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五）

把“文化娱乐”比喻成“驴打滚”的“文摊文学家”赵树理（上）

　　当年，在太行山解放区，集中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也不乏作家。他们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和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浸濡下，走入文学艺术殿堂的，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中，一直把“文以载道”视为济国安邦的神圣事业，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圣事”者也。赵树理把这么神圣的殿堂，当成驴打滚的场院，显然亵渎了文学艺术。但是赵树理把“文化娱乐”比喻成“驴打滚”，却真正道出文艺的本质。

　　赵树理，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作家中，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在20世纪40年代，悄然走上解放区文坛的。
　　赵树理的作品关注变革时代农村里的新旧矛盾，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把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与民间话本说唱文学的长处结合起来，讲究故事性、地方色彩和乡土风味，其文字通俗易懂，开朗风趣，自成一家。
　　赵树理的小说强调“真实”创作，强调作家的亲身经历为创作的重要基础。他这种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忠于生活”的观念，使他在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时代里，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虽然在不断的批评中，他有所顾忌，但他一直以其对生活的真诚，较为真实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农民的心态。作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杰出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被人视为中国现代小说大众化、民族化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当代文学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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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0年开始，自小就深受农民苦中寻乐的丝竹管弦鼓板声影响的赵树理向各地报刊投稿。那时，赵树理刚刚从太原监狱释放。他于1925年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受“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运动影响，开始接受三民主义，参加1926年驱逐校长的学潮。各地大肆抓捕进步青年时，已成学运骨干的赵树理闻讯逃离学校，开始漂泊流浪的生活。因少时略通医术，他便身着长衫，身背褡裢，手摇串铃，以行医混饭吃。1928年，他报考沁水县招小学教师考试，榜上有名。次年春被捕，押至太原，因无“罪证”，不久释放。
　　1931年初，赵树理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竟刊在北平《晨报·北晨艺圃》上。这是七言诗《打卦歌》，通过一个问卜者的诉说，呈现军阀混战年代黎民百姓颠沛流离的苦境。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的作品开始在山西各地报刊发表。如长诗《歌生》，中篇小说《铁牛之复员》，短篇小说《有个人》《金家》《盘龙峪》等，至1936年，他写了三十万字。内容多是他熟悉的农村的人和事。
　　1936年，赵树理创作了短篇小说《打倒汉奸》。小说描写同一村的两个青年离开故土，出外闯荡，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一个贪图享乐，出卖灵魂，当了令人不齿的汉奸，把乡亲卖给日军当苦力。一个苦度生活，忍受饥寒，坚守灵魂走正道。两人回到村子，当汉奸者，企图杀人灭口；而正直爱国者，与乡村合力给汉奸以惩罚。
　　《打倒汉奸》反映农村群众身上蕴含着抗日救国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也显示了赵树理熟悉农村生活，善于描写农民的长处。特别是小说无论叙事还是对话，都采用地道鲜活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尽管作品在艺术上尚显稚嫩、粗糙，但其浓郁的乡土气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使中国文学出现了一种独具气韵的与众不同的小说风格。
　　特别是1943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不久，他又创作出《李有才板话》。1945年，他的《李家庄的变迁》出版。赵树理的小说在探求文学民族化、大众化方面，让人们耳目为之一新，也确立了赵树理极其特殊的文学地位，被誉为文艺界的“方向”。赵树理也成为解放区文坛一颗璀璨的星辰。
　　文学作品是一种审美对象，试图简单判断文学作品是容易的，而按文学自身规律评价作品是困难的。故我国自古就有“文无定法”“诗无达诂”的遗训。艾略特、韦勒克、沃伦诸大师，也无灵丹妙药。本书并不想在此问题上纠缠，只关注1946年至1947年国内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各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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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赵树理于20世纪40年代悄然走上解放区文坛，在国内并无多大动静。1946年6月，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隆重连载《李有才板话》后，延安文学界热闹了一阵子。周扬以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发现了赵树理创作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间的独特关系，便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这样评价赵树理的创作：
　　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的笑是那样轻松，那样充满幽默，同时又是那样严肃，那样热情。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标志着我党对赵树理小说的推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在国统区，赵树理小说的传播与评价，则出现了复杂的局面。
　　那时，在国统区，赵树理的小说并未引起读者特别是有影响的评论家太多的注意。
　　1943年，《李有才板话》在重庆《群众》杂志连载。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10月，上海的《新文化》全文刊载《小二黑结婚》。1946年，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周扬，将《李有才板话》带到上海，有意识地向解放区外传播赵树理的小说。同年8月，《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沪文化界热烈欢迎解放区作品》一文，称：
　　（《李有才板话》）在沪连出三版都已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到处借阅，青年群众中争相传诵，并给文艺界注射进了新的血清，大家对于解放区生活的幸福和写作自由也更加向往。
　　1946年下半年，解放区各出版社都将赵树理的小说当作重点出版。10月，有我党背景的上海希望书店，特意出版赵树理小说集，收入《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地板》三篇小说并附有周扬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12月，又有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李有才板话》，该集收有《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又加入茅盾写的评论《关于〈李家庄的变迁〉》及郭沫若写的评论《读了〈李家庄的变迁〉》。
　　到1947年，这两部书又分别在上海、重庆再版。香港也有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单行本或小说集。这一年，解放区有意识地将赵树理小说向全国推介。与此相匹配，解放区对赵树理小说的评论也达到了高潮，而且是一片叫好之声。
　　在国统区，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则并非与解放区同步，甚至有着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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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在1947年2月15日读完《李有才板话》，接着于2月18日读完《李家庄的变迁》。他认为赵树理小说“是一种新题材的小说（见其日记）”。身在国统区的朱自清，对赵树理小说的题材有兴趣，并未论及文本。
　　他在1947年10月10日写的《论百读不厌》一文中说：
　　前些日子参加了一个讨论会，讨论赵树理先生的《李有才板话》。座中一位青年提出了一件实事：他读了这本书觉得好，可是不想重读一遍。大家费了一些时候讨论这件事实。有人表示意见，说不想重读一遍，未必减少这本书的好，未必减少它的价值，但时间匆促，大家没有达到明确的结论。
　　朱自清从小说与诗文阅读审美的异同方面，说：“笔者同意：《李有才板话》即使没有人想重读一遍，也不减少它的价值、它的好。”该文最后说：“‘百读不厌’究竟是个赞词或评语，虽然以趣味为主，总要是纯正的趣味才说得上的。”其意在表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未能让青年“想重读一遍”，总是一种缺欠，一种不足。
　　4月28日，朱自清发表《论通俗化》，在新文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思想史层面顺便提及赵树理的小说。他认为民众生活发生改变，他们自己在旧瓶里装了新酒，用起旧形式来，意义才不会同。比如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中，运用“快板”是因为先“有了那样生活，才有那种农民，才有那种快板，才有快板里那种新的语言”，《李有才板话》中“快板和那些故事的语言或文体都尽量扬弃了民族形式的封建气氛，而采取了改变中的农民的活的口语”。最后提出，赵树理小说“是在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的新鲜观念。他在《论雅俗共赏》中论及大众化时，又提出“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在大众化方面，尚有距离。联系朱自清在《论百读不厌》一文中论鲁迅、茅盾小说的耐读和趣味，明显可见朱自清对于通俗易懂的作品的价值评判上的矛盾和困惑。
　　与解放区高度评价赵树理小说相比，左翼作家中重要的理论家胡风，对此却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冷静和沉默。
　　1946年7月，周扬携赵树理小说到上海，有意识地宣传其小说时，曾专程去拜访胡风，向他谈及赵树理的小说。《胡风回忆录》有这次会面的回忆：
　　周扬来访……他和我谈到延安的一些老朋友和作家们的情况，如对赵树理作品的推崇等。
　　周扬在论及赵树理是“实践毛泽东同志文艺方向”的解放区作家的代表时，胡风只是冷冷地听，却始终不置一词。这两位理论家的尴尬晤面，自有历史渊源，但最根本原因，是二人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不同理解。特别是作为一个有自己文艺思想的理论家，胡风对新文学传统主流的现实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此时的胡风，在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特别是对革命文学历史经验的反思中，形成了体验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虽然是仍有不够成熟的反思，也有其偏执和缺失，但他作为一个独立支撑而又命运多蹇的批评家，对现代文学的理论批评建设，有着独特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胡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反感一些人将人民抽象化、理想化，故意贬低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倾向，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这一点上，胡风显然和赵树理务实的农民式的现实主义大异其趣。
　　早在1944年，胡风在重庆时，就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生过激烈冲突。了解胡风的文艺观念，读者自会明白在周扬极力向国统区推崇赵树理小说时，胡风为什么三缄其口，不予回应。
　　推崇赵树理小说，与周扬的文学观有关。周扬的现代批评理论，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实践的形态，具有鲜明的党派性。他一直认为，任何文学总是从属于政治，代表政治的，是政治关系的反映。他曾说，“在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文学的真实性》）。当然，周扬也谈文学性，他说“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周扬的这一理论，不仅代表左翼批评界的普通的观念，而且形成“一点两线”的批评范式。“一点”即批评总有一个明确的着眼于作品的教育意义。“两线”其一是思想内容分析，其二是语言形式分析。
　　在胡风对赵树理小说保持沉默的时候，赵树理小说也进入小说家沈从文的视野。依据就是1947年9月10日，沈从文在《一首诗的讨论》这封信中，曾偶尔提及赵树理，认为其小说题材与废名、芦焚、艾芜等人的作品“同属一型”，又“稍近变革”。任葆华在《沈从文与赵树理》（《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三期）一文中，推断说沈从文此前曾读过《李有才板话》，发现其特点。但可以认定，沈从文当时对赵树理小说不会有太多的赞誉。因为读《沈从文全集》可发现，1949年后，沈从文在私人信件中，曾有几次涉及赵树理小说，认为《李家庄的变迁》“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惟写过程不大透，有些如从《老残游记》章回出来的。背景略于表现”。
　　沈从文构建自己的“湘西世界”时，体现了主体意识的特有范型。这正是他对中国乡土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他对赵树理在写人叙事时，对背景描写和心理描写的忽视，岂能认同。
　　沈从文、胡风是顺着鲁迅、周作人、施蛰存等人开辟的“人的文学”的发展路径，在深化现实主义中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在继承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提出了“抽象的抒情”，对中国文学有自己的想象，其文学思想与赵树理并不一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