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一）

巴金等高度评价曹禺——

我们时代的一位摄魂者（上）

　　　曹禺在自己的戏剧创作领域中，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以自己开一代风气的戏剧艺术实践，奠定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基础。他坚持继承中国戏剧传统，借鉴外国戏剧潮流，特别在悲剧形式上，探索出一种西方戏剧中国化的样式，使中国新的悲剧类型，与世界悲剧的艺术交相辉映。这使曹禺成为中国现代悲剧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创作的话剧《雷雨》《日出》《原野》使他在戏剧界乃至文坛享有盛名。

 

1

　1947年1月，曹禺结束一年的美国文化之旅，回到上海。
　　经当时著名电影戏剧导演黄佐临的引荐，曹禺加盟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没多久，曹禺完成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的创作。
　　1946年，曹禺与老舍被美国国务院邀请，以民间文化人的代表身份出访美国。到达美国之后，他与老舍到处讲学、访问、开会、接受采访，日程安排满满的。他和老舍除了拜会旅美的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西特外，还特意参观了世界著名的美国电影基地好莱坞，了解了世界戏剧、电影艺术的许多前沿性的东西，眼界大开，受益匪浅。与老舍较多关注戏剧不同，曹禺除了戏剧之外，对电影艺术情有独钟，而且一直密切地关注国内的电影艺术，并从中汲取艺术营养，这对他后来从事电影创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电影曾影响过他的戏剧创作，他在谈到话剧《日出》创作时，曾说：
　　艾霞的自杀、阮玲玉的自杀，这些事往往触动着我，陈白露（《日出》女主角）之死，就同这些有着关联……阮玲玉是触发写《日出》的一个因素。
　　电影《艳阳天》讲的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与一个曾经是汉奸的不法商人之间斗争的故事。奸商金焕吾，为了囤积紧缺物资，使用种种卑鄙的违法手段企图强买孤儿院房产，遭到正气凛然的律师阴兆时的反对。阴兆时不惜身家性命，以法律为武器与之进行斗争，终于获得胜利。
　　曹禺在创作和编导《艳阳天》时，倾注了大量心血，几易剧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当时拍摄设备十分落后，摄影棚条件非常艰苦。那“是一个破烂的空壳子，墙外任何声音都可以收进声带，飞机来了，停拍；天气太冷，摄出的夏天戏有呵气；拍好了洗出来一看，底片走光；或者是排好了开拍了，摄影机里却出了毛病……导演应付一切困难（奔走于审查也是分内事）不算，还得应付制片人的成本减低政策”。
　　上面种种艰难的描述，是饰演金焕吾的李健吾后来写的回忆录中的话。李健吾，是当时著名的戏剧家和印象主义的批评家，著作有《咀华集》，与朱光潜等齐名。他于1921年与陈大悲组建北京实验剧社。早年曾在清华大学学法语，后又赴法国留学，研究福楼拜，1933年回国。除写《福楼拜评传》外，还经常客串戏剧、电影角色。
　　抗战胜利后，他曾与黄佐临等人创办若干剧团，还应郑振铎之约，主编《文艺复兴》杂志。解放后到北京文学研究所工作，1964年转到外国文学研究所。
　　《艳阳天》就在李健吾所描述的艰苦环境下诞生了，于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的炮火由北向南势如破竹的形势下在上海公映。名为“艳阳天”，昭示着新的中国即将诞生，反映上海大众渴望新生活的到来，内容又触及当时社会腐败的种种现实，故反响强烈。
　　对《艳阳天》的评价却是冰火两重天。对曹禺有知遇之恩的巴金，深知曹禺的艺术功力。1942年，曹禺改编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为话剧，他不是原封不动地把巴金小说搬上舞台，而是按照戏剧艺术的需要，选择了觉新的婚礼、兵变、高老太爷的寿诞、瑞珏之死四个场景进行二度艺术创作。这相较于其他改编于《家》的剧本，深得《家》之精髓，成为将小说改编成剧本的成功典范，巴金甚为满意。看了曹禺的《艳阳天》电影之后，巴金又赞道：
　　不用男女的爱情，不用曲折的情节，不用恐怖或侦探的故事，不用所谓噱头，作者单靠他那强烈的正义感和朴素干净的手法，抓住了我们的心。使我们跟着（律师阴兆时——引者）“阴魂不散”，一道愁、愤、欢笑。作者第一次做电影导演能有这样的成就，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
　　巴金之评，重点在于肯定电影的灵魂，即正义感和干净的手法，独具慧眼。
　　作家中最能代表其文学“为人生”和现实主义特色的叶圣陶，以富有历史深度和充满时代气息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名满文坛。他很少撰写评论文章，参与论争，但他看了《艳阳天》后，还是对小自己十六岁的剧坛健将严格要求，说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事实上金焕吾是不会受罪的，因为法律握在金焕吾们的手里。看戏的一班好人平日恨着金焕吾们，奈何他们不得，在影片上看见金焕吾被判无期徒刑，也就有些“过屠门而大嚼”的快感。然而散出来一想，就不免有空虚之感。
　　叶圣陶先生，对大团圆的结局金焕吾被判无期徒刑有些非议，这大概不属于文评，属于政治范畴。让一介书生曹禺，从政治眼光处理结局，似也强其所难。在影片里判金焕吾无期徒刑，是正义的宣判，正义战胜邪恶，是观众最“普通”的简单的心理诉求。满足他们哪怕是幻想式的愿望，无可厚非。况既是“艳阳天”，应该让他看到艳阳已不远了。

2

　　前面在老舍一章里讲过，1946年，应美国国务院的正式邀请，曹禺与老舍作为中国文化名人到美访问。
　　美方邀请曹禺访美，是因为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优秀作品，为现代文学剧本创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现代文学史、戏剧史上有杰出贡献。请注意，中央社发他们访美的消息时，曹禺是名列老舍前面的。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曹禺在自己的戏剧创作领域中，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以自己开一代风气的戏剧艺术实践，奠定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基础。他坚持继承中国戏剧传统，借鉴外国戏剧潮流，特别在悲剧形式上，探索出一种西方戏剧中国化的样式，使中国新的悲剧类型，与世界悲剧的艺术交相辉映。这使曹禺成为中国现代悲剧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创作的话剧《雷雨》《日出》《原野》使他在戏剧界乃至文坛享有盛名。
　　曹禺到美国后，他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读书时的老校长张伯苓到美治病。他与老舍皆出其门下，有深厚的师生之谊。在美期间，正逢张伯苓度七十大寿，老舍与曹禺二人合作一首长诗，在寿筵上深情朗诵，表达他们对老校长的真挚爱戴。应该说，曹禺与张伯苓感情更深。在支持曹禺到国外留学问题上，张伯苓是使了大力气为曹禺争取名额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南京政府对留学政策做了调整。为利于抗战，节省财源，严格控制官派公费出国留学名额。到了1943年，随着战局好转，中国国际地位提升，蒋介石信心满怀，根据国家需要，放宽对留学生限制。蒋介石下达机密（甲）第七六二八号手示：
　　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呈报为要。（《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科》，刘真、王焕琛主编）
　　仅以此事看，已料抗战必胜的蒋介石，信心满怀，开始实现战争胜利后强国的雄心。培养人才，乃是强国的重要步骤。此举顺应民意，广受欢迎。
　　此时的曹禺，虽连续创作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作，已名满天下，但自创作《北京人》始，已陷入创作危机，他甚至辞去国立剧专专门搞剧本创作的职务，于1942年由四川江安到重庆，在国立复旦大学教授英语，虽也搞剧本创作，比如改编巴金的《家》，成就尚可，但创作新剧《三人行》《李白和杜甫》，却均未获成功。据《曹禺传》（田本相著）引曹禺回忆：
　　《三人行》是写岳飞、宋高宗和秦桧的故事。在重庆只写了一幕，太难了。全部是诗，没有别的对话，吃力得不得了……我是想试一试，用新诗写一部诗体剧，终于搞不下去了……《李白和杜甫》，写天宝之乱，写李白和杜甫的友情，也是出了预告的，幸亏没写，懂得太少。杜甫和李白的诗，他们的事迹太伟大了，我曾和冯至谈过，他写过《杜甫传》，是杜甫专家，又是个诗人，我劝他写。
　　两部话剧未完成，自然令心高气盛的曹禺沮丧不已，但毕竟力不从心。要提高创作能力，不得不去作为舶来品的产地欧美考察，去那里观摩、学习，以他山之石，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让他决定出国留学的另一原因，源自他有留学传统的家庭。曹禺家庭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出身名门望族，一说出身湖北潜江的一个贫寒家庭。
　　其父万德尊，少年好学，十五岁中秀才，后又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学习。后留学日本，先进振武学校，又到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与阎锡山等同窗。1909年回国，出任清王朝直隶卫队标统。北洋政府时期，被授陆军中将，担任过黎元洪大总统的秘书。随着黎的失势，万德尊也丢官，到天津立足发迹。父亲的留学改变曹禺家庭命运。万德尊虽为武官，但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喜欢舞文弄墨，故在天津当寓公之后，常与友人吟诗唱和。他安排曹禺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鼓励儿子，到偌大的书房自由挑选阅读，使曹禺既读了大量传统典籍，也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及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受戏迷继母的影响，曹禺从小便热爱戏剧，常模仿戏剧中的人物动作和唱腔，潜移默化中，曹禺一生对戏剧情有独钟。
　　似乎说得远了点儿。再回到留学问题，曹禺父亲因留学而改变命运，让他自幼产生也要留学的愿望。
　　自幼的愿望，求他山之石，破解自己创作的困境，到欧美取经的迫切需要，又受政府颁布扩大留学名额的鼓舞，曹禺决定申请留学。

3

　　曹禺走向戏剧作家的道路，与家庭影响有关。他的继母，原是他的小姨，母亲因产褥热去世后，续弦给父亲万德尊。她受家庭熏陶，自幼喜爱戏剧曲艺，从京剧、昆曲到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无所不喜，无所不通。除了天天在家吟唱，她还常常抱着曹禺到处看戏，小曹禺便也成了戏迷，回家还喜欢模仿剧中人物动作唱腔，表演一番，《曹禺创作生活片断》（《剧本》1957年7月号）中说，曹禺“有时就索性自己天南地北地编排”。
　　而真正发现曹禺有戏剧天才并提携和指导他成名者，竟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张彭春于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赴美求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教育学，课余研究戏剧和编导艺术。1915年获文学硕士，次年归国协助其兄主持南开中学，并亲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引进欧美的演出体制，排演中外剧目。
　　曹禺参加南开剧社，排演丁西林的《压迫》和田汉的《获虎之夜》，接受张彭春的艺术指导，张彭春发现了曹禺的表演才华。　（待续，标题为本刊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