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大刑事审判故事

善　与　恶　（六）

Good and Evil：Stories of America’s Great Criminal Trials

第十三章　旅行袋

　　一只黑色皮质旅行袋，引起复杂的官司，劳师动众、劳民伤财之后，又彻底解决了这件争讼。
　　美国东北部沿海有一个小州，叫罗得岛州（State of Rhode Island）。海边别墅、华厦林立，是富翁居住和渡假的地方。其中曾经有一家人，女主人叫马莎·方步劳（Martha Von Bulow），靠祖产过着奢华的生活。马莎是再嫁夫人，与前夫生育两个孩子，男孩名叫亚力（Alex）。马莎现任丈夫克劳斯·方步劳（Claus Von Bulow），比她年长十岁，原来是丹麦人，父亲曾是“公爵”，但祖产在战时被摧毁，所以克劳斯虽以贵族身份为荣，其实靠太太过日子。
　　富人的日常生活，少不了醇酒美食，有钱而无所适事，喝酒之外，还吃药麻醉自己。克劳斯在外面还沾花惹草，用太太的钱养活一位情妇。夫妻两人时常争吵，朋友们都知道，马莎打算与克劳斯离婚。心情郁闷，马莎吃药喝酒，又喜欢甜食。
　　1979年12月26日，马莎觉得身体不适，不久便昏迷在卧室的床上。
　　马莎有位随身女管家，名叫玛丽亚·熊亥默（Maria Schallhammer），是老家带来的忠仆，在公馆中当家作主，她看不起男主人克劳斯。
　　后来在法庭上作证，玛丽亚描述女主人生病的情形。男主人一整天不理会妻子的病况。玛丽亚一再催促他找医师或将病人送医院，男主人不理会。躺在床上的马莎，昏迷一整天，到傍晚克劳斯才召唤家庭特约医师。医师来到，检验马莎，发现她呼吸困难，便将她送到医院去急救。
　　医院里诊疗马莎的医师，发现她的血糖极低，便注射葡萄糖（Dextrose），希望提高她体内的血糖。不料血糖量继续下降。医师们发现病人体内，有大量的胰岛素（Insulin），可是她没有患糖尿病。经过急救和治疗后，马莎在医院中慢慢恢复。
　　有一天当克劳斯不在家时，女管家进到他卧室，在衣柜中看到一只黑色皮质的旅行袋，长约八吋，宽约三吋，使用拉链开关。女管家打开黑皮袋，看到里面有三个小药瓶，其中一个瓶子上的标签写着药物“烦宁”（Valium）（注一）。另一瓶装蓝色药片，第三瓶装有白色药粉。三个药瓶之外，还有三只医疗使用的钢针和玻璃罐药器。
　　女管家玛丽亚找到住在别处的公子亚力（Alex），告诉这件事。亚力是马莎前夫的儿子，二十多岁，向来看不起克劳斯，认为他是吃软饭的寄生虫。
　　女主人出院回家后，大家相安无事。管家和儿子，没有告诉她这件可疑的发现。
　　第二年（1980）12月21日，马莎喝了酒，吃了糖，并且把9只鸡蛋混入烈酒，一口气喝完。不久便感到不适，回卧室后倒在浴室中，陷入昏迷。医院的医师们，发现她体内又有超量的胰岛素，这回使用药物解救，没有效果，病人不能再恢复意识。
　　得到坏消息后，亚力到母亲的华厦，会同管家玛丽亚，再到克劳斯的卧室去搜查。在衣柜中，他们看到那只黑皮袋。打开看，除了原来的三个小药瓶，竟有一只显然被使用过的针头。钢针上带有杂质，像是刺余的药物。
　　亚力赶到纽约市，找到一位律师，名叫里查·顾（Richard Kuh），曾任纽约市的检察官。亚力告诉律师他的疑窦，并聘请律师替他调查。
　　律师约到一位私家侦探，名叫郎伯特（Lambert），大家策划。郎伯特主张去取得黑色皮袋中的物品，送到实验室去检验。
　　三个人一齐开车到罗得岛州克劳斯的住处。趁他不在家，连同女管家，进入他卧室。这一次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克劳斯已在衣柜上加锁，四个人无法打开柜门。
　　第二天他们雇一位锁匠，再到华厦中，让销匠打开铁锁。他们拿出黑皮袋中的药瓶和针头，一齐带走。律师里查·顾，与亚力，到罗得岛州的警察局去报案，指控克劳斯·方步劳，意图谋杀他太太马莎。警探们便循“杀人未遂”罪的方向调查。
　　检察官指挥警察局，把那些收到的药物和针头，送到实验室去检验和鉴定。警局的人员，便把药瓶打开，取出药片和药粉，送往实验室。
　　不久，实验室送来报告，药物是“烦宁”（Valium）和“胰岛素”（Insulin），针头上确实带有剩余的胰岛素。
　　1981年7月19日，检察官起诉克劳斯·方步劳两项罪名——1979年意图谋杀马莎，和1980年杀人未遂。
　　第二年1月11日，法院选择陪审团，开庭审判。
　　克劳斯为什么想杀害马莎？
　　马莎打算与他离婚。如果离婚，克劳斯将失去现有的挥霍和享受，离婚时大约得不到多少“赡养费”，因为婚姻失败，是他的错（婚外情）。而且离婚将使他失去在高层社交圈出入的门径。
　　马莎的死亡，对克劳斯有好处。他可以获得马莎的财产，超过两千万美金，又可以恢复单身的自由生活。
　　被告克劳斯的手段，便是注射“烦宁”和“胰岛素”到马莎的体内，造成她的血糖大幅降低，导至昏迷和死亡。昏迷是过程，死亡是他希望的结果。
　　检察官手上并没有直接证据，需依赖证人和测验药物的报告。主要证人，是管家玛丽亚，儿子亚力，律师里查·顾，私家侦探，特约家庭和医院的医师，和药品专家。
　　被告有动机，犯罪有利益，手上有不明药物，死者体内有大量胰岛素，药品显然来自被告，被告私藏药物，并且有杀人的工具（针头）。看起来铁证如山。
　　检察官的关键，是那只黑色皮袋；辩护律师的关键，更是那只黑色皮袋。
　　开庭后，检察官安排女管家玛丽亚作证。她详细叙述家庭内的情形，主人不和，女主人生病和昏迷的事故，以及她发现黑色皮袋和其中的药物，全部过程。
　　辩护律师问她，当时和律师里查·顾见面时，是否也告诉他同样的过程和细节。律师问：“今天在法庭中讲的话，与过去妳告诉别人的话，是否完全相同？”玛丽亚很有信心地回答：“绝对一样。”
　　于是律师对主审法官提出要求，请命令里查·顾出示玛丽亚与他谈话的全部笔记。检察官立刻起立反对，主张那笔记是律师与他的客户之间的谈话，视为机密信息（Confidential Information），不能在法庭中公开。
　　主审法官当庭同意，里查·顾手上的笔记，被“机密”法则所保护。
　　辩护律师要求传唤里查·顾来作证，也被法官驳回，理由是，即令里查被传唤到法庭，他也可以拒绝泄露他与玛丽亚谈话的内容。
　　接着，由检察官安排实验室的专家出庭作证，说明检验由警察局送去的几项药品后的结果，证实其中有“烦宁”和“胰岛素”，并解释它们的性质。
　　辩护律师又向法官表示异议，指出那些药物原来放在被告的私人皮袋中，搜寻黑色皮袋和药物，违反美国宪法所保护的隐私权。法官裁决，搜索的行为，是玛丽亚和亚力的决定，他们是私人，不是警察，并且黑色皮袋放在家中，是他们可以进出的房屋，所以没有犯法。法官容许专家们向陪审团介绍和解释这些药物。
　　辩护律师希望置疑玛丽亚的证词，以及阻止药物证据进入法庭，不能说服法官，策略失败。
　　1982年3月16日，审判结束，陪审团讨论后，宣判被告克劳斯两项罪名都有罪。法官处罚他十年徒刑（1979年杀人未遂）和二十年徒刑（1980年杀人未遂）（注二）。
　　消息立刻由媒体头条报导，传遍全国。
　　然而克劳斯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他聘请新的律师替他上诉，包括一位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另一位曾任联邦检察官现在执私人业务。
　　整整一年后1983年3月15日，律师团队向罗得岛州最高法院提状上诉，他们指出，地方法院的主审法官，在审判中作过两项裁决，都犯了法律的错误，影响陪审团的评断，伤害被告的权利，造成审判不公平。他们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地方法院的判决，发回更审。
　　哪两项错误呢？克劳斯的律师指出，不错，律师与客户的谈话，应保持机密，法官不应命令将谈话内容公开。但是，女管家玛丽亚，儿子亚力（两人都是客户）和他们的律师里查·顾，一齐到警察局去检举克劳斯，并且去提供信息许多次，就等于他们已经主动对外公开他们之间的机密。另外律师们认为，容许实验室的专家在法庭中提出和解释药品，也是主审法官的错误。
　　这两项“错误裁决”成为地方法院是不是误判的关键，也是辩护策略的重点。
　　1984年4月27日，罗得岛州的最高法院宣布判决。
　　地方法官不让被告看到律师里查·顾手上的笔记，是不正确的裁决。因为笔记中，可能藏有对被告有利的信息。检察官有义务，向法院提供手上掌握的、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这是宪法要求的义务。虽然法律也保护客户和律师间的机密，但刑事法庭的公正，比这种机密更重要。何况，当他们向警察报告和私家侦探合作时，已经泄露其中的机密，等于主动放弃客户和律师之间谈话的秘密。
　　所以主审法官拒绝命令理查德·顾交出他的笔记，是错误的裁决。
　　至于实验室的检验结果和专家们的解释，最高法院也认为，不应该容许在法庭中提供给陪审团，理由是这样的：女管家和少爷，以及律师和私家侦探到克劳斯的卧室中搜索，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是私人自家的行为。他们搜查到黑皮袋里的药品，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将那些药瓶打开，登记之后再把瓶内取出的药物送到实验室去化验，那一剎那，已构成警察在搜索和扣押克劳斯的私人财物。但是，警察并没有事前取得法院的搜索令，而没有搜索令的搜索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不当行为。所以，地方法院的主审法官，应该排斥这些证据；法官有义务排斥检方非法取得的证据。容许专家的证言，是错误的裁决（注三）。
　　这两项错误的裁决，影响陪审团的评断。最高法院命令撤销原判，发回更审。
　　1984年9月23日，地方法院奉令重新审判克劳斯·方步劳（注四）。
　　检察官希望比照第一次的策略，但重要证据，缺了一环。最高法院已宣布，实验室的药物分析，是非法搜索的结果，不准在新的法庭中使用。
　　他们还是依赖女管家玛丽亚、儿子亚力、和医师们的证言。
　　玛丽亚在证人席，讲一样的故事。
　　这回辩护律师握有利器，就是当年她和律师第一次谈话的笔记，里查·顾已经奉命交出来，一份给法官，一份给辩护律师。
　　手上拿着这份笔记，律师诘问玛丽亚：
　　问：“当妳向里查·顾律师描述妳在黑色皮袋中看到的对象时，你提到烦宁（Valium），对吗？”
　　答：“是的。”
　　问：“但妳没有提到胰岛素？”
　　答：“有的。”
　　问：“是吗？笔记没有记载胰岛素这个字？”
　　答：“哦，我没提，因为胰岛素不重要，马莎（女主人）又没有糖尿病。”
　　问：“妳也没有提到使用过的针头？”
　　答：“大概忘记提……”
　　问：“妳后来才想起吗？”
　　答：“是的。”
　　问：“距离事情的时间越久，妳的记忆越清楚，是吗？”
　　答：“嗯……不一定的。”
　　问：“妳曾对外人撒谎吗？”
　　答：“没有。”
　　问：“关于女主人的私事，妳对外人说谎，对吗？”
　　答：“那是因为忠于女主人，为了保护她。”
　　笔记是新武器，成为反诘问检方关键证人的依据。
　　检察官安排儿子亚力上台作证，他也重述他的怀疑和调查克劳斯的过程，表示自己完全依赖证据，秉公办事，没有伤害克劳斯的意图。
　　辩护律师指出，他当初和里查·顾的谈话，记载在笔记中，然后问亚力：
　　问：“在你母亲第二次昏迷之前，你曾和祖父母（马莎的父母）和你的妹妹商量，怎样对付克劳斯吗？”
　　答：“讨论过，不记得详情。”
　　问：“你们打算给他一笔钱，叫他离开？”
　　答：“好像是，家人闲谈而已。”
　　问：“你对祖父母表示，无论用什么手段，一定要赶走克劳斯，永远不再看到他？”
　　答：“记不清。”
　　问：“送他去坐牢，二十年或无期徒刑，便永远不再看到他，对吧？”
　　答：“没有这么想。”
　　检察官请马莎的特约家庭医师上台作证。医师回忆，马莎的血糖大幅下降，引起昏迷和失智。他认为病人体内有太多的胰岛素，怀疑克劳斯曾经向女病人注射药物。
　　辩护律师这样诘问医师证人：
　　问：“体内血糖大量减少，可能是病人自己生活方式造成的，对吗？”
　　答：“可能的；但同样可能的，是被外人注射胰岛素。”
　　问：“马莎喜欢吃甜品和喝烈酒，甚至大量吞食亚士匹林药丸？”
　　答：“是的。但她没有糖尿病。”
　　问：“过量甜食和烈酒，会造成内份泌不平衡，影响血糖的升降？”
　　答：“是的。”
　　问：“病人遭外人注射胰岛素，是你的猜测？”
　　答：“是我的职业判断。”
　　问：“你曾仔细检查过病人，她身上有没有被注射过留下的针孔？”
　　答：“没有检查。”
　　问：“当钢针插入病人的肌肉，注射药品后再抽出来，针头表面经过皮肤的摩擦，应该是光滑干净的，是吗？”
　　答：“是的。”
　　问：“为什么在黑皮袋里的那只用过的针头，上面还带有残余的药渣呢？”
　　答：“我无法解释。”
　　解决这位医师证人之后，辩护律师聘请7位其他医师和药物专家，轮流上台替被告作证。他们每一位都检查过昏迷在病床上的马莎，在法庭中一致表示，病人身体里并没有过量的胰岛素或来自体外而残余的“烦宁”。
　　1985年6月30日，陪审团秘密讨论之后，报告主审法官，宣判被告克劳斯·方步劳无罪（注五）。
　　克劳斯恢复自由后，仍然居住在华厦中，马莎的儿子和女儿，找律师到民事法院去控告克劳斯疏忽妻子马莎，导致她的昏迷和失智。
　　经过一段斗法，两方秘密和解，克劳斯答应和躺在病床上的马莎离婚，放弃财产继承权，并且不再居住在美国。官司结束后，他迁居英国伦敦。马莎的儿女，于2007年将她的遗产（包括那栋豪华大楼），高价（一千三百万）出卖。
　　2008年12月6日，昏迷28年的马莎·方步劳，死在病床上，年76岁。
　　合法取得的药瓶，交给了警察，警察打开瓶盖，取出药品，这便是“搜索”。如果事前没有向法院取得搜索令，这便是非法搜索。
　　这是突破性的判决。
　　那只黑皮旅行袋，害了克劳斯·方步劳，也救了他。

　　注一：烦宁（Valium）可使服用者安眠，是中枢神经抑制剂。
　　注二：State v. Von Bulow, 447 A.2d 380 (1982)。
　　注三：「毒树的菓实」本书第六章。
　　注四：State v. Von Bulow, 475 A.2d 495 (1984)。
　　注五：State v. Von Bulow, No.82-462-C.A. (1985)。□

第十四章　英语与华语

 

　　「竹联帮」是台湾帮派团体，它的成员，大部份是商人。1984年10月15日，居住在加州旧金山湾区的一位作家，在住所门前遭枪击致死。他名叫亨利·刘（中文刘宜良）。这件杀案后来引起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风波。美国司法和兴论界，相信「竹联」帮的领导人物参与其事。其中有几位在美国居住。警察开始注意他们的行动。
　　1985年9月18日，纽约辖区的联邦检察官，起诉11名「竹联」帮的成员，罪名是意图贩卖毒品，以及众人「阴谋」企图从外国向美国进口毒品。
　　「阴谋」（Conspiracy）是独立的罪名。两人或两个以上的人，有共同的意图，具体地进行犯罪行为，便构成「阴谋」罪。参加阴谋的人，不必同时同地在一起商量或行动。众人有共同的意图，一起或分别进行，以达成犯罪而需要做的行为，便是「阴谋犯」（Co-Conspirators）。
　　譬如两个人商量去抢银行，一人准备手枪，第二人准备面罩。另有一人稍后知道上事，与前面两人中的一位讨论，决定参加而去准备逃逸的汽车。第三人并没有同时参与，而第一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参加。即令事败没有找到机会真的去抢银行，三个人依然是「阴谋犯」。
　　好比上火车。几个人都想达到同一个终站。列车行进中，有人中途下车；有人半路上车。他们有共同的意念，而那终站是「犯罪」。他们都是「阴谋犯」。
　　亨利·刘的谋杀案，不是本书的题目。我们的焦点，是那11位「阴谋犯」的命运。关于刘案的书籍和传言甚多。这里的描写，只根据一条数据源：联邦法院的档卷和法院的判决书。
　　这11位被告，在法庭中遭遇到两项问题。第一，他们中了警察的圈套，信任两个卧底的内奸。其中一位叫史提夫·王，是卧底的网民。另一位名叫罗伯·宗，是内线警员（Undercover Police）。第二，被告们遭遇语言的障碍。他们的英语能力不够，但他们辩护律师不懂中文，不了解语文之间的微妙差别。
　　证人在法庭中使用语文，表达他们的证词。被告们靠法庭指定的翻译官的传译。审判中，检察官提供录音带和录音带里华语对话的英文翻译字幕。英语和华语之间的差异，成为有罪或无罪的关键。
　　「阴谋」罪靠被告们互相沟通，所以语言的内容和真意，反映他们是否真有犯罪的意图。
　　两位卧底的华裔「间谍」与这几位被告交谈，全部遭警方录音和录像。警局找人翻译他们的对话，制成字幕，也制作书面翻译本，后来两种纪录都在法庭中使用。
　　警察局的翻译对被告们非常不利。而他们的洋律师完全不知。现在举几个例证：1984年春天，被告之一张安乐与史提夫·王谈话。张表示想在纽约市做生意赚钱。史提夫建议他在中国城卖海洛英，可赚大钱。在录音带中，，张表示「这个主意或许可行。」后来警局将它翻译为「This idea can work.」。其实「也许可行」是假设语句，正确的英译，应该是：「This idea could work.」使用「could」这个字，表示可能而不一定。例如：「The game could be played this way.」正确翻译：「比赛可能可以这样进行。」其中「could」是「不定」的意思。但使用「can」就是确定「能够」这样做。
　　在法庭中，陪审团看到录像，被告和史提夫对话，影像下面的字幕印出：「This idea can work.」（这事能够进行），岂不是表达贩卖毒品的意图吗？
　　另有一段录音，史提夫的声音（华语）说：「你将这样做吗？」被告回答：「可能。」（「I might.」）提交法庭的书面译本写着：「我会。」（「I will.」）
　　这种似是而非的翻译，比比皆是。被告们的律师群，似乎忽略其重要性。而陪审团所看到的，尽是被告同意和打算贩卖毒品。
　　……（略）
　　当天联邦调查局干员会同纽约警察全体出动，拘捕陈志义等9人，将张安乐移送联邦法院拘禁。不久把董桂森从巴西引渡到美国。检察官起诉他们11人，指控他们「阴谋」贩毒等罪名。后来联邦法院证实「被告们从金三角取得海洛英和古科碱的努力，始终没有开花结果。」然而检察官只需证明「阴谋」的存在，不必证明犯罪是否成功。
　　被告们彼此交谈，相互沟通，达到共同的犯罪故意，是审判中的关键。那些官方的录音、录像和翻译英文的字幕和书面译本，外加警探们在台上的作证，是陪审团评判的基础。陪审员们没有听到的信息，对他们等于不存在；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不正确信息，却是他们唯一的根据。
　　在法庭中播放的录音，陈志义和史提夫·王用华语交谈。陈说：「我们要做，便要找来源。」屏幕上印出英文翻译：「We want to do it and need drug sources.」本来的意思是：「我们如果要做这事，需要有毒品来源。」陈的这句话，应该译为：「If we were to do it, we would need sources.」陈志义这句话，其实是「不定」语句。陪审团看到的，却是笃定的「我们要做」（「We want to do it.」）
　　关于毒品来源，录音带中被告讲：「找得到的话，我们会想想。」陪审团看到的英文译本，这样表达：「We will plan for it when we find narcotics.」意思是：「当我们找到毒品，将会为它做计划。」正确的翻译，应该是：「If we found it, we would consider.」这句话是「不定」语句。
　　史提夫·王建议从金三角地带进口海洛英，被告回答：「如果有金三角的海洛英，我们早已发财。」法庭的翻译：「If we have heroin from Golden Triangle, we will be rich.」正确翻译应该是：「If we had heroin from Golden Triangle, we would have been rich.」这是假设词句（subjunctive），也就是，假如我们在过去持有金三角的海洛英，我们早已发财。也就是，可惜没有发生。
　　华语中没有假设语句的文字，所以假设语句必须使用辅佐的文字去表达。英文中的文字「could」、「would」、「were」、「could have」和「would have」，表达不同的时间和语气，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史提夫·王在法庭中作证，他听到「竹联」帮的人士，公然讨论杀人、抢劫和贩毒。他否认怂恿和制造这批被告的犯罪，也否认自己是「阴谋」的始作俑者。
　　辩护律师无法有效地诘问他，录音和录像内容的英文翻译，是否正确。
　　1986年8月30日，陪审团报告主审法官，宣判所有的被告，全部有罪，包括仅和史提夫·王见过几面的张安乐。法官科处他们两年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被告向联邦高等法院上诉，提出一些理由，但没有主张法庭信赖的官方翻译有许多误差，造成不公平审判（unfair trial）。
　　1988年6月27日，高等法院驳回他们的上诉。接到判决书后，地方法院下令执行徒刑。 □

 

第十五章　女科学家

　　海仑娜·格林伍（Helena Greenwood）是位年轻的女科学家，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生物化学，专注基因的结构。1977年海仑娜和丈夫罗杰，来到美国，在加州旧金山附近的硅谷，找到生化研究工作，就定居在阿瑟顿（Atherton）小城。
　　1984年有一天上午，丈夫已外出上班，海仑娜还未出门，忽然一个男人从后门撞进来。此人名叫戴维·法莱迪亚尼（David Frediani）。他原以为屋内无人，意图偷窃。发现海仑娜在家，便持枪威胁她，在屋内搜寻财物，并将海仑娜强奸。戴维本想杀她减口，但海仑娜答应决不报警，于是戴维从容离去。　
　　海仑娜报警，并且详细描绘凶徒的形貌。警察循线索捉到戴维。检察官起诉他抢劫和强奸罪。
　　不久法院开预备庭。在法庭上，海仑娜指认到案的被告戴维，并叙述被胁迫和性侵经过。法官裁示被告交保外释候传，将择期正式开庭，安排陪审团审判戴维·法莱迪亚尼。
　　海仑娜受此惊吓，与丈夫商量，决定离开硅谷，另谋高就。不久她找到加州南部圣地亚哥（San Diego）一家公司，任职高级研究员。这家公司叫GenePro ，专门研究基因，正好是海仑的专长。
　　加州的法院定期于1985年8月底开庭审判戴维。然而三星期之前，海仑娜在圣地亚哥的住所大门口，被人使用绳索勒死。当时她丈夫已离家上班，而海仑娜显然走出大门，正要开车去上班，被凶徒突击身亡。
　　8月底，法院如期开审。虽然被害人海仑娜突然死亡，不能出庭作证，幸好她在预备庭中的作证有详细纪绿。尽管被告戴维的律师力争，主张关键证人不出庭，法官应撤销对戴维的起诉，并且辩称在预备庭中的证词是「传闻」证据，法院不应该接受和让陪审团考虑。但主审法官裁示，预备庭中的陈述，不是法庭之外的信息，因此不是「传闻」证据，法院可以接受。
　　审判结果，陪审团宣判被告戴维有罪。法官判他三年有期徒刑。
承办这件抢劫强奸案的检察官和警探一致认为海仑娜是遭戴维谋杀，企图灭口。戴维原以为杀死海仑娜，这件刑事审判便会流产。不料法院还是将他判刑。
　　然而警探找不到任何线索，证明戴维在几百哩外的圣地亚哥城谋杀了海仑娜。
　　警探调查海仑娜被杀的那一天，戴维的去向和下落。戴维解释，记得那天下午曾经在旧金山一家酒吧喝酒。查访酒吧的酒褓，他证实那天下午曾看到戴维，并曾与他谈话，但顾客来来往往，出入酒吧，酒褓不记得是下午几点钟见到戴维。查付账纪录，了解许多顾客喝酒付现金，戴维也付现金后离去。「那天旧金山在下小雨，戴维进来时还抱怨天气恶劣。」酒褓这样告诉警探。
　　警探无法突破这一道「不在场证据」（Alibi），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两个距离几百哩的城中出现。
　　海仑娜的谋杀案，变成「死」案子。
　　「脱氧核醣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简称DNA。1984年英国科学家亚力杰佛利发明，1986年第一次被使用于当时轰动的一件谋杀案审判中作为证据。1993年美国最高法院颁布判例，确认DNA是法庭中可以使用和信赖的科学证据据。
　　人体细胞含有染色体（Chromosome），它是在细胞核内由核蛋白组成、能用碱性染料染色而有结构的线状体。染色体是遗传物质基因的载体，也就是媒介。染色体上有十三个地点（Locus, Loci是多数词），又称为等位基因（Allele）；每个生物体的显著特点至少由两个等位基因所控制，位于染色体上各地点的同一位置。两个等位基因，一个来自父亲，另一个来自母亲。把这系列十三个地点的等位基因分离和放大，使用特殊设计的电流，将它们逐对分开。一旦分开和排列起来，便形成一种有秩序的系统，称为DNA指纹。　　
　　人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含有全套的DNA指纹。有血亲关系的两个人，他们的DNA指纹，会显露两人之间的关系。陌生人之间，则差异很大。
　　有些特征24万人中可以找到相同的DNA样本中的一个Locus，但每一亿七千万人中才可能找到完全相同的两套DNA等位基因排列和特征。
　　DNA发展为一门学问，经过许多科学的努力，历经多年的实验、分析和讨论。海仑娜在伦敦大学时，便追随英国的大师学习。后来在GenePro公司，已有相当的成就。
　　1999年圣地亚哥警察局长，指派几位年轻的警探，重新研究「死」案子的档卷和保存的证物。一位女探员对海仑娜的死亡，非常同情和好奇。探员发现在档案中保存有当时法医验尸时，从死者尸体上取下的微细的物质。其中竟然有从海仑娜手指甲中取出的人体残物。从显微镜中，可看出它含有人类细胞。幸亏那时法医或其他科学家没有试图去分析这一点物质。因为一旦被化验，其中的DNA便会失去质量（Degraded）。
　　警局将物质送到FBI的犯罪实验室去分析。不久得到回音。物质中确实有人类的DNA，并且与死者海仑娜的DNA相比，属于第三者。
　　当年戴维·法莱迪亚尼所犯的罪，包括强奸。可惜旧金山警局没有保存戴维的液体抽样。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他的DNA送去化验和对比。
　　联邦调查局和旧山金警局合作，设法去取到戴维的液体或者毛发。他们派遣干员跟踪戴维。比人甚为狡猾，许久都不留痕迹。他也不吸香烟。有一回在快餐店中，干员找到戴维使用后丢弃的纸杯。送往FBI化验，找不出纯粹可用的样品，无功而退。
　　这天下午，天阴下雨。戴维从一家餐馆走出来，左望右望，非常警觉。无意中与路上的行人相撞，吓了一跳，戴维很生气，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液，然后悻悻然地急忙离去。跟踪他的干员连忙用准备好的工具，将他的唾液取回。因为下雨地湿，竟然轻易地取得可用的唾液。
　　FBI化验唾沫中的细胞，发现其中的DNA和海仑娜指甲下留存的细胞的基因来自同一个人——戴维·法莱迪亚尼。
　　圣地亚哥的警探，还得解决另一个问题。
　　海仑娜被杀的那一天，戴维不是远在旧金山吗？
　　杀案发生于当天早晨9点钟左右。所以戴维必定在前一两天来到圣地亚哥。他必定是开车，走高速公路，由旧金山南下。杀死海仑娜以后，立刻赶回旧金山，傍晚应该抵达。两城距离为459哩，开车走高速公路约502哩，时速70哩，约7小时可以从圣地亚哥开到旧金山。所以，当天傍晚，戴维可以赶回旧金山。
　　但怎样证明他曾来到圣地亚哥呢？
　　一位交通队的警官建议，请加州的公路警察队（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清查杀案发生前一星期的交通事故纪录。旧金山警局将戴维的汽车牌照号码电邮过来。本城交通警察队也同时清查那一段时日中间，车祸和罚单的纪录。
　　几天之后，交通警察队回复。巡逻警车曾对一辆载有戴维的车牌号码的汽车，因为违规停车，曾开出罚单一则，有副本可稽。现在确知，这位男子在杀案发生前两天，已到达圣地亚哥。
　　另一批探员分头查询勒死海仑娜的绳索的来源。他们在杂货公司Walmart找到一家厂商出产的绳索，经要求商家寻找在那两天出卖绳索的纪录。如果顾客使用现金，计算机纪录可找出贩卖的时间，但找不出顾客是何人。然而Walmart的保全人员查出，有一位顾客为了节省二块钱（有些货品打折扣给使用Walmart信用卡的顾客），使用了他的信用卡。一卷绳索订价9元5角美金，而此人使用信用卡节省了两块美金。这位顾客的姓名，就是戴维·法莱迪亚尼！
　　剩下一项疑点，是旧金山酒吧中那位酒褓的陈述。当年因为他告诉调查员戴维曾光顾酒吧，谈论天气，似乎不可能同时也到圣地亚哥去杀人；警方才没有追查戴维。于是调查局重新查证。十多年以后，那位酒褓已退休，不知去向。然而调查局发现，当时酒吧员工的轮值，是上午一班，8时到4时，下午一班，4时到半夜12时。查核纪录，当年那位酒褓，做很长的时间，向来是在下午班服务，也就是，他企台的时间通常是下午4时到半夜12时。如此看来，戴维在酒吧喝酒谈话，应该是当天下午4时以后。
　　戴维·法莱迪亚尼在圣地亚哥杀人后，开车赶回旧金山，故意到酒吧喝酒留下痕迹，制造他「不在场」的借口。
　　旧金山警察，拘捕戴维，检察官起诉他谋杀罪。
　　开审的时候，检察官将掌握的证据，尤其是DNA分析，有条有理地在陪审团面前提出。一位专家作证，根据海仑娜多年研究的基础，她指甲中的基因DNA，只有亿万之一的可能，不是被告戴维的DNA。
　　2001年1月30日，圣地亚哥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宣判46岁的戴维犯谋杀罪。法官判被告无期徒刑。
　　次日洛杉矶时报的标题是：「从坟墓中发出的讯息」（「A Message From the Grave」）。
　　Helena的同事们感叹地表示，海仑娜在垂死时，知道自己毕生研究的DNA，必定可以替她捉到凶手，所以尽力用手抓出戴维的皮肤细胞，藏在指甲中，等待15年，终于协助破案。
　　海仑娜的丈夫罗杰已经生病去世。母亲也死去。他们没有机会目睹法律的公正。□

 

第十六章　失踪的女子

 

　　葛里哥莱·杜（Gregory Tu）和女子莉萨（Lisa）同住在马里兰州·多马（Potomac, Maryland）超过10年。杜先生曾经营餐馆，不很成功。莉萨是一家中国餐馆的带位小姐，在华人小区相当活跃。杜先生年58岁；莉萨年43岁。
　　1988年7月中旬以后，雇主和朋友们不见莉萨的踪影。杜先生向朋友解释，7月13日女友搭联合航空班机，从邻州弗吉尼亚的「杜勒斯」国际机场，飞往旧金山去看朋友。有时杜先生又说，莉萨已回台湾渡假。
　　有朋友心生疑窦，报告警察局。
　　几星期后，仍不见莉萨的踪影。警察局也开始怀疑，派警探去询问。杜先生坚持莉萨出外旅游，无法取得联络。警探调查莉萨的手机纪录和银行帐户，发现在7月3日，帐户中的存款被提领美金44,000，以后便没有任何进出。从7月13日以后，莉萨的手机有朋友打电话找她的号码和留言，但没有拨号回话的纪录，甚至没有聆听其中的留言。
　　警探们找到航空公司的票务资料，7月14日确实有名叫莉萨的旅客购买机票。警探们决定从搭乘同架飞机的其他旅客中去寻求答案。
　　同时他们发现，7月16日杜先生曾出钱雇用一辆收集垃圾的卡车，从他住处拖走一张长沙发，这张沙发被送往废物焚化炉，烧成灰烬。
　　两个月以后（9月7日），警探们从法院取得搜索令，进入杜先生房屋全面搜索。用仪器探测，楼下的卧室地毯上有血液反应。莉萨向来睡在这间卧室的长沙发上。从衣柜中找到长沙发的布套，上面也有血液反应。警探们搜到两把利刀，和一把手枪。根据纪录，杜先生在五月间买到这把手枪。
　　犯罪现场调查员从地毯和布套上采集到血液样本，收藏在实验室。警探们决定寻找莉萨的近亲，希望找到含染色体基因质量的血液，对比之后，也许可以证实采集的血迹是不是莉萨的血液。
　　法院颁发的搜索令，授权警察可以搜集任何属于莉萨的物品，以及与莉萨的失踪或死亡有关的证据。搜索令的范围，后来在法庭审判中，变成争执的问题。
　　警探们持法院命令到杜家时，杜先生不在家。搜索进行中，家中忽然电话铃响。警探接听，是拉斯维加斯一家租车公司打过来，找杜先生要他付款。警探们发现杜某已逃往拉斯维加斯，便立刻联络当地警局，协助追缉葛里哥莱·杜这个人。因为疑犯有逃亡之虞，警察取得法院的拘捕令，派两位侦探飞往赌城去追捕杜先生。循租车行的线索，当地警察在一家旅馆中捉到杜某，并当场搜索他的房间，取得7样物品，包括杜的公文包。
　　马里兰州派去的两位侦探于9月11日将杜某押回。检察官决定起诉他谋杀莉萨。
　　检察官面对复杂的问题。没有尸体，怎样证明谋杀？
　　几百年来的传统刑法，杀人罪必须看到被害人的尸体。有句拉丁法谚「要拿出死尸来」（Corpus Delicti）。所以检察官通常等待到警察找到尸体，法医验尸，查明死因之后，才进行起诉的工作。
　　除了法律传统，还有现实问题。没有尸体便不知死因，找不到线索，没有物理证据，没有毛发或凶手遗留的痕迹，没有血液，更没有目击证人。也就是，完全欠缺杀人的直接证据。
　　另两位警探被派遣到台湾去寻找莉萨的直系血亲，采集血液样本。他们找到莉萨的妹妹，采到血液样本，匆匆回到马里兰州。比对之下他们相信，杜家地毯和布套的血液，若不是莉萨的，便是她直系亲属流出的血液。那间卧房只有莉萨使用过，当然那是她的血液。
　　法院将被告羁押在拘留所中。1992年开庭审判他。
　　检察官提出三种证据。第一，1988年7月14日莉萨没有登上联航客机。第二，被告有杀人的动机。第三，被告的行为，反映他曾杀人的动态。
　　证明一位旅客曾搭乘客机很容易。证明她买票后没有上飞机，困难得多。警探们找到7月14日的乘客中，有两位的座位排在莉萨的机舱座位的两边。两位乘客都被传唤到法庭作证，两人都记得，中间的座位没有乘客占坐（注一）。
　　辩护律师则找到一位联航的职员，她曾经表示，7月14日在机场柜台，记得曾有像莉萨的女旅客，请她划票。
　　然而一旦坐入法庭的证人席，这位职员变挂，表示已记不清楚。
　　莉萨既然没有出外旅行，家中的血迹，被丢弃的沙发床，被告的手枪，都成为杀她的间接证据，一一在法庭中被提出。
　　第二点是动机。杜某从莉萨的银行账户中，提走四万多元，被她发现。另外，被告曾告诉朋友，知道莉萨在外另有情人。两人经常吵架。
　　第三点是被告的行为，九月初前往拉斯维加斯之前，杜先生告诉朋友，他到赌城去寻找莉萨。
　　警探们在赌城旅馆房间中，找到杜先生嫖妓和赌博的证据。另外，根据他公文包中的一张名片，警探们找到当地一家餐馆。杜某曾经向餐馆求职，自称姓王。他曾设法在赌城隐名埋姓。
　　辩护律师曾竭力反对法庭准许检察官使用在赌城搜取的物品，在陪审团前，去证明被告的谎言与逃逸动机。他们主张，在赌城旅馆中的搜索，超过原来领取的法院搜索令所界定的范围。
　　主审法官驳回辩护律师的异议。让陪审团看到和听到全部证据。
　　1989年11月，经过二十多天闭门讨论，陪审团报告主审法官，宣判被告葛里哥莱·杜犯一级谋杀罪。法官随后处他无期徒刑。
　　被告的律师，立刻上诉，理由是，拉斯维加斯旅馆中的搜索，超出法院搜索令的范围，非法搜索，因此搜获的证物，不应该在法庭中展示给陪审团看，因而影响他们的决定。
　　1992年9月，马里兰州高等法院，同意辩护律师抗争的论点，撤销原判，命令重新开庭审判。
　　同年12月，地方法院开庭重审。同样的证人和证据，删除检察官的第三项理论（被告事后的逃避行为）。新组成的陪审团，判决被告犯二级谋杀罪（欠缺预谋杀人的证据，但他杀了莉萨）。法官判被告三十年有期徒刑。
　　1994年，被告再上诉失败。
　　找不到尸体，仍然可以证明谋杀，是传统刑法观念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