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连载之三十四）
（连载之三十四）
第二十一章
“九大”——从团结到分裂的大会
1969年3月3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毛提出，可在3月15日召开九大，会期十天左右。谈到九大以后的机构设置时，毛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
3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同时把下放在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来，他安抚几位元老说：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二月逆流，政治报告中不讲。我们还是按过去的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人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成敌我矛盾处理。 毛想将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产生一个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然后逐步结束文革。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要“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九大”真的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
3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同时把下放在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来，他安抚几位元老说：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二月逆流，政治报告中不讲。我们还是按过去的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人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成敌我矛盾处理。 毛想将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产生一个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然后逐步结束文革。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要“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九大”真的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
高度集中的秘密会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奉行“民主集中制”，“九大”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出席“九大”的代表不是党员选举产生的，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里还没有恢复党组织，以军人为骨干的“党的核心小组”起决定作用）指定的。
“九大”是一个秘密的大会。事先没有公布开会时间，不邀请外宾，也不准记者采访。
三月下旬，参加“九大”的代表陆续住进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各宾馆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能打开，晚上必须拉上窗帘。那么多人从宾馆进入会场怎样保密呢？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这般，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地由便门进入会场。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3月27日，“九大”代表齐集北京，开始酝酿主席团名单，当然也是秘密进行的。毛指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名。 这样，就突出了毛、林、周三人。
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时出现了一个令人玩味的场面。毛泽东说：“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接着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鼓掌。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九大”再一次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高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毛泽东讲话稿带标点符号不到800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毛的开幕词主要是讲中共的历史，从“一大”讲到“八大”。在其他人在发言中，借讲历史进一步神化毛泽东。周恩来4月4日的讲话中说，只有懂得了党的48年历史，“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四个“才能懂得”归纳起来一句话，才能懂得毛泽东的光荣、正确、伟大。
毛泽东已经76岁，接班人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九大”的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八大”党章曾经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是因为毛向中央建议，在一定的时候，他当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让刘少奇接班。1961年，他对英国客人蒙哥马利说：“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九大”党章取消了设立“名誉主席”的规定，这表明，只要毛泽东不死，林彪就不可能接班。精明过人的林彪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中间就蕴藏着危机。
周恩来的发言除了歌颂毛泽东、赞成林彪的政治报告以外，还大力赞扬林彪。他说：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这里，周恩来用林彪取代了众所周知的朱德。南昌起义时林彪只是一个排长。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在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井冈山会师时，21岁的林彪只是一名连长。红四军建立后，才是一名营长，以后升为28团团长。
中国共产党奉行“民主集中制”，“九大”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出席“九大”的代表不是党员选举产生的，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里还没有恢复党组织，以军人为骨干的“党的核心小组”起决定作用）指定的。
“九大”是一个秘密的大会。事先没有公布开会时间，不邀请外宾，也不准记者采访。
三月下旬，参加“九大”的代表陆续住进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各宾馆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能打开，晚上必须拉上窗帘。那么多人从宾馆进入会场怎样保密呢？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这般，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地由便门进入会场。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3月27日，“九大”代表齐集北京，开始酝酿主席团名单，当然也是秘密进行的。毛指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名。 这样，就突出了毛、林、周三人。
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时出现了一个令人玩味的场面。毛泽东说：“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接着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鼓掌。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九大”再一次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高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毛泽东讲话稿带标点符号不到800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毛的开幕词主要是讲中共的历史，从“一大”讲到“八大”。在其他人在发言中，借讲历史进一步神化毛泽东。周恩来4月4日的讲话中说，只有懂得了党的48年历史，“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四个“才能懂得”归纳起来一句话，才能懂得毛泽东的光荣、正确、伟大。
毛泽东已经76岁，接班人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九大”的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八大”党章曾经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是因为毛向中央建议，在一定的时候，他当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让刘少奇接班。1961年，他对英国客人蒙哥马利说：“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九大”党章取消了设立“名誉主席”的规定，这表明，只要毛泽东不死，林彪就不可能接班。精明过人的林彪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中间就蕴藏着危机。
周恩来的发言除了歌颂毛泽东、赞成林彪的政治报告以外，还大力赞扬林彪。他说：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这里，周恩来用林彪取代了众所周知的朱德。南昌起义时林彪只是一个排长。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在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井冈山会师时，21岁的林彪只是一名连长。红四军建立后，才是一名营长，以后升为28团团长。
政治报告起草中的争论
政治报告是历届党代会的重头戏。但是，在九大，代表们对林彪照稿念而且念得不流畅有点遗憾。他们那里知道，围绕政治报告毛、林之间开展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直到1973年林彪摔死了以后才由周恩来公开。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他说：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周恩来这个讲话说明，“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一个是林、陈稿，一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春桥、姚文元稿）；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毛稿主张“九大”以后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陈稿最终被否定。此时林彪摔死快两年，周恩来把起草政治报告作为林彪的一条罪状。
毛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李作鹏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态度，是重大转折之一。
在九大刚刚闭幕到九届一中全会之前，发生了一件事，这就是“李必达事件”。李必达是黄永胜的秘书。他发现黄、吴、叶、李、邱在“九大”前后经常秘密集结，议论江青。他还在电话中窃听了这些人反对江青的言论。1969年4月26日，他写好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共20多页，一式三份。一份走机要，一份请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转交，一份走地方邮局。李曾当过温的秘书，他知道黄永胜与温玉成有矛盾，所以托温玉成把信转送中央。温玉成看完信，经过一番考虑，没把信交给中央，而交给了叶群。叶群立即告诉了黄、吴、李、邱。4月28日，黄永胜命令他的警卫参谋李学金逮捕了李必达。4月30日，吴法宪派了一架专机，将李必达押送到广州。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对策。李必达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李必达通过邮局寄的那一份，被黄永胜用行政手段截住了。通过机要的那一份送到了中央。事后，黄永胜打电话试探江青的反应。江青对黄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江青也曾给周恩来打电话：“我可能要遭到暗杀。”
李必达这件事会使毛泽东了解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私下里有反对江青的秘密活动；李必达给毛写信，却受到秘密迫害；李必达被关在黄永胜长期管辖的广州军区；秘密迫害李必达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集体行动。这是高层政治斗争的重要动向。毛对这一重大动向深藏于心，毫无表露。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他说：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周恩来这个讲话说明，“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一个是林、陈稿，一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春桥、姚文元稿）；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毛稿主张“九大”以后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陈稿最终被否定。此时林彪摔死快两年，周恩来把起草政治报告作为林彪的一条罪状。
毛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李作鹏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态度，是重大转折之一。
在九大刚刚闭幕到九届一中全会之前，发生了一件事，这就是“李必达事件”。李必达是黄永胜的秘书。他发现黄、吴、叶、李、邱在“九大”前后经常秘密集结，议论江青。他还在电话中窃听了这些人反对江青的言论。1969年4月26日，他写好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共20多页，一式三份。一份走机要，一份请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转交，一份走地方邮局。李曾当过温的秘书，他知道黄永胜与温玉成有矛盾，所以托温玉成把信转送中央。温玉成看完信，经过一番考虑，没把信交给中央，而交给了叶群。叶群立即告诉了黄、吴、李、邱。4月28日，黄永胜命令他的警卫参谋李学金逮捕了李必达。4月30日，吴法宪派了一架专机，将李必达押送到广州。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对策。李必达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李必达通过邮局寄的那一份，被黄永胜用行政手段截住了。通过机要的那一份送到了中央。事后，黄永胜打电话试探江青的反应。江青对黄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江青也曾给周恩来打电话：“我可能要遭到暗杀。”
李必达这件事会使毛泽东了解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私下里有反对江青的秘密活动；李必达给毛写信，却受到秘密迫害；李必达被关在黄永胜长期管辖的广州军区；秘密迫害李必达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集体行动。这是高层政治斗争的重要动向。毛对这一重大动向深藏于心，毫无表露。
微妙的“中央政治”
九届一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三人小组，委托这个小组为九届一中全会提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三人小组除了毛、林的电话以外，其他电话一概不接，不与外界联系。
黄永胜事后对吴、叶、李、邱说：“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曾经定了7个人的名单：毛、林、周、陈、康、黄，还有江青或张春桥。但是我推掉了。”黄不愿当常委的理由是：“如果我当了常委，江青肯定也要当常委。我不能给他这个机会。”江青曾放言：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
三人小组第一次上报的政治局委中名单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23人。
黄永胜说：“我开始不摸底，表示江青文革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大局，为了主席。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周总理对我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没有说。”
4月26日下午，毛看到了上报名单。他在江青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名字下了一个杠。后来毛说，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大叉，但没有加上江青。邱会作认为，“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是什么态度。”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恩来说：“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
在新的名单，毛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了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和上次一样，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林彪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参加会议，一向由叶群出面。作为林办主任，叶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林彪，电话由叶群接，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提出“更好”的意见林彪也会接受。江青不仅是毛的夫人，也是文革的功臣。这两个人的丈夫又故作姿态。所以，周恩来为这两个人进政治局大伤脑筋。
26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工作，主要是讨论江青、叶群两个人的问题。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青、叶群两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日上午10时，三人小组到了毛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人名单。”毛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三人小组到林彪家里，周对林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问题，从现实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说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希望林副主席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也提出了请求。林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黄、吴、李、邱都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几次向他们讲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关于“中央政治”的范围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周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等到“9·13”自己被打倒以后，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邱会作后来对“中央政治”的理解是：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而是和主席联在一起的；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实际上，毛是想让江青进政治局的，他划掉江青，加上叶群就是为江青进政治局作铺垫：江青的资历和政治影响力都在叶群之上，叶群进了政治局，江青怎能不进政治局？
黄永胜事后对吴、叶、李、邱说：“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曾经定了7个人的名单：毛、林、周、陈、康、黄，还有江青或张春桥。但是我推掉了。”黄不愿当常委的理由是：“如果我当了常委，江青肯定也要当常委。我不能给他这个机会。”江青曾放言：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
三人小组第一次上报的政治局委中名单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23人。
黄永胜说：“我开始不摸底，表示江青文革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大局，为了主席。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周总理对我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没有说。”
4月26日下午，毛看到了上报名单。他在江青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名字下了一个杠。后来毛说，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大叉，但没有加上江青。邱会作认为，“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是什么态度。”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恩来说：“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
在新的名单，毛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了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和上次一样，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林彪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参加会议，一向由叶群出面。作为林办主任，叶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林彪，电话由叶群接，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提出“更好”的意见林彪也会接受。江青不仅是毛的夫人，也是文革的功臣。这两个人的丈夫又故作姿态。所以，周恩来为这两个人进政治局大伤脑筋。
26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工作，主要是讨论江青、叶群两个人的问题。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青、叶群两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日上午10时，三人小组到了毛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人名单。”毛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三人小组到林彪家里，周对林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问题，从现实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说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希望林副主席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也提出了请求。林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黄、吴、李、邱都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几次向他们讲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关于“中央政治”的范围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周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等到“9·13”自己被打倒以后，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邱会作后来对“中央政治”的理解是：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而是和主席联在一起的；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实际上，毛是想让江青进政治局的，他划掉江青，加上叶群就是为江青进政治局作铺垫：江青的资历和政治影响力都在叶群之上，叶群进了政治局，江青怎能不进政治局？
“九大”以后林彪、江青的关系
江青和林彪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一方面，江青是毛的夫人，林彪不得不尊重她，另一方面，江青这个人有时做事不得体，令人讨厌。特别是，江青秉承毛意，支持军队内的造反派，林彪要稳定军队，在观点上就有冲突。因此，从军队支左开始，文革派和军队就有矛盾。
吴法宪回忆，1967年２月中旬，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在京西宾馆开一个小型会议。会上陈伯达批评肖华，把很多问题引到军委头上。陈伯达说：“肖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政治工作引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了。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清规戒律多，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把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进这个三座门。”陈伯达这番话使在座的军队干部愤愤不平。就在这几天，肖华的家被北京军区文工团和一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抄了，抢走了一部分文件。第二天上午，叶剑英向林彪汇报了这些情况。林彪听了勃然大怒，让秘书打电话把江青叫来。说：“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除我的一切职务。”林彪说话时，江青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要和江青一起找毛泽东。叶群在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还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着林彪的腿，不让他向外面走。江青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呢？”
在林彪骂江青的第二天晚，林彪通知叶剑英、徐向前，让他们两人主持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即“抓肖华，抄肖华的家，抢档案是不对的。让肖华写个检讨过关。”并通知肖华本人参加会议。结果，中央文革只有关锋一人参加会议，说：“陈伯达昨晚讲话之前是因为喝了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江青在中央文革会上批评了他。”关锋说完，引起军人们更强烈的批评。
九届一中全会以后，4月30日，江青通知中央碰头会照常开。江青到会最早，她坐在周恩来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她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一个问题，现在有人在搞阴谋，一切事情都不告诉我，连电话都不打一个，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们以为文化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里，有种的，我们来较量一下吧！”江青放了这段狂言后就走了。
邱会作认为，江青说的搞阴谋就是周、康、黄三人小组提名单时没有跟她通过气，实际是她知道了李必达的告密信。
5月4日，在人大会堂召开中央政局全体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林的指示：“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毛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 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取代了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
邱会作认为，在“九大”，林彪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彪胜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种胜利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九大”以后的斗争更激烈了。
“九大”以后，黄永胜几乎没有一天不议论江青这些人的事。 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关于林、江关系，他们四个人无话不说。黄永胜对李作鹏、邱会作说：“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出了什么事，我们一个也跑不了的。你们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 黄、吴、李、邱说江青有宗派，其实他们自己也结成了宗派。
“九大”后，江青虽然成了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具体的分管部门。江青先到毛泽东那里要求分配工作，毛没有理睬她。江青又去找林彪，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挡了五、六次驾。最后实在不好再挡了，就让江与林彪谈了一次话。江青说：“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工作。”江青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者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说：“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多余的人！”林彪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完就闭目养神，不再开口。
1970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谢富治、姚文元在她的住处钓鱼台11号楼开会，李德生也参加了。江青一气讲了３个小时，讲她的革命经历，以及在延安和毛结婚的前前后后，然后就逐一评论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三位常委。说周恩来有行政能力，勤勤恳恳，但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看得不准，决心不大，只能在中央做些具体工作。说康生“有理论水平，同修正主义斗争很坚决，是有功的，但他的实际工作经验很少。”说伯达“是书呆子，不会办事，没有主张，经常讲错话我们都给他擦屁股。整个中央文革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
听到江青这些不得体的话，黄永胜离开了会场，吴、李、邱也跟着走了。他们认为江青讲这些话很不正常，就到林彪家向林说了这件事。林让黄永胜、吴法宪两人到毛主席那里去，据实向毛主席报告，并让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毛处联系。
他们两人向毛汇报后，毛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吴法宪回忆说：“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毛泽东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汪东兴和军委办事组关系密切，军委办事组的人讨厌江青，又不知道她和毛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就经常向汪东兴摸底。汪也讨厌江青，自己又不敢反，就鼓动军委办事组的人反，所以尽说毛对江不好的一面。后来黄、吴、李、邱发现，他们上了汪东兴的当，毛是很看重江青的。
吴法宪回忆，1967年２月中旬，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在京西宾馆开一个小型会议。会上陈伯达批评肖华，把很多问题引到军委头上。陈伯达说：“肖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政治工作引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了。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清规戒律多，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把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进这个三座门。”陈伯达这番话使在座的军队干部愤愤不平。就在这几天，肖华的家被北京军区文工团和一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抄了，抢走了一部分文件。第二天上午，叶剑英向林彪汇报了这些情况。林彪听了勃然大怒，让秘书打电话把江青叫来。说：“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除我的一切职务。”林彪说话时，江青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要和江青一起找毛泽东。叶群在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还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着林彪的腿，不让他向外面走。江青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呢？”
在林彪骂江青的第二天晚，林彪通知叶剑英、徐向前，让他们两人主持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即“抓肖华，抄肖华的家，抢档案是不对的。让肖华写个检讨过关。”并通知肖华本人参加会议。结果，中央文革只有关锋一人参加会议，说：“陈伯达昨晚讲话之前是因为喝了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江青在中央文革会上批评了他。”关锋说完，引起军人们更强烈的批评。
九届一中全会以后，4月30日，江青通知中央碰头会照常开。江青到会最早，她坐在周恩来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她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一个问题，现在有人在搞阴谋，一切事情都不告诉我，连电话都不打一个，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们以为文化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里，有种的，我们来较量一下吧！”江青放了这段狂言后就走了。
邱会作认为，江青说的搞阴谋就是周、康、黄三人小组提名单时没有跟她通过气，实际是她知道了李必达的告密信。
5月4日，在人大会堂召开中央政局全体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林的指示：“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毛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 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取代了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
邱会作认为，在“九大”，林彪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彪胜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种胜利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九大”以后的斗争更激烈了。
“九大”以后，黄永胜几乎没有一天不议论江青这些人的事。 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关于林、江关系，他们四个人无话不说。黄永胜对李作鹏、邱会作说：“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出了什么事，我们一个也跑不了的。你们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 黄、吴、李、邱说江青有宗派，其实他们自己也结成了宗派。
“九大”后，江青虽然成了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具体的分管部门。江青先到毛泽东那里要求分配工作，毛没有理睬她。江青又去找林彪，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挡了五、六次驾。最后实在不好再挡了，就让江与林彪谈了一次话。江青说：“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工作。”江青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者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说：“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多余的人！”林彪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完就闭目养神，不再开口。
1970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谢富治、姚文元在她的住处钓鱼台11号楼开会，李德生也参加了。江青一气讲了３个小时，讲她的革命经历，以及在延安和毛结婚的前前后后，然后就逐一评论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三位常委。说周恩来有行政能力，勤勤恳恳，但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看得不准，决心不大，只能在中央做些具体工作。说康生“有理论水平，同修正主义斗争很坚决，是有功的，但他的实际工作经验很少。”说伯达“是书呆子，不会办事，没有主张，经常讲错话我们都给他擦屁股。整个中央文革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
听到江青这些不得体的话，黄永胜离开了会场，吴、李、邱也跟着走了。他们认为江青讲这些话很不正常，就到林彪家向林说了这件事。林让黄永胜、吴法宪两人到毛主席那里去，据实向毛主席报告，并让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毛处联系。
他们两人向毛汇报后，毛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吴法宪回忆说：“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毛泽东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汪东兴和军委办事组关系密切，军委办事组的人讨厌江青，又不知道她和毛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就经常向汪东兴摸底。汪也讨厌江青，自己又不敢反，就鼓动军委办事组的人反，所以尽说毛对江不好的一面。后来黄、吴、李、邱发现，他们上了汪东兴的当，毛是很看重江青的。
毛泽东对“军事官僚专政”的忧虑
“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是军人的胜利，是林彪的胜利。截至1970年，军方的集权统治已达到如下程度：江苏全省14个专区的党政一把手全部是军队干部；而在全省68个县里，有61个县的党政一把手也都是军队干部。 当时的中国，颇有“军天下”之趋势。
毛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虽然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不排除他内心深处的忧虑。
九大以后，不仅林彪集团（黄、吴、李、邱等）和江青集团（原中央文革及其支持者）的裂痕加深，毛对林的猜疑也逐渐加深。林彪一直韬光养晦，千方百计地避免毛对他的猜疑。但百密总有一疏，有一件事加深了毛对他的猜疑，这就是“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1969年，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一年，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8月13日，在新疆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为缓和两国紧张局势，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从越南回国路经北京的苏联政府领导人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可是，柯西金回国后，苏共的主要政治人物却没有出面迎接，柯西金遭到冷遇。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确认周、柯达成的谅解，被苏联拒绝。当时中国领导人确信，苏联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10月5日，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而这时，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根据“布拉格事件” 的教训，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由于要准备打仗。1969年国庆节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969年10月17日，刚刚“疏散”到苏州才两天的林彪，向黄永胜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让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记一记，向部队传达。阎仲川让作战值班室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为应对苏联袭击，成立了前线指挥部，这是开设前线指挥部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所以就标“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这个号令18日用电话向下传达，共6条：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 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让秘书加了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主席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根据“第一个号令”，当时95个师、大约94万士兵、4100架飞机和大批坦克火炮、600艘舰艇都进行了疏散隐蔽。从“第一个号令”产生的情况来看，这是林彪应该做的事，但“第一个号令”影响之大引起了毛的猜忌，毛害怕“大权旁落”。19日，在武昌的毛泽东看到汪东兴给他“急传阅件”的“电话记录”，一脸不高兴地说：“烧掉！”汪东兴以为是让他烧掉，毛自己划根火柴给烧了。为了留下传阅件的编号，汪东兴把信封留下了。
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明确指出这“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多年有一个传说，由于林彪的“一号命令”，1969年党政军元老被疏散到京外。有的在外地安排不好，造成了严重后果，刘少奇死在开封。事情的真相是，1969年10月17日，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前形势估计作出决定：在京老同志于10月20日或稍后战备疏散到外地。周恩来按毛的要求，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董必武、朱德、叶剑英到广东；陈云、邓小平、王震到江西，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去开封。 刘少奇送到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周恩来说“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专机或专列。”毛泽东14日去了武汉，林彪16日去了苏州。党政军元老疏散外地是战备的需要，不是政治迫害，与林彪“一号命令”没有关系。
毛泽东搞文革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实践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但在具体实施上却是走一步，看一步。说是“伟大战略部署”，实际上还是问题导向，相机而动。毛泽东哪里会想到，毛借助林彪除掉刘少奇以后，发现林彪是一个比刘少奇更难对付的对手。这完全打乱了毛召开“九大”来巩固文革形成的格局、逐渐恢复稳定的战略部署。“九大”闭幕之日，就是毛、林分道扬镳开始之时。毛泽东建立新秩序设想成为泡影。
全国各地敲锣打鼓地欢庆“九大”胜利召开之日，正是毛、林矛盾正在加速发酵之时。15个月以后，在1970年秋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毛、林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
毛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虽然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不排除他内心深处的忧虑。
九大以后，不仅林彪集团（黄、吴、李、邱等）和江青集团（原中央文革及其支持者）的裂痕加深，毛对林的猜疑也逐渐加深。林彪一直韬光养晦，千方百计地避免毛对他的猜疑。但百密总有一疏，有一件事加深了毛对他的猜疑，这就是“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1969年，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一年，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8月13日，在新疆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为缓和两国紧张局势，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从越南回国路经北京的苏联政府领导人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可是，柯西金回国后，苏共的主要政治人物却没有出面迎接，柯西金遭到冷遇。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确认周、柯达成的谅解，被苏联拒绝。当时中国领导人确信，苏联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10月5日，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而这时，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根据“布拉格事件” 的教训，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由于要准备打仗。1969年国庆节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969年10月17日，刚刚“疏散”到苏州才两天的林彪，向黄永胜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让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记一记，向部队传达。阎仲川让作战值班室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为应对苏联袭击，成立了前线指挥部，这是开设前线指挥部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所以就标“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这个号令18日用电话向下传达，共6条：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 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让秘书加了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主席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根据“第一个号令”，当时95个师、大约94万士兵、4100架飞机和大批坦克火炮、600艘舰艇都进行了疏散隐蔽。从“第一个号令”产生的情况来看，这是林彪应该做的事，但“第一个号令”影响之大引起了毛的猜忌，毛害怕“大权旁落”。19日，在武昌的毛泽东看到汪东兴给他“急传阅件”的“电话记录”，一脸不高兴地说：“烧掉！”汪东兴以为是让他烧掉，毛自己划根火柴给烧了。为了留下传阅件的编号，汪东兴把信封留下了。
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明确指出这“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多年有一个传说，由于林彪的“一号命令”，1969年党政军元老被疏散到京外。有的在外地安排不好，造成了严重后果，刘少奇死在开封。事情的真相是，1969年10月17日，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前形势估计作出决定：在京老同志于10月20日或稍后战备疏散到外地。周恩来按毛的要求，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董必武、朱德、叶剑英到广东；陈云、邓小平、王震到江西，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去开封。 刘少奇送到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周恩来说“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专机或专列。”毛泽东14日去了武汉，林彪16日去了苏州。党政军元老疏散外地是战备的需要，不是政治迫害，与林彪“一号命令”没有关系。
毛泽东搞文革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实践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但在具体实施上却是走一步，看一步。说是“伟大战略部署”，实际上还是问题导向，相机而动。毛泽东哪里会想到，毛借助林彪除掉刘少奇以后，发现林彪是一个比刘少奇更难对付的对手。这完全打乱了毛召开“九大”来巩固文革形成的格局、逐渐恢复稳定的战略部署。“九大”闭幕之日，就是毛、林分道扬镳开始之时。毛泽东建立新秩序设想成为泡影。
全国各地敲锣打鼓地欢庆“九大”胜利召开之日，正是毛、林矛盾正在加速发酵之时。15个月以后，在1970年秋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毛、林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
第二十二章
雾锁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庐山，坐落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境内，耸立于长江中游的鄱阳湖畔，风景秀丽，夏天凉爽宜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庐山出现了英、俄、美、法等18个国家不同风格的别墅近千幢，20世纪30年代，庐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与鸡公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一到夏天，名人政要多憩息于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庐山是一个多事之地。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加剧了正在发生的大饥荒；1970年的庐山会议，又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然而，这场斗争的真实情况，一直被蒙在庐山的迷雾之中。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察觉到高层涌动的暗流，在22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警告：“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在新的一场斗争中，一方是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 ，还有陈伯达，他们都是“九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们的后台是林彪，通称林彪集团；另一方是原中央文革成员，即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他们也都是“九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们的后台是毛泽东。这两派的斗争，也称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和三座门（中央军委办事组办公地）的斗争。陈伯达本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在中央文革里是一个受江青等欺负的角色，叶群出于政治目的，在陈伯达被钓鱼台冷落时，给以关照。陈伯达发现林彪集团有反江青的倾向时，逐渐向林彪靠拢，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希望在林彪接班之后还有自己的位置。林彪集团的几位骨干，在战争年代是一个山头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他们支持军队内的保守派，打击军队内的造反派，从而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黄永胜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以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在没有议会上争论和传媒开放的专制制度下，最容易出现朋党之争。没有桌面上的公开辩论，必定有背后的秘密斗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共，“反党集团”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其原因盖出于此。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察觉到高层涌动的暗流，在22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警告：“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在新的一场斗争中，一方是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 ，还有陈伯达，他们都是“九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们的后台是林彪，通称林彪集团；另一方是原中央文革成员，即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他们也都是“九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们的后台是毛泽东。这两派的斗争，也称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和三座门（中央军委办事组办公地）的斗争。陈伯达本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在中央文革里是一个受江青等欺负的角色，叶群出于政治目的，在陈伯达被钓鱼台冷落时，给以关照。陈伯达发现林彪集团有反江青的倾向时，逐渐向林彪靠拢，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希望在林彪接班之后还有自己的位置。林彪集团的几位骨干，在战争年代是一个山头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他们支持军队内的保守派，打击军队内的造反派，从而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黄永胜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以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在没有议会上争论和传媒开放的专制制度下，最容易出现朋党之争。没有桌面上的公开辩论，必定有背后的秘密斗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共，“反党集团”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其原因盖出于此。
上山前的第一轮博弈：要不要设国家主席
九届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四届人大作准备。时至1970年，中学红卫兵到农村插队，大学生红卫兵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群众组织已经解散，毛放出的“孙悟空”们已压在“五指山”下，“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结束。各省都成立了革委会，地方党组织正在重建，现在该是重建政府机构的时候了。
重建政府机构面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由董必武代理这个礼仪性职务好几年了。董必武已84岁，再也不能由他代理下去了。谁当国家主席？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如果不是党的主席或副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则是没有权力的空衔。毛一向厌烦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也不愿意承担行政事务。他已经大权在握，没有必要在自己身上再增添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当时，除了他以外，只有一个人选，这就是林彪。但是，毛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三支两军”以来，军队进入了各级政权机构，林彪势力空前强大，毛担心军队失控。“九大”上他和林彪已经出现裂痕，他对林彪的信任程度大减。
站在林彪的立场来看，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是名正言顺的。从林彪的身体状况和性格而言，他不一定在乎国家主席这个职务。但是，湖北蛮子的犟劲，毛越是不让他当，他越是要较劲。因为他知道，让不让他当国家主席，是测量毛对他信任度的试金石。他在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和毛较劲，逼出毛对他的真实态度。由此，就国家主席的事，毛、林之间进行了六次拉锯式的博弈：
…………
毛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是要通过这件事试探林有没有野心；林坚持设国家主席，也要通过这件事试探毛对他的态度：让他当接班人是真还是假。于是，国家主席就成了一个焦点。当然，这个焦点是外表，其核心还是毛对他的接班人已经不信任了。如果在民主制度下，换接班人不会引起激烈的冲突，但在专制制度下，换接班人，对林彪就是灾难，刘少奇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毛、林这个斗争焦点就要在庐山会议上反映出来。毛后来说“设国家主席”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纲领”。从接班人这个斗争焦点来说，毛的这个说法的确点中了要害。
重建政府机构面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由董必武代理这个礼仪性职务好几年了。董必武已84岁，再也不能由他代理下去了。谁当国家主席？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如果不是党的主席或副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则是没有权力的空衔。毛一向厌烦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也不愿意承担行政事务。他已经大权在握，没有必要在自己身上再增添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当时，除了他以外，只有一个人选，这就是林彪。但是，毛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三支两军”以来，军队进入了各级政权机构，林彪势力空前强大，毛担心军队失控。“九大”上他和林彪已经出现裂痕，他对林彪的信任程度大减。
站在林彪的立场来看，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是名正言顺的。从林彪的身体状况和性格而言，他不一定在乎国家主席这个职务。但是，湖北蛮子的犟劲，毛越是不让他当，他越是要较劲。因为他知道，让不让他当国家主席，是测量毛对他信任度的试金石。他在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和毛较劲，逼出毛对他的真实态度。由此，就国家主席的事，毛、林之间进行了六次拉锯式的博弈：
…………
毛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是要通过这件事试探林有没有野心；林坚持设国家主席，也要通过这件事试探毛对他的态度：让他当接班人是真还是假。于是，国家主席就成了一个焦点。当然，这个焦点是外表，其核心还是毛对他的接班人已经不信任了。如果在民主制度下，换接班人不会引起激烈的冲突，但在专制制度下，换接班人，对林彪就是灾难，刘少奇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毛、林这个斗争焦点就要在庐山会议上反映出来。毛后来说“设国家主席”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纲领”。从接班人这个斗争焦点来说，毛的这个说法的确点中了要害。
上山前的第二轮博弈：关于“政治武器”
在新的一场政治斗争中，林彪集团祭起“崇毛”的政治武器，企图先声夺人。
“崇毛”的政治武器是经过多年炼成的。神化毛泽东，从延安整风时就开始了，中共“七大”时就成了定规。经过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陶铸、柯庆施等党内高层人物的大力吹捧，经过20多年各种舆论工具的大力营造，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气氛：对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判别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
毛泽东早期需要个人崇拜，也要利用林彪整刘少奇，就接受了林彪的一系列崇毛的作为。以毛之精明，他不会陶醉于十亿人对他神一样的崇拜，只是利用别人对他的崇拜实现他的政治目标而已。一旦发现林彪在政治上和自己不一致，而崇毛不是出自林的真心，毛就感到讨嫌。毛察觉到林彪集团已将“崇毛”作为政治武器来使用，他就不声不响地拿掉了林彪集团这个政治武器。文革派的人早已心领神会，审慎地紧跟。而军人们对他们手中的政治武器失效还浑然不觉。为了保卫他们得心应手的政治武器，他们和文革派抗争。
林彪是一个精明并且工于心计的人。旁人看来，他一直是紧跟毛泽东。但是，紧跟只是在公开场合下的政治表演。每次登天安门城楼，林彪总要比毛早到一两分种，在电梯前迎候毛。这是叶群精心安排的。叶群对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说：“上天安门城楼，首长不能抢在主席前半步，但到达城楼下的时间，首长不能比主席晚半分钟。这是最大的政治，你懂吗？”大家都知道林彪“语录不离手”，其实，林彪每一次参加群众集会，都是由李文普拿着语录本，到了现场李文普才把语录本交给林彪。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拿起语录挥动。口号声一停，语录本又回到李文普手里。
在表面上看，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说毛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的真实想法却相反，他私下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毛“最大的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否占有多数”毛搞“小帮帮”“他先为你揑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揑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套。”基于对毛看穿，林这自己定的对策是：“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最迅速地响应他的每一个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地等待着别人的态度。”“不提不同的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政治品质。
极权政治制度是两面派、阴谋家的肥沃土壤。在这种制度下“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语）。林彪将两面派做到了极致。他这样做毛泽东不可能一点没有察觉，在他需要的时候，容忍并接受了这些虚伪的吹捧，时间长了也会反感的。所以，毛泽东一方面自己主动地“反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对军队的指挥权保持高度的警惕：
一，删掉“三个副词”。“三个副词”即“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斯列宁主义”。“三个副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新《党章》中都悄悄消失了，但林彪集团成员浑然不觉。
二， 1970年7月2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社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沿用了好几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句话中加了四个字，改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加上了“毛主席和”这四个字，就不是林副主席一个人直接指挥了。陈伯达与张春桥发生争执。他们专门作了调查，才发现上一年的“十一”社论中已经增加了这四个字！毛在一年以后的南巡讲话中就明确地点出来了：“难道缔造就不能指挥吗？”
三，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毛对斯诺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斯诺问：“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毛答：“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崇毛”的政治武器是经过多年炼成的。神化毛泽东，从延安整风时就开始了，中共“七大”时就成了定规。经过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陶铸、柯庆施等党内高层人物的大力吹捧，经过20多年各种舆论工具的大力营造，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气氛：对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判别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
毛泽东早期需要个人崇拜，也要利用林彪整刘少奇，就接受了林彪的一系列崇毛的作为。以毛之精明，他不会陶醉于十亿人对他神一样的崇拜，只是利用别人对他的崇拜实现他的政治目标而已。一旦发现林彪在政治上和自己不一致，而崇毛不是出自林的真心，毛就感到讨嫌。毛察觉到林彪集团已将“崇毛”作为政治武器来使用，他就不声不响地拿掉了林彪集团这个政治武器。文革派的人早已心领神会，审慎地紧跟。而军人们对他们手中的政治武器失效还浑然不觉。为了保卫他们得心应手的政治武器，他们和文革派抗争。
林彪是一个精明并且工于心计的人。旁人看来，他一直是紧跟毛泽东。但是，紧跟只是在公开场合下的政治表演。每次登天安门城楼，林彪总要比毛早到一两分种，在电梯前迎候毛。这是叶群精心安排的。叶群对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说：“上天安门城楼，首长不能抢在主席前半步，但到达城楼下的时间，首长不能比主席晚半分钟。这是最大的政治，你懂吗？”大家都知道林彪“语录不离手”，其实，林彪每一次参加群众集会，都是由李文普拿着语录本，到了现场李文普才把语录本交给林彪。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拿起语录挥动。口号声一停，语录本又回到李文普手里。
在表面上看，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说毛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的真实想法却相反，他私下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毛“最大的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否占有多数”毛搞“小帮帮”“他先为你揑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揑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套。”基于对毛看穿，林这自己定的对策是：“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最迅速地响应他的每一个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地等待着别人的态度。”“不提不同的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政治品质。
极权政治制度是两面派、阴谋家的肥沃土壤。在这种制度下“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语）。林彪将两面派做到了极致。他这样做毛泽东不可能一点没有察觉，在他需要的时候，容忍并接受了这些虚伪的吹捧，时间长了也会反感的。所以，毛泽东一方面自己主动地“反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对军队的指挥权保持高度的警惕：
一，删掉“三个副词”。“三个副词”即“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斯列宁主义”。“三个副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新《党章》中都悄悄消失了，但林彪集团成员浑然不觉。
二， 1970年7月2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社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沿用了好几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句话中加了四个字，改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加上了“毛主席和”这四个字，就不是林副主席一个人直接指挥了。陈伯达与张春桥发生争执。他们专门作了调查，才发现上一年的“十一”社论中已经增加了这四个字！毛在一年以后的南巡讲话中就明确地点出来了：“难道缔造就不能指挥吗？”
三，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毛对斯诺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斯诺问：“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毛答：“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上山前的第三轮博弈：谁是林彪的接班人
1970年4月25日，毛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亲自看望林彪，确实少见，必有要事。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林彪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毛谈周的接班人是绕弯子，接着进入实质，毛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林彪开始没有回答，过一会儿，林彪借谈反修防修的问题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他说的小资产阶级，暗指张春桥。文革前夕，毛对刘少奇不满意，曾考虑让林彪或邓小平接班。所以，林彪对邓小平欲除之而后快。现在冒出来一个张春桥，林彪怎能容忍？显然，毛泽东不是想用张春桥替代林彪，而是隔代指定，让张春桥当林彪的接班人。林彪身体不好，一旦确定了张春桥是林彪的接班人，随时可以替代。然而，无论从思想上和经历上，林彪和张春桥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林彪对他自己的接班人另有考虑。
在东方专制国家，最高专制者让自己的儿子接班是常事。九大之后，林彪将林立果隆重推出，暴露了他让儿子接班的意图。这不仅否定了毛泽东隔代指定张春桥接林的打算，更是剌中了毛泽东心灵深处的隐痛。
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3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1967年，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把林立果排在空军司令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对林立果大力栽培。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对林立果说：“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
吴法宪等人吹捧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彪对这些吹捧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资料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
在东方专制国家，最高专制者让自己的儿子接班是常事。九大之后，林彪将林立果隆重推出，暴露了他让儿子接班的意图。这不仅否定了毛泽东隔代指定张春桥接林的打算，更是剌中了毛泽东心灵深处的隐痛。
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3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1967年，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把林立果排在空军司令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对林立果大力栽培。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对林立果说：“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
吴法宪等人吹捧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彪对这些吹捧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资料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
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
1970年8月18日下午1点，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火车到达九江。
8月22日下午，在毛的住处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除毛外，其它四名常委都提出，希望毛担任党的主席兼国家主席。毛听了很不满意，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毛还严厉地说：“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
８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康生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后，毛泽东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林彪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林彪还讲到天才问题。“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延安召开“七大”时提出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的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就会引起混乱。”林彪不知道毛早就删了这“三个副词”，他是批评否定“三个副词”的张春桥。与会者多数人听不明白。散会后，不仅军委办事组的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很多人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
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告诉邱会作，８月22日晚，陈伯达对林彪说：“九大以后，无休止地运动，不但没的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陈伯达非常希望林彪讲讲话。林彪被陈伯达说动了。23日开会前的常委碰头会上，毛曾问林讲不讲话，林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向毛介绍了在宪法修改小组上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毛说：“这个要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林彪还对毛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说：“这不是张春桥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官史也承认，会前林和毛及常委谈过，这印证了叶群的说法，但毛林交谈，不是“一刻”，而是“时间不短”，当事人陈伯达回忆说：“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
但是，毛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为林彪的讲话鼓掌，只有主席没鼓掌，表情闷闷不乐，宣布散会。主席没有像往常一样与各位握手，就从侧门出来，乘车回到住处。”毛的服务员张玉凤说：“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
8月22日下午，在毛的住处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除毛外，其它四名常委都提出，希望毛担任党的主席兼国家主席。毛听了很不满意，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毛还严厉地说：“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
８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康生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后，毛泽东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林彪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林彪还讲到天才问题。“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延安召开“七大”时提出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的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就会引起混乱。”林彪不知道毛早就删了这“三个副词”，他是批评否定“三个副词”的张春桥。与会者多数人听不明白。散会后，不仅军委办事组的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很多人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
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告诉邱会作，８月22日晚，陈伯达对林彪说：“九大以后，无休止地运动，不但没的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陈伯达非常希望林彪讲讲话。林彪被陈伯达说动了。23日开会前的常委碰头会上，毛曾问林讲不讲话，林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向毛介绍了在宪法修改小组上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毛说：“这个要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林彪还对毛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说：“这不是张春桥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官史也承认，会前林和毛及常委谈过，这印证了叶群的说法，但毛林交谈，不是“一刻”，而是“时间不短”，当事人陈伯达回忆说：“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
但是，毛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为林彪的讲话鼓掌，只有主席没鼓掌，表情闷闷不乐，宣布散会。主席没有像往常一样与各位握手，就从侧门出来，乘车回到住处。”毛的服务员张玉凤说：“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林彪讲话不点名批评了张春桥以后，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人很兴奋。24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讲话录音以后开始分组讨论。与会中委不知道林彪的讲话指谁，更不知道毛、林有分歧，只知道吹捧毛不会错，拥护副统帅林彪的讲话不会错。多数人随大流，说林彪的讲话好，跟着喊让毛当国家主席，说毛是天才。
陈伯达在华北组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大力赞扬林彪的讲话，接着大讲天才。
汪东兴在华北组发言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既吹捧毛，又吹棒林。
华北组由于有汪东兴和陈伯达的高调发言，气氛最热烈，态度最激烈。陈毅说：“现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我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第二天上午发到各组。这份简报主要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肯定了林彪的讲话。林彪听秘书念了六号简报以后说：“听了这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了实质问题。”六号简报在各组引起了强烈反应，各组都要求揪出反毛主席的坏人。
六号简报发到各组以后，有些人知道，简报里说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那个人就是张春桥。全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的目标都集中到揪出反毛主席的“坏人”。人们对揪张春桥这么大劲头，表面上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实际上是对文革中自己被揪斗的不满。毛是不能反的，江青是不能反的，对文革的怨气只能撒在张春桥身上了。
8月25日下午两点，在华东组，许世友宣布大组讨论开始。很多人手里都拿着六号简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第一个发言，他说：“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说毛主席是天才，都愤怒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阴谋家，痛批“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有的发言者直接引用六号简报中的话。一位中央委员慷慨激昂地发言说“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这时坐在张春桥旁边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打断了这位中央委员的发言，站起来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张春桥脸色非常难看，眼光躲开陈励耘，盯在地毯上，猛吸香烟。会场火药味越来越浓。
邱会作回忆说：从24日那天下午开始，庐山的战火确实烧得很旺盛。这实际是对中央文革进行讨伐！
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这场斗争看得很重，他的看法通过周恩来、姚文元、毛远新透露出来。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上，毛远新说“庐山会议是一次未遂政变。”
陈伯达在华北组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大力赞扬林彪的讲话，接着大讲天才。
汪东兴在华北组发言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既吹捧毛，又吹棒林。
华北组由于有汪东兴和陈伯达的高调发言，气氛最热烈，态度最激烈。陈毅说：“现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我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第二天上午发到各组。这份简报主要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肯定了林彪的讲话。林彪听秘书念了六号简报以后说：“听了这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了实质问题。”六号简报在各组引起了强烈反应，各组都要求揪出反毛主席的坏人。
六号简报发到各组以后，有些人知道，简报里说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那个人就是张春桥。全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的目标都集中到揪出反毛主席的“坏人”。人们对揪张春桥这么大劲头，表面上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实际上是对文革中自己被揪斗的不满。毛是不能反的，江青是不能反的，对文革的怨气只能撒在张春桥身上了。
8月25日下午两点，在华东组，许世友宣布大组讨论开始。很多人手里都拿着六号简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第一个发言，他说：“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说毛主席是天才，都愤怒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阴谋家，痛批“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有的发言者直接引用六号简报中的话。一位中央委员慷慨激昂地发言说“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这时坐在张春桥旁边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打断了这位中央委员的发言，站起来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张春桥脸色非常难看，眼光躲开陈励耘，盯在地毯上，猛吸香烟。会场火药味越来越浓。
邱会作回忆说：从24日那天下午开始，庐山的战火确实烧得很旺盛。这实际是对中央文革进行讨伐！
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这场斗争看得很重，他的看法通过周恩来、姚文元、毛远新透露出来。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上，毛远新说“庐山会议是一次未遂政变。”
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
“军事官僚”们在庐山会议上声势浩大地要揪出文革要员张春桥，毛泽东能容忍吗？
８月25日早上，张春桥到江青住处谈了半小时。张春桥走后江青就让秘书杨银禄找来六号简报。先是说到总理那里去，却直接到了毛泽东住处。江青从毛那里回来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她没有进楼，就到总理那里去了。江青从总理处回来以后，还是那副高兴的样子。
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一书记载了26日晚在江青住所，江和张春桥向王洪文和徐景贤谈向毛告状的情况……
8月25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各组一个召集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大发雷霆，他重复了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坚决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还说：“你们要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你们闹完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提出：停止讨论林彪报告；收回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26日宣布休会。
8月26日下午和27日上午，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康生、汪东兴到他那里开会，周说：“按主席要求，把有些情况搞清楚。”
8月27日，周恩来、康生到林彪处，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林彪说：“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造过谣。8月14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8月28日，周恩来让吴法宪作检讨，替“副统帅”担责任，保护“副统帅”。晚饭后，吴法宪向林彪谈起此事，林彪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林彪还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话不该讲。”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上山，是毛让他上山的，黄一上山，毛就找他谈话。毛说：“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要搞他干什么？”毛还对黄说：“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毛泽东同林彪的谈话中也谈对张春桥要再看两年。吴法宪回忆说，8月28日，林彪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毛还对黄永胜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关于黄永胜上山后毛还对他谈了什么，黄永胜出狱以后，和他儿子黄正有一段对话。黄正问：“他跟你说了些什么？”黄永胜说：“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命而行；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我猜。……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到一点点，似是而非。可这样的事是能靠猜测来处事吗？万一猜出问题就是天大的事！”
在休会期间，林彪等毛表态，没有主动要求见毛。毛却主动要求林彪找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说，他们犯了错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就解决了。从28日开始，林彪每天找这几个人开两小时的会，只说军队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也没主动向毛报告开会的情况，只是让汪东兴去汇报。
从25日到31日，毛泽东分别找政治局委员们个别谈话。他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8月31日，他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个材料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文字：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周恩来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三天以后才写出来的。9月1日，周恩来将毛的《我的一点意见》稿送给林彪看，林表示同意。周又作个别文字修改，决定付印，并将印件送陈伯达阅。
陈伯达是中共早期的革命者，1927年“4·12”蒋介石“清党反共”时，即共产党最危急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当年，中共送陈伯达到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不久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1934年以后，他和艾思奇等人发起“新启蒙运动”，将“五四运动”开创的启蒙运动的“科学、民主”的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1937年陈伯达到延安。1939年经毛提名调到毛身边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对毛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1948年4月，毛泽东一行住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被国民党军队察觉。一天，国民党的轰炸机飞临上空，毛正忙碌着。陈伯达把毛喊了出来。毛刚离开，炸弹准确地命中了毛泽东的住地。陈伯达救了毛的一命。
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泽东把陈伯达从历史到现实说得一无是处，将陈置之于死地，但却紧紧拉住林彪。毛明明知道林彪和陈伯达是一起的，但把林陈二人切割开来，先稳住林彪和军队，把“手无寸铁”的陈伯达抛出来痛打。毛不仅把林彪从中切割出来，也把与“军事俱乐部”没有关系的汪东兴等人也切割出来。在庐山会议上，汪东兴起的作用比陈伯达大得多，但毛认为他是忠于自己的，不是林彪集团的人。
周恩来明明知道这场风波是林彪讲话引起的，陈伯达只是一个替罪羊，但他还是按照毛的意图，极力避免把火烧到林彪身上。他劝吴法宪主动写检讨。他对吴说：“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
林彪、叶群上庐山后的头几天，叶群还经常给毛家湾留守的秘书们打电话，后来好几天没有信息。突然一天，和林彪一起上山的李春生打来电话，他说：“首长和主任让查一个典故。有一句古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其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出在何处？”留在毛家湾的学者杨尚奎查出，这句话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坏。”毛在讲话中用了这句话，林彪、叶群听不懂，就让家里查。庐山出事后，林立果给秘书张云生打电话，说：“我告诉你，庐山这里出事了！”“主任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主席抓住，已经挨批了。主任和李、吴、邱、都在会上作了检讨。他妈的，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从心里高兴，但他妈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的威望也受损失。……” 叶群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都称她“主任”，林立衡和她母亲的关系很不好，林立果也看不起他母亲。
9月4日，毛在他的住处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讲话，说陈伯达是托派，是叛徒，是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但他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叶剑英突然发言，说：“我看陈伯达的事不能就这样完了！”毛听了叶的话，就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9月10日成立的陈伯达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组成。专案组委托叶剑英到福建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
9月5日，在庐山，毛找陈伯达谈了一次话，回北京后，陈伯达三次求见毛都被拒，不久就被软禁，1971年“9·13事件”一发生，他就被关进秦城监狱，从67岁一直到85岁，18年刑期满释放（后几年是保外就医）。
9月4日，毛同林彪谈了一次话，《毛泽东年谱1049-1976》6卷第332页讲了这件事，但没有透露谈话内容。这应该是影响毛、林关系的一次重要谈话。
９月６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其中当然不设国家主席。闭幕式的主席台上只有四位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消失了。本来穿军装的林彪却穿上了中山服坐在主席台上，脸色煞白，一声不吭。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毛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大讲团结：“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毛在讲话中还出人意料地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二陈合流”，他是指陈伯达和陈毅。
四天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会议公报，对庐山斗争的情况一个字也没有透露，还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最后的口号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对普通百姓而言，庐山的真面目被政治浓雾紧锁着。
9月7日，林彪下山。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紧握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没有说。黄、吴。李、邱到九江机场为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林彪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多向总理报告。”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一直等林彪检讨，没有说出他对庐山斗争的看法，直到1971年八九月间，他在南巡讲话中，他才严厉地谈到庐山会议：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指林彪、陈伯达瞒着毛、周、康——引者注），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林立果对庐山的这场斗争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对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考虑，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表明，林彪集团的青年激进派们不仅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不甘心失败，还要抛开他们的父辈，采取独立的、极端的行动。（有删节，待续）
８月25日早上，张春桥到江青住处谈了半小时。张春桥走后江青就让秘书杨银禄找来六号简报。先是说到总理那里去，却直接到了毛泽东住处。江青从毛那里回来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她没有进楼，就到总理那里去了。江青从总理处回来以后，还是那副高兴的样子。
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一书记载了26日晚在江青住所，江和张春桥向王洪文和徐景贤谈向毛告状的情况……
8月25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各组一个召集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大发雷霆，他重复了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坚决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还说：“你们要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你们闹完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提出：停止讨论林彪报告；收回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26日宣布休会。
8月26日下午和27日上午，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康生、汪东兴到他那里开会，周说：“按主席要求，把有些情况搞清楚。”
8月27日，周恩来、康生到林彪处，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林彪说：“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造过谣。8月14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8月28日，周恩来让吴法宪作检讨，替“副统帅”担责任，保护“副统帅”。晚饭后，吴法宪向林彪谈起此事，林彪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林彪还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话不该讲。”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上山，是毛让他上山的，黄一上山，毛就找他谈话。毛说：“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要搞他干什么？”毛还对黄说：“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毛泽东同林彪的谈话中也谈对张春桥要再看两年。吴法宪回忆说，8月28日，林彪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毛还对黄永胜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关于黄永胜上山后毛还对他谈了什么，黄永胜出狱以后，和他儿子黄正有一段对话。黄正问：“他跟你说了些什么？”黄永胜说：“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命而行；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我猜。……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到一点点，似是而非。可这样的事是能靠猜测来处事吗？万一猜出问题就是天大的事！”
在休会期间，林彪等毛表态，没有主动要求见毛。毛却主动要求林彪找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说，他们犯了错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就解决了。从28日开始，林彪每天找这几个人开两小时的会，只说军队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也没主动向毛报告开会的情况，只是让汪东兴去汇报。
从25日到31日，毛泽东分别找政治局委员们个别谈话。他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8月31日，他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个材料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文字：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周恩来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三天以后才写出来的。9月1日，周恩来将毛的《我的一点意见》稿送给林彪看，林表示同意。周又作个别文字修改，决定付印，并将印件送陈伯达阅。
陈伯达是中共早期的革命者，1927年“4·12”蒋介石“清党反共”时，即共产党最危急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当年，中共送陈伯达到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不久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1934年以后，他和艾思奇等人发起“新启蒙运动”，将“五四运动”开创的启蒙运动的“科学、民主”的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1937年陈伯达到延安。1939年经毛提名调到毛身边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对毛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1948年4月，毛泽东一行住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被国民党军队察觉。一天，国民党的轰炸机飞临上空，毛正忙碌着。陈伯达把毛喊了出来。毛刚离开，炸弹准确地命中了毛泽东的住地。陈伯达救了毛的一命。
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泽东把陈伯达从历史到现实说得一无是处，将陈置之于死地，但却紧紧拉住林彪。毛明明知道林彪和陈伯达是一起的，但把林陈二人切割开来，先稳住林彪和军队，把“手无寸铁”的陈伯达抛出来痛打。毛不仅把林彪从中切割出来，也把与“军事俱乐部”没有关系的汪东兴等人也切割出来。在庐山会议上，汪东兴起的作用比陈伯达大得多，但毛认为他是忠于自己的，不是林彪集团的人。
周恩来明明知道这场风波是林彪讲话引起的，陈伯达只是一个替罪羊，但他还是按照毛的意图，极力避免把火烧到林彪身上。他劝吴法宪主动写检讨。他对吴说：“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
林彪、叶群上庐山后的头几天，叶群还经常给毛家湾留守的秘书们打电话，后来好几天没有信息。突然一天，和林彪一起上山的李春生打来电话，他说：“首长和主任让查一个典故。有一句古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其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出在何处？”留在毛家湾的学者杨尚奎查出，这句话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坏。”毛在讲话中用了这句话，林彪、叶群听不懂，就让家里查。庐山出事后，林立果给秘书张云生打电话，说：“我告诉你，庐山这里出事了！”“主任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主席抓住，已经挨批了。主任和李、吴、邱、都在会上作了检讨。他妈的，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从心里高兴，但他妈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的威望也受损失。……” 叶群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都称她“主任”，林立衡和她母亲的关系很不好，林立果也看不起他母亲。
9月4日，毛在他的住处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讲话，说陈伯达是托派，是叛徒，是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但他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叶剑英突然发言，说：“我看陈伯达的事不能就这样完了！”毛听了叶的话，就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9月10日成立的陈伯达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组成。专案组委托叶剑英到福建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
9月5日，在庐山，毛找陈伯达谈了一次话，回北京后，陈伯达三次求见毛都被拒，不久就被软禁，1971年“9·13事件”一发生，他就被关进秦城监狱，从67岁一直到85岁，18年刑期满释放（后几年是保外就医）。
9月4日，毛同林彪谈了一次话，《毛泽东年谱1049-1976》6卷第332页讲了这件事，但没有透露谈话内容。这应该是影响毛、林关系的一次重要谈话。
９月６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其中当然不设国家主席。闭幕式的主席台上只有四位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消失了。本来穿军装的林彪却穿上了中山服坐在主席台上，脸色煞白，一声不吭。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毛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大讲团结：“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毛在讲话中还出人意料地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二陈合流”，他是指陈伯达和陈毅。
四天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会议公报，对庐山斗争的情况一个字也没有透露，还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最后的口号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对普通百姓而言，庐山的真面目被政治浓雾紧锁着。
9月7日，林彪下山。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紧握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没有说。黄、吴。李、邱到九江机场为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林彪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多向总理报告。”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一直等林彪检讨，没有说出他对庐山斗争的看法，直到1971年八九月间，他在南巡讲话中，他才严厉地谈到庐山会议：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指林彪、陈伯达瞒着毛、周、康——引者注），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林立果对庐山的这场斗争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对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考虑，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表明，林彪集团的青年激进派们不仅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不甘心失败，还要抛开他们的父辈，采取独立的、极端的行动。（有删节，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