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

第一章

人类的苦难酝酿大悲悯 (二)

　　　　贫穷、压迫、困顿、挑战等都是有机资粮，生命花园的厚土里孕育出的只是未来和希望！

　　１、原始花园，一个忧伤的童话（下）

　　抗战胜利后，任摩逊先后在黔江、镇远、关岭、豫章等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参加了土改工作队，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山区，筹建镇宁民族中学并担任校长。任摩逊在贵州从教近50年，并先后在镇宁自治县民族中学、都匀民族师范学校、黔南师专、黔南中学教师进修学校、都匀三中、都匀一中等校任校长，为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智慧和感情。
　　由于连年战争人口锐减，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也曾经鼓励过多多生育。任摩逊与程远昭两人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老大。

母亲的生命在舍己从人中绽放

　　程远昭，山区长大，高中文化，受丈夫影响靠自学成为一名数学教师，陪伴丈夫，是为穷孩子在贫困山区奉献了一生的普通园丁。贵州山区少女能够读书已是造化，程远昭能够一直读到高中算是幸运中的幸运。当然，可能最为幸运的是与长她17岁的任摩逊结婚。北京求学归来的才子任摩逊，让她的生命得以更加灿烂绽放。
　　1944年生下任正非，1946年生下女儿任正离，后来接着生下一男四女。七个孩子，个个鲜活可爱。任摩逊一心扑在教育上，孩子和丈夫八口人的生活全仗着她支撑了。这八口人就是她的全部世界。战争时期的动乱、建设时期的艰难，八口人的吃饭穿衣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挑战。
　　程远昭有她自己的绝招——舍己，她时常忘了家里的第九个人——她自己。她招呼一家人吃饭，还要收拾锅台，等她干完活，孩子们也吃完饭了，她就不吃了，又开始收拾碗筷。她的心全部搁在这八个人身上，对每一个人的心跳她都熟稔于心，却时常忘掉她自己：她强梁，生孩子当天也能下地做饭，没有可以难倒她的事；她勤劳，无论是收割粮食后的田野，还是捡漏的路边，她觅食的空间自然比他人广；她耐苦，忍饥挨饿是她的家常便饭，她可以把各种野菜和树叶做成美味，让八个人的温饱的概率比他人大；她自强，通过自学读完高中课程，当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可多挣一份工资养家。一家九口人全靠当老师的父母的微薄薪资度日，毫无其他来源。随着七个孩子一天天长大，衣服也在一天天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与勉强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困难就更大。这些事都要一个懂得统一筹谋的母亲。任正非清晰地记得，每个学期每人交纳两三元的学费时，母亲每次都为之发愁。每到月底，经常看到母亲到处向人借三五元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能借到。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极度贫寒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对多子女的任家来说，生活更是捉襟见肘。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与劳累，父母从不多吃一口，家里严格地遵守分餐制，以保证每个人都能活下来。而程远昭的一份总会跑到最需要的那个孩子的碗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依然坚持让7个孩子都读书，没有让他们放弃学业帮助支撑家庭。这段岁月给予青少年时代的任正非最初的人生体验是：每天饥肠辘辘，无心读书，学习成绩很不稳定。初中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作为“因材施教”成功的案例，多次受到表彰，到了高二期间却经历了多次补考。高中三年的最大理想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临近高考时，任正非在家复习功课，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便用米糠和野菜掺和一下，烙着吃。虽然那时家里穷得连一个可以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但是他从没有去抓一把，因为如果他那样做了，“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这一切都没有瞒过母亲的眼睛。最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好让他安心复习功课。但是，在同样忍饥挨饿的六个弟妹的注视中吞咽下去，对任正非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弟妹的嘴里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正是在极度饥饿中，一家人的亲情和父母的言传身教给予任正非无穷动力。19岁，任正非带着父母的期望，以坚强的毅力考上了大学。
　　上大学时，母亲千方百计给任正非做了两件衬衣，还给了他一床被子。没有被单，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拼接成一条被单。在重庆，这条被单陪伴他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当时任家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任正非看着衬衣和被子直想哭。他知道，他拿的越多，家里兄弟姐妹们的日子就会越难。
　　比挨饿更大的磨难是对任正非心性的锤炼。

跌宕起伏的大学时代

　　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攻读暖通专业。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成为重庆大学的一部分。很多年后，任正非谈起自己当时的学习：比如说我英文不好，是现在不好，但是不等于说我外语能力不行，我在大学可是外语课代表，我那时还自学了英语、日语，都能简单交流，能看书了。这种安逸的环境在大三时结束了。
　　1966年，任正非22岁，这个期间正是他的思想最活跃，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由于平时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任正非在几次辩论中出口成章，言辞犀利，旁征博引，论点一针见血，很出彩。
　　此时，任摩逊因为历史遗留原因被关押、审查，任正非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为了生存下去，任正非的弟弟妹妹到河里挖沙子、抬土方，在冰冷的河水中筛沙，冒着土方塌方的危险修铁路。
　　生活的艰难还能忍受，心理的压力比身体折磨要严重得多。由于受父亲审查的影响，任正非的弟妹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学校拒之门外，他们中有的连初中、初小都没读完就被赶出了校门，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靠自学得来的。回首那段往事，极度坚强隐忍的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饱含热泪感叹：“我真正能够理解活下去的含义。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机会。”
　　丈夫被劳教，孩子们上学不被录取，自己的肺结核病越发严重，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一家人三天两头断顿，政治、经济压力全部都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她还要往牛棚给老公送饭、替老公抄检查……可是，在这种时候，一颗母亲的心横下来顶住，她不慌不哭，从绝境中想办法，只让泪水往心中落！她要在高压下、饥荒中，保护儿女。她要想方设法不牵连上大学的任正非。这点软中带硬的个性，也传给了儿子。她在给任正非的信中常常念叨：“要 ……跟党走，要划清界限，争取自己的前途 ……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任正非不知道母亲瘦弱的身体里蕴藏着多少能量。父亲被批斗，是同班同学告诉任正非的。他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一张传单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母亲把周总理这一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父亲。后来任摩逊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
　　1967年，重庆的学校停课了，任正非心急火燎地扒火车回家探望，因为没有票，被车站人员推下火车。几经辗转，步行十几里，半夜回到家。父母惊诧之余来不及心疼，催促他第二天一早就返回重庆，怕他受牵连影响前途。临走，父亲脱下一双旧翻毛皮鞋给儿子穿上，交代遗嘱般叮咛：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
　　背负着父亲的重托，任正非回到重庆。冷静下来后，他意识到不该穿走父亲仅有的皮鞋，心里万般后悔。因为父亲当时被押着做苦工，泥里、水里是多么冰冷和潮湿，他是多么需要这双鞋取暖呀！他知道这双皮鞋的分量。这是当时家里最重要的资产了。这双鞋是一个家庭使命的交接。他的内心交织着对摇摇欲坠家庭命运的忧虑与责任。
　　在当时看来遥遥无期的艰难中，在被主流社会隔绝的边缘地带里，在无法看清前途和未来的黯淡岁月里，他更加深刻地体悟到：想要拯救摇摇欲坠的家庭，他能够把握和掌控的唯一资本就是知识。他静下心来，默默做着承担一切的准备。
　　在逆境里，他发奋学习，将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三遍。他结交了一些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并自学了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以及逻辑、哲学和三门外语。

初恋，一道温柔的彩虹

　　灾难的极处必有风景。寒酸、粗鄙，穿着露脚指头鞋的任正非没有想到，在极其艰难的大学生活中，一双美丽的眼睛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在别人都轰轰烈烈地躁动时，他却能沉得住气，埋头学习，矗立于一片喧闹之中，一副特立独行的样子。　　这双美丽眼睛的主人叫孟军。任正非的状况与她相仿。她的爸爸被打倒了，关进了牛棚，同学们都开始躲着她了，身边冷清了，她开始以沉静的目光观察这个校园。她沉静了，任正非自然就进入了她的视野。她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任正非。美丽是注定要震慑住男人的。任正非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校花。他也一直在寻找机会跟她接触，只是机会难觅。现在有了跟她说话的机会，那是多大的鼓励！他迅速地向他的目标靠近。开始，他们很有点像地下党接头，在双方泰然自若的神情中传递着内心的震颤。平时班级的党支部书记和辅导员都去忙他们的紧急事，没有工夫来检查男女学生是否接触谈恋爱。当时大学生谈恋爱是被禁止的。1967年，在毕业分配时，由于家庭原因，他们的工作安排被搁置。他们倒落了个清闲。常常偌大的图书馆里，就他们两个人在读书。一来二往的交流，让任正非的真实水平显露出来了。他博学多才，从人文哲学到现代物理科技，都如数家珍，对什么都有一套独立的见解。她尤其喜欢听任正非聊家里的事。这个贫穷的家庭，每个人都是那样富有爱心。尤其是对他妈妈可以知道每个孩子最细微的心跳这个说法，格外感佩。他的个性紧紧地吸引住了她。这是个全然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尤其是他对祖国建设需要科技和教育的看法，更让她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的不一般的独特价值取向。她的母性在与任正非接触的过程中，被最大限度激发出来。
　　不上课，没有统一的集会，给了他们充分的了解时间。她常回家去跟妈妈说悄悄话。任正非当然是谈话的重要内容。她妈妈也对任正非这个孩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殊年代，成就了一段特殊恋情。他们结婚时，弟弟妹妹凑了100元的贺礼，让任正非特别感动。他知道，那是弟弟妹妹饿着肚子挖河道、干重体力活，汗珠子摔八瓣、一分一分攒起来的100元呀！
　　1973年，生下女儿孟晚舟，1975年生下儿子任平。夫妻两人说好，老大随母亲姓孟，老二随父亲姓任。
　　三十而立。任正非安顿好家以后，1974年参军，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真正的进军。

一生梦回军旅生涯

　　任正非与孟军的这桩婚姻，改写了任正非的命运。
　　1973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千疮百孔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整顿时期。国家采取加快经济建设的政策，需要大量工程兵，孟军先期入伍。1974年，30岁的任正非从建筑单位的一名普通技术员成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员。
　　基建工程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保留时间最短的兵种。1966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开始组建，1982年8月撤销，只存在了16 年。
　　基建工程兵在组建的16年间，先后担负了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和单项工程132项，完成工业和民用建筑竣工面积1800万平方米。所属的水文地质部队共完成水文普查面积224万多平方公里，钻井工作量近80万米，查明了我国许多地区的水文地质面貌和地下水资源。黄金、铀矿、地质等部队也都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979年底，基建工程兵共辖有10个军级或相当于军级建制的指挥部、32个师级或相当于师级建制的支队、5所技术学校、150多个大队或团部，总人数约50万人。
　　这个只存在了16年的兵种，有着澎湃激昂的《工程兵之歌》：
　　我们是光荣的基建工程兵，毛主席的教导牢牢记心上，阶级斗争我们做先锋，基本建设当闯将。从南方到北方，从内地到边疆，艰苦奋斗，四海为家，祖国处处摆战场，艰难万险无阻挡。我们是光荣的基建工程兵，毛主席的教导牢牢记心上，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是方向，开矿山，建工厂，筑公路，架桥梁，开发资源，拦江筑坝，祖国处处披新装，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一个工程兵老兵，曾这样描述自己的那一段当兵的经历：“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有了当兵的历史，战友在四面八方。逝者如斯夫，基建工程兵撤销了，番号不在了。这个兵种当年的青年人都已经步入了中年、老年。换一种思维去面对历史，换一种心态去面对生活。虽然我们脱下军装，依然是个兵，因为我们身上被历史深深地打上了兵的烙印，兵的性格已经渗进我们的骨髓。我自豪我们曾是一个兵！”因为，世界上只有兵营才培养出了世界500强中的1/3的董事长、总经理。咱当兵的人就是如此不一样。
　　工程兵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同样给任正非性格的底色中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任正非所在的部队在艰苦的环境里开展工程建设，陆续完成了包括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地在内的几十个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分布在贵州至安顺公路两侧的山沟里，绵延400多公里。
　　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中国航空工业增添了新的成员，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任正非以他的智慧和汗水，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28—35岁（1972—1979年）是任正非第五个七年，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时，那些有目标的人们，都知道要深潜，要到深处去，要头拱地去寻找自己的孤独。任正非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深处和孤单。他在军队的成长中，完成了这一生所需的积淀：
　　创造成为他的生命，不创造毋宁死。
　　任正非从没有荒废自己，在动荡中坚持刻苦学习，在部队中迅速表现出了良好的科技素养，有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项填补国家空白，得到了领导和战友的一致认可。只是由于父亲的审查原因，使得他多年与应得的表彰无缘，也不被批准入党。即使他所领导的战士每年都大批立功受奖，他这个当领导者也从未受到过嘉奖。
　　任正非也并非一次奖励也没得过，那就是安慰性质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除了钻研技术，任正非也非常重视政治学习，他把《资本论》等著作熟读多遍，而研读最深的还是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进入部队后，任正非对毛泽东思想及其战略战术的研究，进入一个更加系统深入的层面。许多企业家都是利用毛泽东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取得重大成功。无独有偶，从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或是有着军旅生涯的人，更容易在商业上取得成就。
　　1976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很多事情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任正非的两项技术发明填补国家空白，合乎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需要，各类部队与地方的奖励突然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他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
　　任正非习惯于默默地做自己的事，对此并不热心，许多奖品都由别人代领回来，然后再分给大家。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 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任正非33 岁。不久，父亲任摩逊的历史问题也得以澄清。任正非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摩逊把任正非与党中央领导人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傲。
　　任摩逊平反后，被任命为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全身心地投进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中，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了起来。 1984年，他75岁才退休。他很骄傲地说：“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任正非岳父孟东波也是这样珍惜平反后的干事机会。这对任正非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写道：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就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1978年5月，任正非有幸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大会提出未来十几年是一个可贵的和平时代，我们要抓紧全力投进经济建设。那时任正非才刚刚33岁，还不太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四年后，大裁军时，整个基建工程兵军种全数被裁，他才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
　　军队文化不仅对任正非产生重大影响，还影响了他的家人。女儿孟晚舟曾在1997年4月12日的《华为人报》上发表了一篇《谁是英雄》的文章：
　　很小的时候，爸爸只要一有空就会把我放在膝上，给我讲董存瑞、杨靖宇、刘胡兰、王二小的故事，大概是希望我能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孩。可我的小脑袋里总在想：“要是能打仗该多好，我也可以成为秋瑾阿姨一样的英雄。”年小的我哪里明白，到底什么是英雄？成为一名英雄又要付出多少艰辛和努力？！
　　1982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随后中央军委印发《军队体制改革与精简整编方案》，成为20世纪80年代百万大裁军的先声。按照整编方案，整个基建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成为中建总公司各个工程局，已是副团级干部的任正非面临着人生的又一转折。
　　不确定性涌现的第一波是茫然。任正非已经习惯了军队生活，虽然物质简朴但不用操心自己的生存问题，离开军队实在是依依不舍。由于他是部队里的技术骨干，部队非常希望留住他，准备分配他去一个军事科研基地。按惯例，任正非事前被安排带全家到基地参观，并且参观后选择去留。
　　多年两地分居，这次重新安置倒是给了全家一次团圆的机会。他把两个孩子都带到基地，小儿子还不懂事，看到周围的山区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到处乱跑。可是稍大一点的女儿却说了一句：“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爸爸，在这里我将来恐怕考不上大学，您要为我的前程负责呀 !”
　　听了女儿的话，任正非顿时心情复杂起来：从军多年，没给孩子多少父爱，实在不希望再对不起孩子。他当时决定，为了孩子，转业到地方。他几次提出申请，部队首长勉强放了这位技术标兵。
　　夫人孟军先他来到深圳南油集团工作。他也随后来到了南海岸边的新兴城市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年深圳主要街道上悬挂的这条标语，一下子就把他的雄心给激发出来，但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方位。
　　任正非独一无二的地方，还是他不停地“渴望超越”。一旦他熟悉了一个地方，就是有问题了，他惧怕窒息，他渴望超越。体制强迫他同化，不同化就没法立足，格格不入的任正非开始寻找突破点。
　　体系的掣肘和阻碍，让他闻到了不一样的气味。他一筹莫展，甚至不是一个好员工，他不习惯与这些人为伍。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犯罪。最后他必须对他的生命承担后果。
　　他越过直接上司，给南油老总写了一个“军令状”，请求将其旗下的一家公司交给他打理，未果。他带着一个团队做电视机贸易，越过财务管理的规定，结果被人骗了200多万元。他在公司的位置岌岌可危。
　　祸不单行。事业连连失利之余，此时他的家庭也出现了严重危机。分居可以制造距离，一起生活则可能因不习惯而生嫌弃。夫人此时已经成为南油高管，他却还在南油下属的亏损企业中挣扎。任正非的第一段婚姻走到了尽头。
　　孝顺的任正非，不离不弃，与他父母还有弟弟一起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环境艰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的“亲亲”特别温馨。在走背字的时候，家庭的亲情给了任正非无穷的力量。
　　厄运极处必转运。一个香港朋友托任正非卖一种程控交换机设备。一个很随意的委托却让任正非看到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当时，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属于高科技产品。1965年，美国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部计算机控制的电话交换机——程控交换机，是电话交换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与传统机电式交换机相比，程控交换机接续速度快，话音质量清晰，工作效率提高了上万倍，而体积只有机电式交换机的十几分之一，很快成为世界各国电信网中的主流设备。20世纪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电话普及率还不到0.5%，原有的固定电话网设备正由传统的步进制、纵横制向数字程控交换转型。全国都在大兴土木，对电话的需求以每年翻番的幅度增长，很多生意人想要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电话，而此时中国还不能生产程控交换机，西方限制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此项技术无法通过引进获得。中国市场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吸引了世界各国程控交换机厂商来华淘金。当时从省到县各级电信局都有采购权，很多国外产品都有政府贷款，可以马上建设立即投入使用，对于各地电信的引进几乎来者不拒，局面比较混乱。最终形成了中国通信史上有名的“七国八制”，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产品共同瓜分了中国市场。
　　这些交换机价格高昂：欧美厂商的交换机价格一般是每线300—400美元，日本厂商便宜一些，也需180美元。跨国巨头们仗着垄断技术，宰起人来毫不手软，赚得盆满钵满。曾经中国人装一部电话要收初装费5000元，而且还不能及时装上，要排队等几个月乃至一年，要找关系、托人情加塞才能装上。而且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制式的交换机互不相通，造成了通信市场的混乱。
　　许多聪明人选择了程控交换机生意，从港台把形形色色的交换机产品弄进海关，转手倒卖，或再贴个自己的标签。北京中关村的早期风云人物、华科公司老板许瑞洪把进口组件搬进暑假学校的空教室，找来一帮学生组装机器，教他们插元件、电焊，连生产许可证也没有，贴个“华科100”的标居然供不应求。一个暑假装起500台“120门小用户交换机”，每台成本20000元，能卖75000元，一个暑假就赚了2000多万元。
　　过量进口、低价倾销和走私进口的交换机严重冲击国内市场，影响了国内企业的正常生产，使我国原有的纵横制交换机产业发展受阻。由于通信发展迅速，程控交换机市场大，很多国内厂家都想抢占这个市场，由于技术瓶颈，一时难以实现突破。联想集团的倪光南，积极搜罗美国博士一起合作研究，意图占得先机。
　　任正非敏感地意识到了这项技术的重要性，迅速领会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商机。他对贴着形形色色标签的交换机充斥国内市场感到不满，认为国有企业完全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发挥作用。他立即向公司董事会申请成立“数字程控交换机研发组”，说服了公司领导同意拨款研制。很快一年过去了，耗资100万元（当时的天文数字），项目没有成功。他向董事会申请再研究一年，并追加200万元，一年又过去了仍然失败。
　　体制内已经容不下任正非这样癫狂的人了。集团研究决定，任正非所欠的所有款项也不用还了，最好让这个瞎折腾的人快点离开。任正非却交上一个欠条。“这笔钱我任正非一定要还上！”扔下一句话，任正非辞职了。
　　走出体制是符合他狂放性格的。1987年，任正非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他只要安安稳稳不折腾，会有很安逸的生活。可是，任正非是个颠覆者，不是守成者。让他去守成，就像宣告了他精神的死亡：这是一颗自由的灵魂；这个自由的向度，不比任何一个西方社会的嬉皮士差分毫；但是他须臾不离开主流社会价值。这一切矛盾，却是他的本色。颠覆者，不是颠覆主流价值，而是在可能的限度内丰富主流价值。人们都聋了！他们只能用他们的过滤网，去听他们喜欢听的话，而不会调整维度，或者登高一点，来重新看一看风景，来呼吸一下高处的清新空气。那个视野会把他们吓晕，那个呐喊会把他们震聋，那里充足的新鲜空气会让他们醉氧！他们只愿意待在那个肮脏的但却熟悉的氛围之中。
　　任正非义无反顾了。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人敢于义无反顾。但是一些勇敢的灵魂逃出了那个禁锢精神的地方。
　　1987年，中国突然间出现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洪水，许多人都觉醒了。猛然打开了极度的贫困和愚昧的门，清新的空气汹涌澎湃。一个人只需要被唤起、挑战，潜力就会迸发和泉涌。当你看到待下去就是死亡的时候，你无法停留在你所在之处。某些事必须被完成。突然，一种很大的驱动力在任正非身上出现：当别人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天命，了解了值得被了解的东西，经历了最伟大的喜悦与狂喜……自己却在浪费生命！这也许成了一种连锁反应。
　　任正非和他的同伴被裹挟在觉醒的大潮中。一个新时代就要降临，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楚。任正非看得清楚。问题是，他为什么看得清楚？他在开始他的正式进军之前，就已经准备很充足了。

　　2、流年的烟火，苦难的馈赠（上）

　　原初的花园就是一个人的智慧之井。在创业或“一次正式的进军”之前，任正非已经具备了一个创业者所需的重要东西，他等待的只是被唤醒、被挑战。

父母给予“沉定力”
　　任正非家庭艰苦，“亲亲”之爱却异常富有。父亲任摩逊放下名利、专注教育，把家安顿好，就是匹夫对国家的担当。那份定力不是一般人能够具备的。任正非就没见过父亲着急。随着岁数的增长，他意识到了那是一种对人和社会本质把握的从容。父亲在动乱的年代，意识到教育和家庭的安顿对一个社会的重要。他学父亲“不要随大流”，静下心来，发现了中国最需要的是科教兴国，专注科学技术。华为也沿着科技和教育的轨道前行。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母亲程远昭却使无米之炊也可为。她常常不断变出希望来。在艰苦条件下，作为老大的任正非十分了解母亲的不易。他发现母亲最重要的品质是静心。母亲话少，每天有那么多事，全心全意地做一件事都那么全心全意，没有机会对无关紧要的事说三道四。这样的母亲给任正非一个很强的启示：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
　　静心，这是任摩逊、程远昭给任正非最好的熏习。在父母海一样的胸怀中长大的孩子们，话语很少，一切的关爱与矫正，都在默契的行为中尽情舒展。这让任正非性格中有一种独特的清静，使他养成一种习惯——不喜欢话多的人。多话常常是一种干扰，干扰了那颗做大事需要的静心。

家庭给予爱的初元力

　　在任正非成长的家庭中，爸爸妈妈给了他无尽的爱。尤其是妈妈，几乎连他每天心跳的次数都可以了然。一家人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任正非后来在对员工的评判标准中，将孝顺放在首位。他的《我的父亲母亲》美文，也一直成为中国商界传诵的经典，影响了一代代的企业人。
　　中华文化的根在家庭伦理。孟子根据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提出了一个爱的次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就是爱自己和家人，这是爱的基础层次。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和家人，他要去做对人类有益的事，就很值得怀疑。
　　孟子提出的第二个层次是“仁民”，放在今天公司的背景上说，就是“爱员工 ”。能爱家人，就能爱员工。把员工当作家里人，爱他们才能激发他们的能量。在爱的氛围中长大的任正非，深深体会到爱的能量。他把这些爱无保留地给了他的员工、他的协作商以及他的客户。华为这么多年来，造就了几千个收入过1000万元的高管，几万个收入过 500万元的主管，十万个收入过100万元的员工！任正非的成功得益于他对员工的尊重！
　　第三个层次才是“爱物”。这个可以是企业追求的规模、利润和成长。任正非“爱物”爱得很炽烈。华为还是两万元起家的小公司的时候，就立志挑战世界巨头，要成为中国第一。不过，他的“爱物”恪守着“爱的次第”。不然，他既挑战巨头，又防范内患，哪里还有那份心志！

父亲的期望：与众不同

　　父亲任摩逊给他和大妹起了个好名字：任正非和任正离。“正中有非，非中有正”，“正中有离，离中有正”；正即非，非即正；正即离，离即正。不要跟随主流，心里要有主流。离开主流，才可以推动主流。这是一种博大的哲学，在任正非后来的人生与事业中得到了最大的体验。
　　验证这个哲学，需要静心，需要在此基础上的格物致知的本领。唯其心静，才可以格物；唯其格物，才可以知止；唯其知止，才可以不俗。“不要随大流”，这是任摩逊含着眼泪冲着任正非嚷出来的，如果有什么不测，那就是遗命。
　　任摩逊的“正非”说，核心就是不流俗，有不断超越的心志。这种心志，被任正非用到了极致。他看穿了，人是注定要被超越的，巨型公司是注定要被超越，现实既成的一切是注定要被超越的。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要有意义。生命的意义就是要颠覆既成的东西，不断创造出新玩意，不断推出新格局。
　　“超越自己，改变世界，渴望超越”，成了后来华为商业模式的底层基因。
　　后来他还发明了管理的灰度理论，或许也可以从自己的名字中找到某些启示。

母亲的法宝：舍己从人

　　程远昭17岁就生下了任正非，19岁又生下了任正离。今天看来，她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已经当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要承担照顾孩子的重任，还要顾家、照顾丈夫，甚至要补习功课成为一个教师！这些看上去不可能的事，程远昭都做到了。任正非发现，母亲除了沉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舍己从人”。
　　舍己从人是太极拳的一个核心理念。不正面对抗，而是顺着对手与环境的力道走，在可以转化的地方转化成自己的能量。当放下了强大的自我，专注身边人，以他们的呼吸为呼吸，以他们的心跳为心跳，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每一个人的能量，自己的能量也可以源源不断。
　　任正非从母亲那里学习到这一招，让他终生受用，尤其是他后来发展的商业模式。
　　他从来不惧巨头，因为巨头尾大不掉，不会去关注客户近期的需求。任正非反其道而行之，把目光锁定在客户三个月的需求上，去把握客户的心跳和呼吸，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结果往往能够把巨头的客户转化过来。
　　如果说，父亲任摩逊的“正非说”给他注入了“渴望超越”的种子，那么母亲程远昭的“舍己从人”则让任正非找到了超越的途径。

家庭的传承：和合

　　任正非的“和合”品质是从商人爷爷和历经动荡的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瘦小的母亲看上去逆来顺受，其实是随时随地与环境和合。人与环境要随时随地和合，心与事要分分钟相通；见识与风雨变幻相交，静心与忧伤快乐并行。这样一种“和合”精神，是任正非遗传基因里的东西。
　　这种和合的基因，是透视任正非性格及其走向的有效罗盘。他的父母向他展示了一种骨子里面的倔强：每一个挑战都含有一抹清明，无论看上去如何困顿迷茫；每一个担当都蕴藏慈悲喜舍，无论看上去如何穷凶极恶。有时需要忍耐，受了一受即了；有时需要出格，唯相机创造方能巩固生命力的根基。华为供应链管理堪称一流，精髓就在“和合”。一个螺钉加工厂的女老板说，华为对协作商的服务非常周到，不需要任何回扣和通融，为你做管理流程，为你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还为协作商做管理培训。
　　暴发户可以凭空起事，但不可能长久。商业的基因可能是几代人的积累在一代身上得到的体现。我曾与全球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交流，我问他：“看你一年捐款45亿元，还衣着这么简朴，就知道头拱地做企业，是不是以前是贫下中农出身？”他一侧头说：“别小看人。我父亲还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大股东呢！我经商这可是几代人的基因集中在我这里厚积薄发。”
　　任正非对“和合”精神心领神会。2002年思科与华为在美国开战，2005年思科总裁钱伯斯就应邀到华为来访问。两个宿敌相拥而欢一时传为佳话。
　　这就是任正非。他把目标瞄准巨头，但是从来不放过可以跟巨头和合的机会。
　　或者说，宣战就是为了和合。

初恋，学会瞄准目标

　　人是需要激发的。激发可以使人更为清楚生命的意义。从孟军那里他感受到了激发的力量。
　　如果他随了大流，就无暇钻研人文物理。如果没有碰到孟军，也不会激发他发现更多的东西。不能平庸，一定要树立超越既定事物的心志，这是他在恋爱中得到的重要收获。
　　任正非最擅长激发。每一次讲话，他都可以直指人心，他说的好像就是你心里想的。他的每一篇美文，都会成为社会广为传播的经典，这无非是他挠到了社会人心发痒的部位。那可不是心血来潮的即兴演讲，那是无数个冬夏凝心一处、格物致知得到的体会和认可。
　　“激发”是任正非实现“渴望超越”梦想的途径。华为很小的时候，就把巨头作为攻击的目标。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诚如尼采所说：“这仅仅是力的事业：具有21世纪的一切病态特征，但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
　　华为从几十个人发展到十几万人，一个庞大的体系日渐成型。这时候任正非又想到了“激发”！　　靠什么来激发这么一个大型组织呢？他想到了“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把决策权给一线团队，让他们根据情况变化随时做出决策！

贫穷的倔强和坚韧

　　任正非1944年出生，经历了战争、贫困、三年自然灾害等艰苦岁月的磨炼。活下去，是任正非智慧的动力。作为长子，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苦难岁月，也促使任正非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从而养成坚韧的性格；百折不挠，懂得以身作则，不怨天尤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激发了他的冒险精神，由此催生出的原始生命力以及争强好斗的性格。这成为推动其在商业上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
　　父亲任摩逊让他看到了遇到什么事都要活下去的倔强。一些贵州一中的老师说：任老先生的气质还是很让人尊敬的。在艰难年代，他没有像老书记那样一蹬腿就走了，而是甘受胯下之辱!大丈夫能屈才能伸!
　　母亲说：“面子是给狗吃的”。父亲也跟着说：“面子是给狗吃的……你是想吃饱肚子还是出名？……知识分子不要面子才能进步。”而这个意念确实抵达了任正非的内心世界。艰难的岁月，让任正非把学生的虚荣给撕了下来。
　　任正非感慨：“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在高技术领域活下去更需要超凡的毅力，包括以后的危机意识。你想出名还是吃饱肚子，都紧紧围绕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活下去。
　　如果说，穷困是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那么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竭的动力源。饥饿感一旦消失，人的生理动力也就完结了。“活下去 ”这个简单的念头，寄托着任正非不一样的追求。后来，华为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老大，但任正非依然念念不忘活下去：“我没有远大的理想，我只想这几年如何活下去。”
　　对任何一个组织，最大的困难不是危机和挑战，最大的困难是成功。“活下去”，在任正非那里意味着分分钟的危机，提醒自己别忘了脚踏实地，别忽略了接地气。
　　任正非一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离开人们趋之若鹜的“一般”，要敢想敢做，要不流俗、不平庸，要分分钟归零，要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生命得以充实激越的根本途径，他禁不住这种诱惑。让华为长久地活下去，这是他为之战斗的观念与信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