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八）

梁漱溟(３)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关键词：自恃、新儒、泰然、温良、悲悯、逐求、厌离、佛缘、思虑、教育、直言、廷争、“文革”、立场、逸事、婚姻、息焉、缅怀

　　廷 争
　　

　　1918年初，梁漱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家中拜访，为他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彼此只是点头寒暄，并不互报姓名。梁与杨怀中交谈时，这位青年从不加入。后来，杨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大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1938年初，梁漱溟到延安，毛泽东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的一席话唤醒了梁的记忆，他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交谈总共八次，每次都在两个钟头以上，有两次通宵达旦。此番会晤，梁对毛印象甚好。他说：“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上后退一步。”“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的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地佩服。”
　　在延安期间，梁漱溟对毛泽东印象甚好，唯有“一点小不痛快”，就是毛“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他的书也“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
　　当梁漱溟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请梁提意见。梁说：“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毛泽东说，不行，这是客套话，非要梁提出批评不可。梁漱溟考虑了一下，便直率地对毛说：“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毛泽东点头微笑，相约再见。
　　一次，牟宗三到唐君毅家拜访，正好梁漱溟也在唐家做客。梁称赞毛泽东这个人天资高，一般人要经过很多修养，才能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但毛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不是天资豁达吗？
　　1950年，梁漱溟受毛泽东邀请，由重庆抵京。毛请梁到家中做客，并派专车接送。毛邀请梁参加政府，梁当时不相信中国能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为了保持中立的立场，他表示想留在政府外。聊至深夜12时，左右向毛请示开饭，梁申明自己素食多年，加一二样素菜即可。毛泽东忽然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饭后梁告辞，毛泽东虽坚持送梁到门外登车，但辞色间似不愉快。梁漱溟感觉到，往年访问延安，特别是1938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他临别出门舒服通畅的情怀，此次不再得之。如果说那次是成功，这次便是失败了。
　　虽相谈不欢，但毛泽东得知梁漱溟借住在亲戚家中后，还是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园中。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博士在《人民日报》连载了一篇长文，梁漱溟看了很感兴趣，就写了一篇分析文章求教于人，结果几方面都没有给他回答。梁漱溟与毛泽东见面时说，旁人不能回答他的提问，却均退还了原件，为什么陈伯达既不回信，又扣留他的稿件。毛泽东笑答道：“你的原件现在我这里，是他拿来给我看了。”
　　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农民和农村问题发言，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发言很不以为然，他不指名道姓地说：“有人……要求照顾农民……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会上，毛对梁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对毛所言十分震惊，他不顾一切要求发言，并与毛激辩，要求主席要有“雅量”。会场上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
　　僵持中，有人提议，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表决时，毛等少数人是举手赞同梁讲话的，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事件过后，梁漱溟闭门思过，他仍是政协委员，工资照发，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1956年的“大鸣大放”，许多朋友认为梁应该出来说说话，但梁保持了沉默。接下来的反右，因其一言不发，没有卷入其中。但是，他同毛泽东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1975年9月，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学者、专家被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呈送了反映与会学者们雀跃之情的简报。毛阅后很是高兴，批示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有人向梁漱溟转述了毛的批示，梁既严肃又欣慰地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梁漱溟晚年在《忆往谈旧录》中写道：“记得一九五○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子侄女（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两年变得与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出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我今做检讨……”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回首往事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文革”

　　“文革”开始后，梁漱溟家中被抄，衣物被抄走，只能将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房子被红卫兵占据，时已初秋，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妻子被殴打，他也被拉到街道上去陪斗，也曾“坐飞机”。后来，他只能栖身于鼓楼铸钟厂的两间小破屋中，并被补戴了“右派”的帽子。
　　红卫兵抄家时，梁家几代收藏的字画被投入火炉，梁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上前阻止，说这两部书是他向外地学生借的，烧了就无法归还了。红卫兵根本不予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接着，红卫兵将书页撕开，投入火炉。
　　“文革”中流行画太阳，大街上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太阳，梁漱溟也买了颜料，在外面墙上画上太阳。集体挖防空洞，梁也积极参与，一次迟到，他颇为自责，并将此事写入日记。
　　一次，山东来人调查一位梁漱溟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据实回答，说不出什么，来人便说他不老实，一巴掌将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批林批孔”开始后，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但有一天，梁宣布他要“开讲”了。时为1974年2月22日，梁来到会场，“衣冠整洁，皮包装得鼓鼓的”。发言时，他从包中取出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摆放在会议室的茶几上。主持人请已81岁高龄的梁坐下讲，他有礼貌地摆摆手，便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这次题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演讲接连讲了两个半天，到第二天，其他学习组的人便知道，梁漱溟开讲了。
　　梁漱溟曾作“文革”打油诗云：“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立 场

　　1912年底至1913年初，梁漱溟读了日本幸得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对其中关于反对财产私有的思想很是赞同，他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已。他认为，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这年年末，梁漱溟写成《社会主义粹言》一文。
　　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时，梁漱溟作为《民国报》记者曾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
　　梁漱溟到南京参加内政会议，石瑛劝他去见见蒋介石，梁便在石的陪同下一同到蒋的官邸拜访。梁回忆，蒋给他的感觉是“虚假”，蒋一手拿笔，一手拿本子，谈话时，谈到江北水灾，梁说起他的一个朋友正负责救灾工作，蒋便问梁这位朋友的名字，并让梁写在他的本子上。梁说：“他这个人就看出来有一种虚假，虚假就是‘谦恭下士’，很谦恭的样子，你的话我很注意，你说那个人名，你写给我看。自己拿着本子，自己拿着笔，好像听不清楚，你再写一下，其实他另外有个秘书，坐的稍微远一点，也记了，不一定他再记。”
　　梁漱溟回忆，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梁因为是中间派，蒋介石想拉拢他，所以总和他套近乎，见面总称呼梁为“漱溟兄”；抗战后期，梁从桂林回到重庆，已经是民盟成员，此时再见面，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称呼梁为“漱溟兄”，而是“梁先生”。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考察时发现，爱唱歌、爱开会是延安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因此而忘记！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动。”
　　李渊庭回忆，北京解放后，梁漱溟给毛泽东、周恩来去函，称“三年内对国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后他又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声明：“我就要求做一诤友。”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坚持不批孔子，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
　　梁漱溟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由于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协学习组开始批判梁。接下来的8个月中，政协先分小组批判梁，然后是开大会批判。年已80岁的梁漱溟泰然处之，每会必到，认真参与，会间则打太极拳锻炼身体。1974年9月，在政协召开的总结性批梁大会上，主持人问梁有何感受，梁一字一句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让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一个人，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四人帮”垮台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靠人治。”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未开始，“两个凡是”还没有得到纠正，梁是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逸 事

　　胡应汉回忆老师梁漱溟：“先生身材不高不大；中年体渐结实；晚年项微隆，若偻然。前脑圆耸开阔，后脑恰如半球，很圆。眉疏似高，眼有威严，鼻阔稍平，口常严合。行步安详而轻灵；坐则端坐。一生不留发，茹素，每日黎明即起，上灯阅书；寒暑如一。自谓‘吃苦耐劳，摒绝嗜好，食色都很淡泊’。生活简约如一持戒律之僧人。”
　　梁漱溟在自述中回忆道：“从宗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从社会阶级成分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以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
　　梁漱溟六岁还不会穿裤子，因裤子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到前面来，再打一个结扣，他不会扣，每次都得妹妹给他打这结扣。一次早起，其母隔屋喊他，缘何还不起床，梁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这句话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起来。
　　儿时，梁漱溟因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漱溟自幼瘠瘦多病，七八岁后，虽亦跳跃玩耍，但总不如别的孩子活泼勇健。到了中学，同学们课下打球踢球，他只站在一旁看，等同学玩罢，他才一个人进场内抱着球拍几下，同学们在场外叫唤他的绰号开玩笑道：“小老头，当心球炸了！”
　　十四五岁时，梁漱溟爱读梁启超的文章，其父梁济赞许道：“真是像极了我的少年时代，值得嘉奖。”因此送梁漱溟“肖吾”的字号。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对低年级的同学郭人麟很崇拜，谓：“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同学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则回忆说，郭之语使“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人是与其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并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1944年，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介绍千家驹入盟。千填写“入盟志愿书”，签名盖章后，梁让千当场焚毁。因为当时民盟还是“地下组织”。
　　1946年，何济翔第一次见到梁漱溟，他回忆：“先生外貌，亦使人景慕，他身穿白单衣，手持白折扇，面貌清癯，有一种飘然之气，尘俗之气在他身上一扫而尽……”
　　1950年初，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前来拜访，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信以为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支助他偷渡日本的旅费。后来徐到日本，和胡住在一起，才知他与梁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后来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梁漱溟公开表示，不同意将林彪写入宪法，举座皆惊，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几日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认为，征求意见，在内部提什么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于是，梁平安过关。
　　梁漱溟身体很好。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有条件坐小卧车，却很少使用，经常一个人挤公共汽车去书市、上公园。“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游斗二十多日，不但精力充沛，不见疲态，而且还于夏日晚间，在蚊虫的侵袭中，借灯伏案凭记忆撰写《儒佛异同论》，每日写1000余字。“批林批孔”时，81岁高龄的梁漱溟拍案而起，做两个半天共计8小时的长篇发言，结果招致长达一年的批斗，他却精力充沛，坚持场场奉陪。
　　梁漱溟高寿，有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答：“少吃多动。”他不抽烟，偶尔喝酒也因迫不得已。他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

婚 姻

　　梁漱溟一心向佛，未及弱冠便茹素，二十多岁仍不娶妻。父母屡屡催逼，他却一口拒绝。梁父沉潭后，梁漱溟开始研习儒学，但他认为，寻求婚姻之乐对他而言，乃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梁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之娶妻实出于好德而非好色。
　　一次，梁漱溟与朋友伍伯庸谈及婚事，伍问其择妻条件，梁说：“在年龄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之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伍伯庸听罢即喜道：“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可意的。”
　　随后，伍伯庸将妻妹黄靖贤介绍给梁漱溟。时黄已二十八岁，尚未婚配，梁要求先见一面，伍说黄家守旧，得设法进行。在伍的安排下，梁、黄二人见面，但黄靖贤衣着非常不合时样，气度如同男子，与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显得要比姐姐年龄大。梁漱溟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但梁漱溟却很快同意与黄靖贤订婚，他后来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中说：“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关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二人很快结婚，由于文化差异，梁漱溟、黄靖贤的婚后感情极为平淡，精神上的交流极少。但随着婚姻的延续，二人渐生爱意。然而，不幸的是，因梁漱溟在得二子后，还想要个女儿，黄靖贤在两度小产后再次怀孕，最后因“前置胎盘”难产去世，梁漱溟痛苦不已。
　　梁漱溟回忆夫人黄靖贤：“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因此，在婚后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开始认识到妻子的优点，“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婚后14年间，使我借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
　　在黄靖贤去世前的4年间，梁氏夫妇感情弥笃。梁漱溟回忆：“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对于妻子的死，梁漱溟很是哀痛：“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啊！我怎能不痛啊！”
　　晚年，梁漱溟对艾恺谈起黄靖贤时说，她人很好，她的去世，是很伤心的一件事。
　　妻子去世后，梁漱溟决定不再续娶：“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踏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
　　抗战时期，时年50岁的梁漱溟在桂林，由曾作忠夫妇介绍，与老小姐陈淑芬结婚。梁、陈相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桂林满城风传梁正留胡子，因他爱上了老处女陈淑芬，为能在爱人面前更有男子汉的气概，且胡子即便不能增添男人味，也能给哲学家增添风采。而梁漱溟则说，自己“似得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忽然间被人攻入”。
　　陈淑芬毕业于北大，后一直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介绍人介绍时告诉梁漱溟，陈淑芬40岁，实际陈当时已经47岁，只比梁小3岁。
　　1944年，梁漱溟与陈淑芬结婚。婚礼前梁剃掉了留长的胡子，并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的朋友们对梁的再婚表示祝贺，说梁“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誉”。
　　1月23日，梁漱溟与陈淑芬在桂林友人家中举行了传统的婚礼。婚礼场面颇大，桂林各界名流欢聚一堂，据说梁收礼金就收了5万多元。陈淑芬是北大毕业生，于是新娘的北大同学便送二人一副结婚贺联，上联的最后六个字为“师傅改称姐夫”，下联的最后六个字为“同学变为师娘”。
　　婚礼上，作家白鹏飞幽默地说：“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大家哄堂大笑。
　　在来宾们的要求下，梁漱溟谈起他们的恋爱经过：“现在，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是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我也曾给她写过信，约她在天气好时一起去经山村的河边散步。但那天却恰逢阴天小雨。她是否会应约前来呢？我犹豫了一会儿，拿把伞就出门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见了她。因为还在下雨，我们仍然无法去散步。于是我们终于只是在路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一会儿。”梁的叙述引来宾朋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讲完了恋爱故事，梁还破天荒地唱了一段京剧《落马湖》的窦尔敦：“黄天霸，好大胆，他焉敢单人独骑来探山……”
　　有文章说，梁漱溟的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一时无法结束，又不能让大家扫兴，于是梁站起来说，他喜欢听京剧《盗御马》，然后借剧中人台词，起身拖长音唱道：“我去也——”（拖长声），借机离席而去。
　　陈淑芬个性强烈，脾气暴躁，与梁漱溟结婚后，有时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梁十分尴尬。婚后两人一直生活不甚和谐。袁鸿寿说陈性情狷介绝俗，袁曾见她督责保姆太严，又背着梁对人说，梁不太听话。“文革”中，她因个性太强，被红卫兵打得很是厉害。
　　李兢西回忆，梁漱溟在侄女的婚礼上致辞，大意是夫妇应当相敬如宾云云，他便拿自己来做例证，手指着太太说：“如像我初结婚的时候，我对于她是非常恭敬，她对于我也十分的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泡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得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这时夫人高声打断了她：“什么话！瞎扯乱说！不管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归座了。
　　梁漱溟曾说，妇女不是创造者，是创造创造者。陈淑芬便发脾气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梁只是笑笑。
　　陈淑芬晚年患歇斯底里症，于1979年去世。梁漱溟曾将两任太太进行比较，对发妻黄靖贤更是怀念，耄耋之年写了《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梁漱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赠条幅曰：“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此大概可看作梁漱溟的婚姻观吧。

息 焉

　　1988年4月13日，梁漱溟到良乡扫墓，这日大风，气候反常。回到寓所后，梁即感身体不适。这月25日，他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到协和医院，经检查为尿毒症。家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梁漱溟。
　　5月，梁漱溟接受一位台湾女记者的采访时，女记者问：“对台湾青年有什么话要说？”梁说：“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当问及对中国未来有什么期望时，他说：“要顺应世界潮流。”11日他把长子梁培宽呼至床侧，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梁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坦然说道：“火化。”
　　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马上进行急救。梁的心跳1分钟170次，继而急促下降。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梁断断续续讲完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离世。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张贴。

缅 怀

　　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在《群言》杂志发表《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一文悼念，并作挽联云：“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启功挽梁漱溟：“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梁漱溟光头，常年为国事奔走，马歇尔、司徒雷登见其形与神，不止一次称他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叶笃义回忆，梁漱溟去世前，有从台湾来的一人到医院看望，时梁已经病入膏肓。来人知道无法与其进行对话，便在梁病榻前，请同行之人为他和梁合了一张影，然后拿出录音机，喃喃说道：“我是一个刚刚由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对梁先生的著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要求见见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说完，他鞠躬告退。此来访者为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
　　梁漱溟去世，《人民日报》刊发《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一文纪念。
　　学者李零撰文道：“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梁漱溟）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我佩服的是这种人。”
　　牟宗三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