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

约翰·库切：精准刻画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

第九十六届

（2003年）

获 奖 者：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 ），南非作家。
获奖理由：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
获奖作品：《耻》（又译《耻辱》）（小说）。

　　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得也较早，说明瑞典文学院意见一致。世界文学界得知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独占花魁”，没有像前几届那样大惊小怪。曾两次获英语文学界公认的布克奖的库切，虽算不上世界最好的作家，也称得上非常好的了。况且，瑞典文学院并不在意将诺奖一定颁给所谓的世界第一的作家。这里不是体育竞赛，按数据决定一切。
　　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算是众望所归了。但他对获不获奖并不十分在意，他一生悲观、孤僻、低调，不重名利，更看重自己的作品。两次摘得布克奖桂冠，他都没有去凑热闹，没有接受鲜花和美酒。他决定到瑞典领奖，算是破例，这个面子他若不给，就真有点自绝于世界之嫌了。尽管他十多年从无笑容，能步入最高文学殿堂，确实也令他欣慰。
　　库切的作品总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用新的文学技巧形象地表现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里，城市现代工业文明与农业自然田园文明间充满了冲突和对立，人性也在这种对立中沉沦。说白了，库切对现存的工业文明总是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对人生也抱有悲观态度。但是，库切的这种悲观，却跨越了狭隘民族、种族的障碍与偏见，直抵人性的最深处，饱含博大忧患意识和对芸芸众生的人文关怀与悲悯。库切作品的悲剧意识和美学意义，也正在于此。
　　长篇小说《耻》创作于1999年，是库切从内容到寓意都十分丰富的重要作品，体现了库切从怀疑主义视角出发，对历史、殖民主义、现代文明的怀疑和批判，特别是对人性的深挚关切和追问。在艺术手法上，库切运用后现代主义，放弃卡夫卡把人置于自己的寓言里来表现的套路，把自己的寓言放进鲜活的人生里，打破简单地用是与非、好与坏、对与错二重对立的束缚，来表现世界和人性。
　　《耻》的故事如下：
　　开普敦大学发生一件丑闻，弄得沸沸扬扬。文学与传播学卢里教授被学生梅拉妮勾引，二人有了床笫之欢。为此，卢里私自改动梅拉妮的旷课记录和成绩。原本梅拉妮并未参加考试，卢里还是给她记了七十分。第一次发生性关系后，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激情，并对她动了真情。只是梅拉妮男友的出现，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校方为挽回声誉，要卢里公开悔过，遭到拒绝。卢里离开学校，到边远的乡下，与独自谋生的女儿露茜一起生活。因多年离散，父女之间难以和睦相处，再加上让大学教授难以接受的事情时有发生，如不得不与他看不起的人打交道，到护狗所去打工等，让卢里很难适应。
　　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卢里的生活。一天，女儿露茜遭到三个黑人的抢劫和轮奸，施暴者中竟然还有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卢里在保护女儿中还受了伤。
　　受蹂躏的露茜，没有责备三个暴徒，也未诉诸法律。她觉得过去白人在这里做过那么多坏事，罪孽深重，现在轮到他们了，他们有权这么做。
　　卢里很不理解露茜为什么这做，露茜回答说：“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向警察告发这件事吗？我告诉你，只是你从此不许再提它。原因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件与公众有关的事，可是眼下，在这里，这不是。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个人的事，这就是南非。”在那个时代的南非，因种族问题产生了不同的道德标准，是非和正邪已经混淆。所以露茜选择把被强奸当成纯粹的个人隐私。露茜也没有逃避，留了下来，把财产也捐出来。她甚至放弃尊严，做了强奸她的黑人邻居的情妇，以换取对她的保护。面对未来的南非，不计较过去。
　　强奸案不了了之后，卢里想将这一切创作成歌剧《拜伦在意大利》。后来露茜怀了孕，卢里要写的歌剧，始终在他脑海里盘旋。
　　他从乡下回到开普敦，听说已当了演员的梅拉妮排的戏已经上演时，忍不住去剧场观看，却被冤家对头梅拉妮的男友发现，斥道：“你这类人，一边待着去！”
　　曾经的殖民主义者闯到南非后，当了这里的主人，压榨奴役着本土黑人，如今乾坤扭转，殖民者及其后代白人“沦落”为必须付出尊严和身体为代价，在黑人的庇护下苟活。尽管对此库切写得很适度，但给人留下太多的思索。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于1940年2月9日在南非开普敦一个律师家庭降生。父亲是荷兰裔南非律师，母亲是小学教师。后来父亲丢了职位，全家搬到乡下生活，那里成了少年库切的天堂。农场里人少，也没外来人，他不习惯与外人交往，对集体也有距离感，库切的孤僻性格的形成与此有关。
　　1956年，十六岁的库切就进了开普敦大学，二十岁以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和数学学士学位毕业，便去了伦敦放逐自我，闯荡世界。为了生计，他当过电脑软件程序员。
　　1963年，库切与朱博结婚。两年后，库切受聘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当助教兼研究人员，并在那里以写关于贝克特的博士论文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70年，库切到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任讲师。天不遂人愿，因得不到绿卡，库切被迫回到南非，在母校开普敦大学任英语系教师。
　　一直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的库切，终于在1974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灰暗的国度》，由《越南课题》和《雅各布·库切纪事》两个中篇组成。前者讲述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在越战中的经历和对其人生的影响，后者描写一个18世纪荷兰殖民者与黑人发生冲突，屠杀一个部落的前前后后的故事。
　　1977年，库切的长篇小说《内陆深处》出版，叙述的是一位荷兰裔南非老姑娘玛格达与鳏居老父，在种族隔离的农场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故事。父亲与黑人工头的妻子偷情，玛格达认为父亲此行径是对白人和自己的背叛，亲手杀了老父。孰料，玛格达被这个工头强奸，自家的农场也落到工头手里。
　　1980年，库切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等待野蛮人》让他一步登上世界文坛。小说的名字，取自希腊诗人卡瓦菲写于1904年的一首诗的题目。小说讲述了一个小镇的行政长官如何与当地“野蛮人”友好相处，在同情和救助“野蛮人”时，爱上了他们中间的盲女，而被定为叛国罪的故事。这是一则关于文明世界里的居民往往是真正的“野蛮人”的寓言。
　　1983年，长篇小说《迈克尔·K的生平和时代》问世。这是库切的又一部成名之作，可视为卡夫卡式风格、贝克特式语言之当代《鲁滨孙漂流记》。小说写迈克尔·K，在南非种族歧视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带着老母，到渺无人迹的内陆去生活，备受磨难的故事。
　　1986年，小说《福》发表，这是库切根据笛福小说《鲁滨孙漂流记》改写的，讲的是现代文明与乡村自然文明的对立关系。1990年，库切出版《铁器时代》，小说写卡伦太太目睹警察杀人，还杀了她的黑人女仆，她没有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而是“要从我自己心里发出声音”。
　　1994年，库切出版了解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和作品的长篇小说《彼得堡的大师》。五年后出版反映南非种族矛盾、土地、犯罪等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耻》，不仅引起热议，也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90年代末，库切还发表了《童年》（1997）、《动物的生活》等小说。
　　2002年，拒绝各方盛邀，六十二岁的库切移居澳大利亚，在阿德莱德大学执教，同时还兼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更重要的是，库切一改诸多名作家在成名或晚年忙于四处演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从而创作力衰退的现象，不为声名所累，潜心创作，夕阳之年，竟然佳作连连。2002年后，他出版了小说《青春》（2002）、《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后者是演说与小说混杂，讨论人和动物关系、主人和仆人关系的作品。2005年，库切又出版小说《慢条斯理的人》，小说中虚构的文学教授考斯泰罗，就老人的行为，与另一人物对话，做出评价和纠正。小说甫一面世，即再度获布克奖提名。2007年，他的小说《灾年日记》出版，即获好评，英文版套封上的评语是：该书“是出自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作家和最深刻思想家之一之手的当代杰作。它讨论的是全世界民主国家无数人民的深深不安”。《灾年日记》与《慢条斯理的人》一样都属于“后设小说”，其艺术特点是以讨论的方式写小说，并明显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是的，这是库切独特的艺术风格。
　　此外，库切还写过不少散文随笔集，如《白人写作》（1988）、《双重视角：散文和访谈集》（1992）及《陌生的海岸：1986—1999散文选》等。
　　库切的文学，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贝克特的现代主义传统，他是一位既流连于社会生活之中，又能跳出来从外面看风景的作家。□

凯尔泰斯·伊姆雷：“见证的文学”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第九十五届

（2002年）

获 奖 者：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1929—2016），匈牙利作家。
获奖理由：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获奖作品：《无形的命运》（又译《一个没有命运的人》）（小说）。

       与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殖民文化嫁接出的果实——恃才傲物、人品顽劣的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不同，本届诺奖获得者、匈牙利的凯尔泰斯，却是一位十五岁就被送进德国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侥幸从煤气杀人室、焚尸炉和堆积如山的尸骨中爬出，后来拿起笔，为历史出庭做证，充满道义和勇气，写出“见证的文学”的严肃作家。瑞典文学院发现凯尔泰斯的“见证的文学”，以“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特将诺奖颁给这位小语种作家。
　　消息一公布，再一次让世界文坛震惊：这个人是谁？根据瑞典报纸的认真调查，受访者几乎都未读过凯尔泰斯的书，也不知晓他的名字。即使对英、美等国文化界来说，知其名者也寥寥无几，读过其书者，更是少得可怜。
　　在世界文坛对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凯尔泰斯纷纷发表质疑之声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道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自信地表示：
　　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位置……这是一个激进的不可动摇的位置。他和什么文化和社会都不妥协，甚至和生活也不妥协。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书，就是他和生活签订的契约。
　　请注意恩格道尔“一个新的位置”的提法：凯尔泰斯把自己放在了做历史的证人而不是做法官的“位置”。是的，读凯尔泰斯关于奥斯维辛的作品，会发现作者的“位置”的确非常独特，他对纳粹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生活做了非常具体的客观描写，有的细节让人惊骇恐惧，但作家从不站出来对地狱生活控诉批评，甚至连是非判断、爱憎感情都鲜见，却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灵魂，令人战栗难忘，令人咀嚼思考。而凯尔泰斯也意味深长地强调，“我是奥斯维辛的中介，奥斯维辛通过我说话”。
　　其实，关于恩格道尔提出的凯尔泰斯“一个新的位置”即“见证的文学”论，并不是他个人的创论。在2001年，诺贝尔奖百年之际，瑞典文学院举办过一个关于“见证的文学”的研讨会。很少人注意到，在当时世界文坛名不见经传的匈牙利的凯尔泰斯受瑞典文学院之邀出席了此会，并做了重要的发言。对此，似乎所有捕捉诺奖信息的人都忽略了瑞典文学院这一重要信号。毫无疑问，瑞典文学院在那时，就认定凯尔泰斯本人和他的文学作品是“见证的文学”的范例。去年还是丑小鸭的凯尔泰斯，转年即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白天鹅。确切地讲，是瑞典文学院推崇的“见证的文学”的胜利，而作为这一文学主张的“范例”凯尔泰斯，是个幸运儿。
　　“见证的文学”的“范例”，应该是凯尔泰斯197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形的命运》。该小说为作者自1958年起花费十三年完成的“命运三部曲”之第一卷，该书稿曾遭出版社退稿。出版后，并无太大的社会反响，更没有引起匈牙利文坛的关注。直到2001年，凯尔泰斯参加瑞典文学院关于“见证的文学”研讨会前，才受到瑞典文学院的青睐。《无形的命运》以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既是受难者又是“局外人”，既是个人位置又超越个人位置的极独特的视角，描写德国法西斯奥斯维辛集中营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和杀戮。小说故事并不复杂，却惊心动魄。
　　1944年，十五岁的犹太少年韦什·久尔吉的父亲被纳粹关进集中营。两个月后，为生计去打工的久尔吉也被抓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有人告诉他，你必须说自己十六岁，纳粹把你当成劳动者，才能保住性命，若报十五岁，就会被送进毒气室。保住性命之后，久尔吉被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再次转到蔡茨集中营，然后重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集中营里的生活残酷而单调，让他百无聊赖。而常态是恐怖一步步逼近他，等他适应后，新的恐惧再度袭来。当适应了恐惧、痛苦、无聊之后，也有欢愉和幸福。比如，集中营里正统的犹太人歧视他、排挤他，特别是恶劣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役，使他的身体严重透支。他只能放弃抗争，等待死神时，并没人把他送进焚尸炉，集中营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却对他进行救治和照料。这令少年久尔吉百思不得其解，却感到温暖和幸福。每天面临死亡的久尔吉，在见到每一缕阳光的时候，在每个灿烂太阳的早晨，每天能有饭吃，偶尔回忆起曾经有过的家里的温馨生活时，总能感到有“快乐”和“幸福”。
　　小说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潜伏着，就像你不可逃避的陷阱那样。就是在那里，有毒气的烟囱旁，在痛苦与痛苦之间的间隙里，也依然会有某种类似幸福的东西。虽然对我来说，也许正是这种经历才是最值得我纪念的，但所有的人总是要问我的不幸，问我的恐惧。所以啊，下一次，当他们再问我的时候，我必须向他们讲一讲集中营的幸福。只要他们来问我。只要我还没有忘记。
　　少年久尔吉终于幸存下来，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家乡。但等待他的不是美好的新生活，而是必须屈从外部强加给他的命运，让他留恋纳粹集中营，生出“我想在这个美丽的集中营里多活一阵子”的感慨。他发现陌生的现实生活与自己竟然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对此，走出地狱集中营的少年久尔吉，不得不再次走进新的“集中营”，开始“无形的命运”。
　　《无形的命运》记录了凯尔泰斯个人在历史中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和深切的真实感受。他拒绝了像某些文学家那样以意识形态来叙述历史，从而歪曲历史。这种“见证的文学”和叙述方法，让文学作品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凯尔泰斯的文学创作的确没有多么重大的突破，题材不够丰富，数量也不多，且没有一部登上畅销排行榜，但从纳粹集中营到后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凯尔泰斯都以文学发了声，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瑞典文学院对其评价是：
　　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凯尔泰斯·伊姆雷，于1929年11月9日降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有犹太血统却不信犹太教的家庭。父亲是木材商人，母亲是位职员。长期在匈牙利生活，犹太文化已被匈牙利文化取代。
　　1944年，匈牙利被纳粹德国占领。凯尔泰斯的父亲被投入集中营，十五岁的凯尔泰斯也像七千多名匈牙利犹太人一样，被纳粹抓走，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受纳粹奴役，又被正统犹太人歧视，苦不堪言。1945年5月，盟军占领匈牙利。7月，被监禁一年，目睹纳粹种种暴行和杀掠的凯尔泰斯，侥幸存活，重返布达佩斯，地狱般的集中营经历成了他后来一生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
　　凯尔泰斯回家后，刻苦求学，基本完成学业，于1948年当了光明报社的记者。凯尔泰斯毕竟文化积累有限，不久被报社辞退，当了两年工人后，又应征入伍，两年后复员，靠写作和翻译糊口度日，写作多是音乐剧和舞台剧，似没什么影响，翻译也多是德语哲学家的作品，如尼采、弗洛伊德、霍夫曼斯塔等人的作品，受到文学的滋养和影响。
　　从1958年始，凯尔泰斯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漫长之旅，花了十三年，终于完成他的鸿篇巨制“命运三部曲”，上面介绍的《无形的命运》，是“命运三部曲”第一卷，也是一开始不被人看好，后来影响最大的开卷之作。1988年，第二卷《惨败》出版。1990年，第三卷《给未出生孩子的祈祷》出版。前者表现当时闭塞的社会状态和人们遭到种种打击的命运，后者写一个作家终日笼罩在亲身经历的集中营暴行和屠杀的阴影之中，怕生了孩子重蹈自己的经历和覆辙，不要孩子的故事。“命运三部曲”都有自传色彩。1991年，凯尔泰斯发表的中篇小说《英国旗》，从故事背景看，可认定是《无形的命运》续集。
　　除了上述小说之外，凯尔泰斯还出版过日记体随想录《船夫日记》（1992），是一本记录其1961年至1991年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社会的思考，反映三十年间其思想灵魂历程的真实图景。1997年出版的随笔集《另外的我：变革记事》，则是《船夫日记》的姊妹篇。
　　晚年，凯尔泰斯主要创作随笔散文和杂文，有《思维的沉寂——行刑队再次上膛之时》（1998）、《流亡的语言》（2001）和《清算》（2003）。
　　在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严肃文学的生存越来越艰难，如果没有瑞典文学院这个伯乐，没有其人文精神的关怀，像小语种的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这样“丑小鸭”式的作家，还会变成“白天鹅”出现在文学的圣殿吗？
　　2016年3月31日，凯尔泰斯在布达佩斯逝世，享年八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