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九）

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下）

诡谲的杨、余、傅事件

　　在军队参与文化革命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杨、余、傅事件”。从这个事件中看不出“路线”、“观点”的斗争，却可以看出文革中军内斗争的诡谲、肮脏、阴暗和残酷。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68年3月24日，他们三人同时被打倒。在这之前，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
　　1967年9月23日，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陪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宣布，把原军队四人小组 正式改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为：杨成武、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杨成武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杨成武、吴法宪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
　　军委办事组把全军文革小组和总政治部的工作集中于一身，它有三项任务：一，领导军队文化大革命；二加强战备，领导军队日常工作；三，组织全军的“三支两军”工作。罗瑞卿倒台以后，军队里林彪以下的核心人物就是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叶剑英比林彪大十岁，肖华有肝病，大家心照不宣，认为杨成武是林彪的接班人，叶剑英、肖华相继失势后，杨成武的地位更突出了。
　　杨成武也极力讨好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但有些讨好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解放军报》当时由军委办事组领导，肖力（即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是报纸的主要负责人。杨成武拉肖力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一些重要活动，对肖力毕恭毕敬，只要肖力答应到会而未到之前，一定要等她来了才开会。1967年冬，杨成武署名发表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本来是总参大批判组写的，杨成武拿了过来组织人多次修改。杨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福州军区一个战士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杨成武下令审查这位战士，把这位战士复员回家了。 （“9·13事件”以后，杨成武却说这篇文章是林彪那里搞的，硬逼着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几天，毛泽东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接着毛又作了指示：“绝对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在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跨下来。”
　　杨成武亲自主持编写《党史纲要》，调集了几十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做这件事。在完成的初稿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都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江青的名字摆在第三位。周恩来的名字出现过，但不占重要位置，其它领导人榜上无名。《党史纲要》不仅点名批评了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还点名批评朱德。点名批评朱德，是经毛同意的。
　　大约在1968年2月间，杨成武可能得到了什么风声，下令把《党史纲要》初稿，全部销毁，一份也不准留下。
　　在编写《党史纲要》的同时，杨成武还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红太阳展览》，展出的300多张图片也是突出毛、林、江三个人。江青的地位也提到第三位。
　　罗瑞卿倒台后，毛、林都很器重杨成武。1966年5月9日，邱会作、李天焕在杨成武家里，李天焕吹捧杨成武说：“总长同副统帅的关系，早就是同桌办公了。在我军高级干部中，早已明确：杨总长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杨成武面带笑容，声音很大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嘛。百年之后，林副主席的事业，总要有人继承的！” 杨成武在同高级干部接触中，常谈毛主席、林副主席怎样器重、培养、信任他。 杨成武常在办公室谈他和江青的关系。有一次他故意问吴法宪和邱会作：“江青同志找你们单独谈话没有？”二人说没有。杨说：“江青同志对我太关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里谈了几次话。江青同志说：‘不是最亲近的同志，我不在家里谈话；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别人讲我自己的苦难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艰辛贫苦，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流泪，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泪。”杨成武自以为有江青的信任，有些忘乎所以。有时打着江青的牌子对付林彪。林彪伤心地说：“人一失去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 杨成武也不是完全疏远林彪，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林彪军团长教我当师长》的文章，歌诵林彪，表示他和林彪有亲密关系。
　　邱会作认为，杨成武踩在林彪、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
　　杨成武下台的导火线是一件儿女小事。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在《空军报》工作，她爱上了余立金的已婚秘书单世充。单世充也愿意。单的老婆纵素梅发现后到空军领导那里闹。吴法宪让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和副主任周宇驰找单世充谈话。谈话成了僵局，王飞和周宇驰就把单世充软禁起来了。吴法宪认为王飞的作法是有意扩大事态，就批评周宇驰并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周宇驰不服，就通过林立果向叶群告了吴法宪的状。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人是在一起的。”刚放下叶群的电话，又接到杨成武老婆也是杨成武的办公室主任赵志珍的电话，让吴法宪到杨成武家。吴法宪到了杨家，杨成武不见，赵志珍对吴法宪大发脾气，说把单世充抓起来是为了把杨毅搞出空军。回家以后，吴法宪向叶群打电话告知此事，叶群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要夺你的权了。”第二天上午，赵志珍带着余立金到林彪家。余立金对叶群说是他让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时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叶群把赵、余的谈话告诉了林彪。林彪很生气，下午就把吴法宪叫去，对吴说：“赵志珍和余立金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勇于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硬起来，要顶住！”恰好这时，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要北京派专机，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要亲自给毛主席送来材料。材料中说，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余立金被俘，办了手续获释。余立金身份一落千丈，杨成武很沮丧。
　　王年一认为，武汉“7·20事件”后，杨成武随毛视察华东、华南、华中三大区时，返京后，杨成武把毛在视察时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但没有告诉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对林怎样评价，杨成武一直避着没有回答。“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杨成武对老帅停发文件，杨成武一直没有照办，这些，为林彪、江青忌恨。 当时毛、林并没有什么分歧，毛视察三个地区没有批评林彪，杨成武为何要瞒着林彪？王年一的说法还得有更多的资料证明。
　　邱会作说，1968年3月中旬，林彪找吴法宪商量，解决杨成武问题总的原则是“争取息事”。但林彪说服不了杨成武，才让叶群向毛报告。毛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尽听汇报。毛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行了。在汇报杨成武问题的时候，江青发现杨成武耍横的本钱在于她，她就一反常态，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坚决要打倒杨成武。
　　杨成武被打倒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关于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档案问题。江青早年一边从事文艺工作，一边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入党，1934年9月，她作为“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参加抗日救亡的游行被捕。两个月后月教联求保获释，但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作为一名电影演员，难免有些绯闻。1937年7月中旬赴延安，10月恢复党籍，改名江青。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由于江青影坛绯闻和被捕问题，对毛江结婚中共高层有不同意见，新四军政委项英还根据杨帆提供的情况，向中央发电报提出批评。1954年3月，江青收到一封的匿名信，信中说“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上海市公安局立即侦查写匿名信的人，多年没有破案。直到1961年，公安部门才查出匿名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的妻子朱明写的，朱明当即自杀身亡。后来江青得知，当年侦破此案的档案放在在上海。1967年4月，江青、叶群、戚本禹、杨成武组织了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陈虹带领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到上海查“黑材料”。在上海警备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这是侦查匿名信的过程中形成的23个卷宗，装在一个一尺四寸的小箱子里。其中有匿名信、800多人的笔迹照片、侦情简报、侦查对象调查材料、江青的卷宗（其中有报纸上发表的江青写给她丈夫唐纳的公开信和剧照等）。陈虹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杨成武说，“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这个箱子带回北京以后，杨成武说，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向中央报告。
　　陈虹和王育民审阅了材料后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仍由公安部专人负责处理。报告送上去，江青大为不满。她到林彪那里说，保存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对江青说，这事好办，让他们重新写个报告，将材料销毁。林彪让杨成武落实。
　　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成武又找陈虹和王育民到他的办公室说：“报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朱明自杀身亡，材料也没有必要保存了。1967年7月7日，按杨成武口述的内容，由陈虹和王育民署名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林彪看后用红铅笔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四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周阅后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法宪)、傅(崇碧)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转呈毛主席。
　　然而，7月13日起，杨成武和汪东兴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8月关锋又被抓了起来。因此，销毁材料的事被搁下来了。
　　9月23日，杨成武随毛主席由南方回到北京。谢富治告诉杨成武，江青几次大发脾气，说是杨成武要放长线钓大鱼。杨成武将实情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周指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销。他们通知王育民将材料送到汪东兴那里，先按目录核实材料，然后由谢富治动手点火，王育民负责向火里一卷卷扔。他们三人坐在一边守着，烧完后，三人都在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此后，江青多次说杨成武整她的黑材料。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全体人员时，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我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我封锁，还给我立了一个专案。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三个人整我的材料。”
　　在寻找和销毁江青的材料过程中，杨成武是直接负责人，可能江青对他的行为有猜疑和误会，这成为杨成武倒台的一个推动力。陈虹也被关押6年。
　　３月23日凌晨１点钟，吴法宪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参加一个会议。吴法宪到达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会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对吴法宪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过了一会儿，毛问林彪：“谁来当这个总长呢？”吴法宪这才知道，在他来之前，已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林彪推荐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毛同意了。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判吧。”接着，江青提出，北京卫戍区这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很密切，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同意了，决定调傅崇碧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员，让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接替傅崇碧。人事问题定了以后，毛对林彪说：“下面的事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毛、林离开以后，周恩来继续主持开会，对毛、林的意见作了具体安排。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驻京军事机关、部队、院校团以上干部的万人大会，这个会议从晚９点等到25日凌晨才开始。会议宣布撤消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撤消傅崇碧卫戍司令的职务。林彪首先讲话，这个讲话事先和毛商量过，毛要林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讲一讲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的问题。
　　林彪讲话说，“主席说这是一件不大不小的问题。”“最近从空军里发生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林彪说：“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帐。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来翻天的。”林彪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江青；“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根据刚才林副主席已经作了具体的指示，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在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这种卑鄙的活动，使我们极其愤慨！”
　　周在讲话中用较大篇幅批判“二月逆流”后说，杨余傅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的‘二月逆流’”。半年以后的8届12中全会公报有“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的提法，可能就是指杨、余、傅的某些行为。杨、傅二人与“二月逆流”主要人物聂荣臻是晋察冀山头的，余立金在新四军中是“二月逆流”主要人物陈毅部下，整这三人是对“二月逆流”再一次打击。
　　接着，周恩来高调称赞江青。他说：“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周恩来还讲到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的迫害。”讲江青在文艺改革和文革中的功绩。周恩来讲完话，又领着全场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接着，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讲话。在这之后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3月24日的大会以前，就对杨成武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周恩来安排的。
　　周恩来先派王新亭用中央警卫团把杨成武家里的警卫换掉，把杨家全部控制起来。然后，周恩来对邱会作说：“你带两个人去，把杨成武带来，就说我让他到人大会堂来开会。”邱会作对周说：“他都歇工一二十天了，总理给我打个条子，我把人给你领来。”周看了邱一眼说：“对杨成武只字不留。”杨成武过去很注重仪表，今天他的胡茬很长，头发既长又露出白头发茬（文革前老干部只有个别人染发），像病了很久的人一样。他用沉重而悲惨的声音问：“你们要把我搞到哪里去？”
　　邱会作等带着杨成武下楼时，杨的家属被集中在门口的会客厅，老婆和孩子发出了凄惨的叫声。只有二女儿杨俊生站在橙子上说：“爸爸你放心吧，不要惦记家里，这里有我们呢！”杨一走，王新亭带人抄了杨的家，封存了文件。
　　杨成武家和徐向前家是一墙之隔，周恩来布置卫戍区更换警卫部队时，引起了徐家工作人员的警惕，徐的秘书未经请示报告，就将徐向前元帅也扣了起来，并收缴了徐保密文件柜的钥匙，引起了一场误会。 中央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受双重领导。除了直接服务的首长之外，还必须接受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徐的警卫员除了保卫他的安全以外，还负有监视他的任务，所以才发生这样的误会。
　　23日上午10时左右，林彪、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同杨成武谈话。林彪说：“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处理你的问题。你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你和傅崇碧勾结在一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杨成武想申辩几句，但没有让他讲，林彪接着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全家，包括你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东西了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好好休息一下。”
　　杨成武下台以后任命黄永胜当总参谋长。林彪提的是“代总长”，毛说不带“代”字了。1968年3月22日深夜，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永胜同志，请你马上赶到北京来，我已经叫吴法宪派了专机到广州。”周还让黄永胜带上夫人。黄问周有什么事，周说是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3月23日，黄永胜在吴法宪的带领下进了人大会堂一个厅里，黄对周恩来和叶群说：“总理，叶主任，我到了。”周示意让他二人坐下。此时，周向警卫人员作了个手势，对面的一道门簾掀开，杨成武在两个身材高大的军人的伴随下走了出来 ，脸色苍白，精神萎顿。周恩来面对面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子交给黄永胜，自己好好检讨错误。你回去吧。”杨成武看了黄永胜一眼，声音嘶哑地答了一声：“好”，就被两个军人带了出去。
　　杨成武先是被带到武汉，不几天被人发现了，周恩来又决定把他带到洛阳。杨的母亲死在洛阳城里的一家医院，杨要求去送终，周恩来没有批准。
　　傅崇碧为什么被打倒呢？因为傅崇碧和杨成武是关系密切的“老华北”，掌握着北京的要害部门，把他打倒是为了安全，是预防性的。
　　李作鹏回忆说，傅崇碧于3月5日接受了江青给予的任务，到某处寻找被遗失的鲁迅的书信手稿，结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很高兴，于3月8日没有请示批准，就带上秘书（秘书手提公文包等）乘车亲自到钓鱼台江青住处报告情况。到江青处后，傅的秘书过于紧张，一进会客室就被地毯绊脚，“拍”的一声倒地，皮包抛到江青身旁，把江青吓了一跳。这就成了“冲击”中央文革的大罪。
当时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的李传俊目睹了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的情况：
　　那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急急忙忙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找鲁迅手稿，当时钓鱼台东门警卫电话请示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同意，傅崇碧带着他的秘书进了十六楼。傅崇碧进来后，直接往会议室走，气冲冲地说：“我是卫戍区司令员，这是我管辖的地盘，谁敢拦我！”他是很不满意的。这个时候，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也来到了十六楼。他们刚一到，江青就过来了（江青住在钓鱼台十一楼），她声音特别大：“谁让你们进来的？还发脾气！你们有什么资格冲击中央文革！”这是我亲耳听见的，这时她已经在会议室了。江青跟杨成武吵了起来，我在值班室听到声音特别大，江青还拍了桌子。接着，江青就通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等陆续来到了十六楼会议室，江青大声指责他们俩非法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连忙解释说是总理交给的任务，找鲁迅手稿，而且强调他是奉命到中央文革保密室取鲁迅手稿的。江青马上反驳：“胡说！我们中央文革不可能有鲁迅手稿，谁指使你们来的？”这个时候江青就胡说了，指着傅崇碧说，“你的秘书还要拿手枪把子打我！”——我在现场，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个秘书很紧张，我看见他直流虚汗，有点虚脱。后来我才知道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保密室（保密室工作人员卜训荣说，鲁迅手稿后来是在保密室找出来的，装在几个箱子里。卜训荣他不知道那几个箱子里有什么东西，所以没有告诉江青等人）。
　　逮捕余立金是周恩来安排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和吴法宪完成的。吴法宪回到家里，通知空军副参长梁璞和警卫营长田广林到他家。杨德中已经到了。吴法宪让秘书通知余立金到吴法宪家来一趟。院子里黑黝黝的，静悄悄的，余立金走进了院子，杨德中走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把余立金带走了。
1968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十万人的大会。题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首先周恩来宣读了中央对杨、余、傅的决定。然后，江青、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作了讲话。
　　周恩来说：
　　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会场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
　　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嘛，1964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这个反革命！）在1966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副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杨成武倒台时林彪和周恩来高调歌诵江青，赞扬江青的历史，这说明，江青的历史档案问题，是杨成武倒台的一个原因。据曾在毛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毛对党内搞宗派十分反感，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他打击起来是毫不手软的。这可能的毛下决心搞掉杨余傅的重要原因。
　　3月25日，改组军委办事组，新的军委办事组组成如下：组长 黄永胜（总参谋长兼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后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副组长 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成员 叶群（林办主任，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李作鹏（海军第一政委，1968年9月后兼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1968年9月后兼副总参谋长）。3月28日，毛泽东在同林彪接见黄永胜等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
　　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其权力在军队里至高无上。物极必反。这为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事变埋下了因子。
　　高文谦认为，“杨余傅事件”是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最后一次大的合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