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连载之三十三）
（连载之三十三）
第十五章
“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下）
武汉军方抵制中央的处置方针
1968年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春节后，未经审判，他们三人都投入了秦城监狱。在文革十年中，他们下狱8年多，在这期间，赶上1975年狱犯大赦，毛特加限定“除陈伯达和王关戚外”，文革后戚本禹又被判刑18年。他们的家属也受牵连。
王关戚倒台是周恩来力促的结果。与周恩来、邓颖超有私交的英国作家韩素英在她的书中写道：“周把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关、戚三人清洗掉了，干得干净利落，削弱了毛夫人一派势力。”韩素英没有提毛泽东，只说是周恩来。也许她说的有道理，周恩来在关键时刻通过杨成武向毛进言，清除了中央文革中激进的一翼，使文革锋芒顿挫，这正是“清君侧”的良好效果。《王力反思录》中说整他的是江青和康生，说周总理保他。这是因他写反思录时江青和康生已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周恩来是中共唯一的光辉形象。
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恩来找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谈话，要求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原来北京市革委会里，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很多，多是戚本禹派进去的。按照周恩来的意见，清理出了一百四五十人。
王力的地位在一个月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对王力态度的转变是毛泽东文革战略转变的一个环节。毛虽然权高一切，但他的行为还要受各种力量左右。他是“伟大的舵手”，舵手得见风使舵，逆风使舵会翻船的。表面上看，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际上他也有他的难处。此时，王海容 就王力的事向毛摸底，毛对王海容随口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引用的是唐朝罗隐的《筹笔驿》中的两句）毛在这里讲的“时”、“运”就是大势，就是风向；不仅指王力的命运，也是自身状况的感叹。
毛从武汉飞到上海后，就采取有别于上海、黑龙江等地的方针处理南京问题。南京地区群众组织分两大派，一派是南京军区支持的“8·27”，另一派是上海张春桥支持的“红总”。红总力量占优势，他们联合江苏、浙江、安徽的造反派反对南京军区，反对许世友。许世友跑到大别山军区农场躲避。还说，谁要打倒他，他就在大别山打游击。毛让张春桥到大别山把许世友请到上海，立即接见许世友，说许世友是好同志。许世友也不是后来宣传的愚忠莽汉，而是一个乖巧的人。许一见面就跪在毛泽东跟前，毛将他扶起来，说了一些安抚他的话。他在大别山打了两只豹子，一只送给杨成武，一只送给张春桥（官史作者为了贬低张春桥，说送给张春桥的是兔子），还送张春桥一箱茅台酒。许世友还主动积极地为王洪文的得力干将马振龙介绍对象。
9月1日，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宣布了文革战略转变。江青一反过去支持造反派的常态，说：“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头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哪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她批评造反派：“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指向革委会。”“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陈伯达说：“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这些激进的文革领导人都在讲话中批评造反派的过激行为，要他们支持解放军。周恩来最后归结几点：（1）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一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2）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要支持解放军，不要自毁长城。（3）动员在北京的外地群众回去。制止武斗。（4）停止串连，所有外地串连的马上回本单位。（5）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7）66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
从这时开始，从1967年9月开始，1966年的毕业生虽然还在学校，却领到了46元的月薪。
9月16日，毛泽东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沿途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他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发出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首先肯定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接着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在谈到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毛主席说，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毛的南巡讲话，一改文革纲领性文件《“5·16”通知》的凌厉，也没有他那《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锋芒。“7·20”事件后，已经“天下大乱”，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走向“天下大治”了。
为了安抚军队，毛把军队各总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领导人安排到北京办学习班。像1966年接见红卫兵那样，毛一次又一次接见参加学习班的干部。1967年9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请刚从南方回来的毛泽东接见军队学习班的代表。接见开始时，毛大声问：“陈再道来了没有？”陈赶快站起来，大声回答：“主席，我在这儿！”毛向他招手点头，说：“好！，好！来了就好！你学习一段时间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 “7·20事件”的功臣已成了阶下囚，“7·20事件”的祸首却成了座上客。这只有两个月时间！
几年以后，陈再道、钟汉华都安排了重要工作。1972年春，江青在广州疗养的时候，在广州机关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她讲到武汉“7·20事件”时说：“我们怎么搞的，搞错了，是王关戚搞的。”钟汉华那时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听了以后很感动，很激动。
第十六章
清查“5·16”之谜
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5·16”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十万计。 《“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对本书作者说：“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对清查5·16一直不清楚。为什么1967年对‘首都5·16红卫兵团’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5·16？为什么九大以后还清查5·16？清查5·16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专案组长李震自杀？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清查5·16是个谜。将来档案公开了，也许能解这个谜。”金春明说：“关于清查5·16的档案在公安部，八十年代我曾申请看，没有批准。”
在档案没有开放以前，这个历史大案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个大案是官员整群众，而且目标是对着造反派的。这个运动，不仅把造反派的激进分子打尽杀绝，还残害了大批无辜百姓。清查“5·16”和“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一样，是官员整老百姓的运动。“民整官”的运动（即冲击“走资派”）只有一年多时间，官方文革史却大写特写，“官整民”的运动持续时间之长、被整人数之多，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民整官”的运动，官方文革史却惜墨如金。
在档案没有开放以前，这个历史大案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个大案是官员整群众，而且目标是对着造反派的。这个运动，不仅把造反派的激进分子打尽杀绝，还残害了大批无辜百姓。清查“5·16”和“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一样，是官员整老百姓的运动。“民整官”的运动（即冲击“走资派”）只有一年多时间，官方文革史却大写特写，“官整民”的运动持续时间之长、被整人数之多，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民整官”的运动，官方文革史却惜墨如金。
起因：激进学生惹起祸端
周恩来在文革中一方面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在不违反毛的意图下乘机对一些老干部施与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周恩来是支持造反派的，当然这是顺着毛的意图；但周对造反派中的激进势力也采取了一些压制。1967年春夏，各地造反派都遭到军队的镇压，死了不少人。造反派认为刘、邓已经垮台了，在中央一定有新的保守派的后台，那就是周恩来。1967年3月22日晚，在钢铁学院“革造”红一团的内部会议上，张建旗作了长达一小时多的发言，说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等等。有30多人支持张建旗的观点。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商学院也有反周恩来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在1966年5月只是按中共中央文件下达，没有公开发表。1967年5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些年轻人以为1966年“5·16通知”揪出了刘少奇，这次公开发表也会揪出重要人物。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等成立了“5·16兵团”，6月2日，张建旗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质问周恩来。
与此同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刘令凯为首的“6·16”战斗组公开攻击周恩来。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认为，刘少奇被打倒以后，主要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毛泽东严厉批评“二月逆流”以后，有人认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然而，无论是北外“6·16”，还是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都是人数很少的学生战斗组，用“兵团”一词是虚张声势。1967年6月30日至7月1日，这些反对周恩来的学生组成的“首都5·16红卫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决议上写道：
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得知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准备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就将情况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及时向中央文革报告了这一情况。中央文革没有制止。午夜后，“5·16兵团”贴出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几天以后，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5·16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调查结果是：一、所谓“5·16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5·16兵团”反总理活动的通讯员，同“5·16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这位通讯员外出采访用的是《红旗》杂志记者站通讯员的名义（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活动都是以《红旗》杂志记者站的名义出现）因此这事又和《红旗》杂志社挂上了钩。三、在调查中，从“5·16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关锋的妻子。在审查一位“5·16”骨干分子时得知，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这样又进一步分析，“5·16”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但是，到底有什么瓜葛，也没有查出什么。
8月8日，5·16兵团在西直门、北海、王府井、师大、农大、政法、商院等处散发“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十九个为什么?”等五种传单，攻击周恩来，并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单说：“扭转了的乾坤我们再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8月9日，在北京市许多单位，公共场所，出现了“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等传单、标语和大字报。
反周活动当时就遭到多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和抑制。据当时报道：“8月26日，首都及全国在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共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兵团’”大会，会上斗争了5·16的头目张建旗等五人。
1967年，八、九月，除了召开大会批斗学生中的“5·16”头头以外，还抓捕了这些学生，也抓捕了中央部委中的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记者调查组，曾经向中央文革及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5·16’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9月10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接见中学红卫兵代表时说：“5·16”兵团“他们人数不超过50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几人，可能有后台老板，走资派。”9月12日，北京红卫兵召开十万人大会，庆祝粉碎“5·16”分子的胜利。
到1967年10月，北京学生组织“5·16”兵团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清查“5·16”该结束了。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在1966年5月只是按中共中央文件下达，没有公开发表。1967年5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些年轻人以为1966年“5·16通知”揪出了刘少奇，这次公开发表也会揪出重要人物。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等成立了“5·16兵团”，6月2日，张建旗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质问周恩来。
与此同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刘令凯为首的“6·16”战斗组公开攻击周恩来。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认为，刘少奇被打倒以后，主要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毛泽东严厉批评“二月逆流”以后，有人认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然而，无论是北外“6·16”，还是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都是人数很少的学生战斗组，用“兵团”一词是虚张声势。1967年6月30日至7月1日，这些反对周恩来的学生组成的“首都5·16红卫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决议上写道：
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得知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准备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就将情况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及时向中央文革报告了这一情况。中央文革没有制止。午夜后，“5·16兵团”贴出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几天以后，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5·16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调查结果是：一、所谓“5·16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5·16兵团”反总理活动的通讯员，同“5·16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这位通讯员外出采访用的是《红旗》杂志记者站通讯员的名义（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活动都是以《红旗》杂志记者站的名义出现）因此这事又和《红旗》杂志社挂上了钩。三、在调查中，从“5·16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关锋的妻子。在审查一位“5·16”骨干分子时得知，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这样又进一步分析，“5·16”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但是，到底有什么瓜葛，也没有查出什么。
8月8日，5·16兵团在西直门、北海、王府井、师大、农大、政法、商院等处散发“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十九个为什么?”等五种传单，攻击周恩来，并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单说：“扭转了的乾坤我们再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8月9日，在北京市许多单位，公共场所，出现了“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等传单、标语和大字报。
反周活动当时就遭到多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和抑制。据当时报道：“8月26日，首都及全国在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共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兵团’”大会，会上斗争了5·16的头目张建旗等五人。
1967年，八、九月，除了召开大会批斗学生中的“5·16”头头以外，还抓捕了这些学生，也抓捕了中央部委中的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记者调查组，曾经向中央文革及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5·16’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9月10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接见中学红卫兵代表时说：“5·16”兵团“他们人数不超过50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几人，可能有后台老板，走资派。”9月12日，北京红卫兵召开十万人大会，庆祝粉碎“5·16”分子的胜利。
到1967年10月，北京学生组织“5·16”兵团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清查“5·16”该结束了。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升级：扭转形势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曾考虑1968年结束文革。但是，到1967年夏秋之间，出现了全面失控的局面：
武汉“7·20”事件之后，武斗不断升级，很多地方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战争。……
这些乱相，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结果。这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大多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人。至今，毛泽东这个政治魔术师放出的“魔鬼”，自己不能降服。
如前所述，武汉“7·20”事件后，毛对文革有一个战略转变，即运动冲击的重点从官僚集团转向造反派中的“坏人”，从压制保守派到抑制造反派，从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抛出“王、关、戚”是这个战略转变的第一步，接着，就要打击坚持“王、关、戚”看法的造反派头头。“王、关、戚”看法就是毛在运动初期的看法，现在战略转变，这些看法也随之被抛弃。毛泽东1967年夏秋视察华中、华东、华北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清查“5·16”是毛泽东的紧篐咒，造反派不听话，就念这个使造反派头痛的咒语。毛泽东念这个紧篐咒降服“魔鬼”，结束混乱。他说“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文化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他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
此间，北京市送上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5·16’分子”，毛在这句话旁批示：这就好了。毛在批示中还批评北京市不抓“5·16”。“这就好了”是什么意思？有了收拾造反派的办法了。这个办法就的抓“5·16”。什么是“5·16”？应当是毛说的“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
然而，毛泽东一旦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就由不得他了。和造反派对立的军队、运动初期被造反派整过的官员、革委会中的新贵，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毛泽东给的这个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整造反派。群众组织也利用这个机会抓对立组织中的“5·16”分子。
毛泽东战略转变意图在中央形成了共识。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纷纷出来发表口径一致的讲话。“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同时发声，批评“极左”，批评“怀疑一切”。他们批评的正是一年前他们大力支持的造反派。
1967年9月8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说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情感·文采》这两本散文集是刘少奇“黑《修养》 ”的姊妹篇。这时陶铸已经被打倒，在全国高呼“打倒刘邓陶！”的时候，发表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这篇文章毛作过三次修改，完全体现了毛的意图。
毛亲自修改、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列出的“5·16”的两条罪状来看：分裂中央领导，即反周恩来；反对解放军。这两项是造反派中激进的一翼的行为。毛泽东搞文革，一是离不开军队，二是离不开周恩来。军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柱石。没有周恩来主持政务，国家机器难以运转；没有周恩来执行，毛泽东的意图难以贯彻。
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号令，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终于开始。
武汉“7·20”事件之后，武斗不断升级，很多地方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战争。……
这些乱相，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结果。这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大多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人。至今，毛泽东这个政治魔术师放出的“魔鬼”，自己不能降服。
如前所述，武汉“7·20”事件后，毛对文革有一个战略转变，即运动冲击的重点从官僚集团转向造反派中的“坏人”，从压制保守派到抑制造反派，从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抛出“王、关、戚”是这个战略转变的第一步，接着，就要打击坚持“王、关、戚”看法的造反派头头。“王、关、戚”看法就是毛在运动初期的看法，现在战略转变，这些看法也随之被抛弃。毛泽东1967年夏秋视察华中、华东、华北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清查“5·16”是毛泽东的紧篐咒，造反派不听话，就念这个使造反派头痛的咒语。毛泽东念这个紧篐咒降服“魔鬼”，结束混乱。他说“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文化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他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
此间，北京市送上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5·16’分子”，毛在这句话旁批示：这就好了。毛在批示中还批评北京市不抓“5·16”。“这就好了”是什么意思？有了收拾造反派的办法了。这个办法就的抓“5·16”。什么是“5·16”？应当是毛说的“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
然而，毛泽东一旦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就由不得他了。和造反派对立的军队、运动初期被造反派整过的官员、革委会中的新贵，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毛泽东给的这个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整造反派。群众组织也利用这个机会抓对立组织中的“5·16”分子。
毛泽东战略转变意图在中央形成了共识。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纷纷出来发表口径一致的讲话。“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同时发声，批评“极左”，批评“怀疑一切”。他们批评的正是一年前他们大力支持的造反派。
1967年9月8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说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情感·文采》这两本散文集是刘少奇“黑《修养》 ”的姊妹篇。这时陶铸已经被打倒，在全国高呼“打倒刘邓陶！”的时候，发表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这篇文章毛作过三次修改，完全体现了毛的意图。
毛亲自修改、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列出的“5·16”的两条罪状来看：分裂中央领导，即反周恩来；反对解放军。这两项是造反派中激进的一翼的行为。毛泽东搞文革，一是离不开军队，二是离不开周恩来。军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柱石。没有周恩来主持政务，国家机器难以运转；没有周恩来执行，毛泽东的意图难以贯彻。
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号令，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终于开始。
清查“5·16”的几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1967年八、九、十月。
8月17日，通过北京钢铁学院的群众组织“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女）。8月20日，又通过钢铁学院“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团头头张建旗。在此期间，其他一些“5·16”兵团的学生头头也相继被捕。
抓了学生以后就抓“黑后台”。9月4日抓了外交部的副部级干部陈家康，9月5日抓了外交部和机要局的王焕德。外交部抓人都是经周恩来同意的。
此外，穆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林杰（《红旗》杂志编辑）、周景芳（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秘书长）、赵易亚（《解放军报》总编辑）和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等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左派都当作“5·16”的“黑后台”一个个被投入了监狱。
1968到1969年，清查“5·16”运动时断时续地在一些单位内部进行，在全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声势，这可能是由于的确没有“5·16”这个所谓“反革命阴谋组织”，难以进行下去。
第二个高潮：保卫红色政权。1968年9月5日，随着新疆革委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很多地方的革委会在权力分配上排挤了造反派，或利用革委会的权力镇压造反派。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中央领导集团恢复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而被边缘化了的造反派，仍然要按照毛在运动初期的指导思想继续造反，这就引发了清查“5·16”的第二次高潮。
周恩来在1969年9月20日晚讲话中说：“‘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1967年的‘5·16’活动。”
1969年年10月29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说“‘5·16’反革命集团是很凶恶的敌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动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指向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这个反革命集团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是破坏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的。”
第三个高潮：“3·27通知”。经过紧锣密鼓的动员，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称“3·27通知”），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文件一方面提出防止扩大化，另一方面又说“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5·16’”。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5·16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通称“2·8决定”），宣布成立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以杨俊生、黄作珍、于桑等为组员共13人组成中央“5·16·专案联合小组”。这个文件规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为搞好清查‘5·16’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不在此例。”
清查“5·16”运动中，由追查是否参加“5·16”组织到追查“罪行”，各地就确定了很多“事件”，追查“事件”的参与者。这使“5·16”的罪行面不断扩大。1967年8月，“5·16”罪行只有两条：反军和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九大”以后，又加了一条：反对革委会。到1971年这次清查“5·16”的高潮中，“5·16”的罪行几乎包括了文革以来造反派所有的行动。
清查“5·16”运动成了不可收拾的乱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9·13”事件前，批评林彪是“5·16”的一条重要罪状，反对林彪的必定是“5·16”分子。“9·13”事件后，又说林彪是“5·16”的“黑后台”。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生前已经弄清，全国并不存在一个“5·16”组织，但作为全国抓“5·16”“总司令”的周恩来，始终没有表过态，更不用说认错了。
8月17日，通过北京钢铁学院的群众组织“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女）。8月20日，又通过钢铁学院“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团头头张建旗。在此期间，其他一些“5·16”兵团的学生头头也相继被捕。
抓了学生以后就抓“黑后台”。9月4日抓了外交部的副部级干部陈家康，9月5日抓了外交部和机要局的王焕德。外交部抓人都是经周恩来同意的。
此外，穆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林杰（《红旗》杂志编辑）、周景芳（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秘书长）、赵易亚（《解放军报》总编辑）和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等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左派都当作“5·16”的“黑后台”一个个被投入了监狱。
1968到1969年，清查“5·16”运动时断时续地在一些单位内部进行，在全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声势，这可能是由于的确没有“5·16”这个所谓“反革命阴谋组织”，难以进行下去。
第二个高潮：保卫红色政权。1968年9月5日，随着新疆革委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很多地方的革委会在权力分配上排挤了造反派，或利用革委会的权力镇压造反派。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中央领导集团恢复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而被边缘化了的造反派，仍然要按照毛在运动初期的指导思想继续造反，这就引发了清查“5·16”的第二次高潮。
周恩来在1969年9月20日晚讲话中说：“‘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1967年的‘5·16’活动。”
1969年年10月29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说“‘5·16’反革命集团是很凶恶的敌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动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指向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这个反革命集团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是破坏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的。”
第三个高潮：“3·27通知”。经过紧锣密鼓的动员，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称“3·27通知”），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文件一方面提出防止扩大化，另一方面又说“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5·16’”。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5·16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通称“2·8决定”），宣布成立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以杨俊生、黄作珍、于桑等为组员共13人组成中央“5·16·专案联合小组”。这个文件规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为搞好清查‘5·16’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不在此例。”
清查“5·16”运动中，由追查是否参加“5·16”组织到追查“罪行”，各地就确定了很多“事件”，追查“事件”的参与者。这使“5·16”的罪行面不断扩大。1967年8月，“5·16”罪行只有两条：反军和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九大”以后，又加了一条：反对革委会。到1971年这次清查“5·16”的高潮中，“5·16”的罪行几乎包括了文革以来造反派所有的行动。
清查“5·16”运动成了不可收拾的乱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9·13”事件前，批评林彪是“5·16”的一条重要罪状，反对林彪的必定是“5·16”分子。“9·13”事件后，又说林彪是“5·16”的“黑后台”。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生前已经弄清，全国并不存在一个“5·16”组织，但作为全国抓“5·16”“总司令”的周恩来，始终没有表过态，更不用说认错了。
外交部清查“5·16”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是毛泽东直接关注和周恩来自始至终具体掌握的。外交部是全国抓‘5·16’的先行单位和样板单位。
文革之初，在陈毅部长的指示下，以姬鹏飞常务副部长为首的外交部党委，进行“横扫外交部的牛鬼蛇神”运动，部党委将一批大小干部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副部长王炳南、陈家康、部党委委员兼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和一批司局级干部，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斗争。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造反派抄出８个麻袋材料，是部党委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与群众整理的定性材料。
1966年12月20日，外交部的200多人发起成立了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1967年１月18日中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周恩来与陈毅都支持这次夺权行动。对于外交部的夺权方式，周恩来却明确规定：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成立部、司两级业务监督小组。
2月16日陈毅参与了大闹怀仁堂，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外交部造反派一些人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由于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陈毅，而只想让造反派对陈毅“烧一烧”。因此，造反派搞了二个多月的“打倒陈毅”活动，没有实质性进展。陈毅虽然因“二月逆流”挨批，还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得知毛泽东底牌的周恩来，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每次都是旗帜鲜明的保陈毅。结果，想打倒陈毅的造反派，就对周恩来不满，一些人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５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5·16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毛泽东得知出现反周大字报后，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5月份，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上书毛泽东，反映外交部和社会上有一股攻击总理的风气，毛泽东批示说：“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10月18日，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全部大会，宣布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5·16”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周恩来的指示一公布，长期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顷刻瓦解，所属成员纷纷退出。
在1967年５月，外交开始了抓“5·16”的运动。当1968年中央正式部署开展抓5·16运动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以抓“5·16”为运动中心。当陈伯达流露出抓“5·16”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时，周批评说，运动才开始怎么能讲扩大化，这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强调，抓“5·16”主要是看罪行、查证据，不要专门追查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是不是填了加入组织的表格。“姚登山参加“5·16”，难道还要填表吗？”姚登山就被定为外交部头号“5·16”分子，在工人体育场万人大会上批斗，后在秦城监狱关了9年。
为了追查“5·16”分子，周恩来到外交部亲自动员。他找外交部造反联络站一些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待，让他们起带头模范作用。
和中央其它部门一样，清查“5·16”分子很长时间在“五七”干校里进行。由于逼供信，干校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5·16”分子或嫌疑分子。
外交部清查5·16的运动有三个阶段：1967年底至1969年底，为摸底排队时期；1970年至1971年，为全面铺开时期；1972年至文革结束，为“戴帽”扫尾时期。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取得了“辉煌战果”，在1972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5·16反革命分子”20人；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31人；因5·16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80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70多人；因5·16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1408人；共计1700多人。受到惩处的人占外交部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外交部戴“5·16”帽子的20名干部，八十年代都获平反，并分配工作。文革结束后，直到80年代，外交部的5·16冤案才大致洗雪，人员给予平反，恢复待遇，分配工作或离休。1981年，姚登山的“5·16反革命分子”被取消，但还留下“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1980年8月姚恢复行政11级，1985年6月离休，1998年在北京逝世。 （有部分删节，待续）
文革之初，在陈毅部长的指示下，以姬鹏飞常务副部长为首的外交部党委，进行“横扫外交部的牛鬼蛇神”运动，部党委将一批大小干部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副部长王炳南、陈家康、部党委委员兼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和一批司局级干部，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斗争。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造反派抄出８个麻袋材料，是部党委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与群众整理的定性材料。
1966年12月20日，外交部的200多人发起成立了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1967年１月18日中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周恩来与陈毅都支持这次夺权行动。对于外交部的夺权方式，周恩来却明确规定：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成立部、司两级业务监督小组。
2月16日陈毅参与了大闹怀仁堂，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外交部造反派一些人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由于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陈毅，而只想让造反派对陈毅“烧一烧”。因此，造反派搞了二个多月的“打倒陈毅”活动，没有实质性进展。陈毅虽然因“二月逆流”挨批，还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得知毛泽东底牌的周恩来，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每次都是旗帜鲜明的保陈毅。结果，想打倒陈毅的造反派，就对周恩来不满，一些人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５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5·16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毛泽东得知出现反周大字报后，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5月份，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上书毛泽东，反映外交部和社会上有一股攻击总理的风气，毛泽东批示说：“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10月18日，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全部大会，宣布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5·16”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周恩来的指示一公布，长期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顷刻瓦解，所属成员纷纷退出。
在1967年５月，外交开始了抓“5·16”的运动。当1968年中央正式部署开展抓5·16运动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以抓“5·16”为运动中心。当陈伯达流露出抓“5·16”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时，周批评说，运动才开始怎么能讲扩大化，这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强调，抓“5·16”主要是看罪行、查证据，不要专门追查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是不是填了加入组织的表格。“姚登山参加“5·16”，难道还要填表吗？”姚登山就被定为外交部头号“5·16”分子，在工人体育场万人大会上批斗，后在秦城监狱关了9年。
为了追查“5·16”分子，周恩来到外交部亲自动员。他找外交部造反联络站一些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待，让他们起带头模范作用。
和中央其它部门一样，清查“5·16”分子很长时间在“五七”干校里进行。由于逼供信，干校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5·16”分子或嫌疑分子。
外交部清查5·16的运动有三个阶段：1967年底至1969年底，为摸底排队时期；1970年至1971年，为全面铺开时期；1972年至文革结束，为“戴帽”扫尾时期。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取得了“辉煌战果”，在1972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5·16反革命分子”20人；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31人；因5·16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80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70多人；因5·16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1408人；共计1700多人。受到惩处的人占外交部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外交部戴“5·16”帽子的20名干部，八十年代都获平反，并分配工作。文革结束后，直到80年代，外交部的5·16冤案才大致洗雪，人员给予平反，恢复待遇，分配工作或离休。1981年，姚登山的“5·16反革命分子”被取消，但还留下“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1980年8月姚恢复行政11级，1985年6月离休，1998年在北京逝世。 （有部分删节，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