
几分钟后，林式同从惶惑中惊醒。
十多年来与张爱玲的交往，张爱玲各个时期的形象，张爱玲电话里的北方话，一帧一帧，蒙太奇的方式播放着。
电话又响了，一个男音说：“这是L.A.P.D（洛杉矶警局），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调查，请你等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
警局要证实林式同与张爱玲的熟悉程度。
二十分钟就是一个世纪。
林式同拨通了张爱玲公寓的电话。
警察告知林式同，带着遗嘱即刻过去。
下午三点，林式同到达张爱玲的住所。
验明正身后，警察允他进入张爱玲的房间。
这是林式同第一次走进了张爱玲的空间。
时间瞬间凝固：日光灯还亮着，张爱玲躺在靠墙的行军床上，头发很短，如一个男孩，手脚自然平放，神态安详，身下垫着的是一张蓝色的毯子，那是她喜欢的颜色，也是她母亲喜欢的颜色。靠窗一沓纸盒，这就是张爱玲的写字桌了。
地上放着电视机，电视是她生活的背景。
不停地变换住所，不接电话，不开信箱，不见客人，吃着快餐食品，彻夜开着电视和电灯，怕黑怕寂寞却又拒绝尘世间的一切热闹和烟火，这便是晚年张爱玲的生活状态。
地上堆着许多纸袋，里面放着衣服和杂物。
逼仄的浴室没有毛巾，到处是纸巾，拖鞋和餐具，一律是一次性的材质，一个贵族女性，对物欲的淡漠，彻底到如此境界，亦是令人无语。
据法医检验，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也就是9月1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对自己的死是有准备的。
她躺下之前，有条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进一只手提包，放在门边最易被发现的厨房吧台上。
所有战争片里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她无须等待了。
可以发生的都发生过了。
安然了。可以躺下了。
屋内，灯火通明。
张爱玲去世后，作为张爱玲在美国最亲近最可靠的朋友和现场见证人，林式同忠实地执行了她的遗愿。
9月30日，张爱玲生日那天，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里。
故事脆弱而短暂，张爱玲走了。 （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