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十二）

蔡元培　(４)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关键词：治学、杏坛、办学、教育、兼收、自由、非难、忧国、挂冠、明论、逸闻、婚姻、永蛰、仰止

婚 姻

　　《现代名人外史》记录，蔡元培青年未第时，曾从上虞宿儒王佐研习经学。王有妹，名惠如，知书能文，兼工吟咏，读蔡文心生爱慕，遂在其母前揄扬其才，意欲作茑萝之附。然其母嫌蔡家清寒，且蔡貌寝身癯，谓非寿者相，仅漫应之，而不为谋缔姻。后蔡连捷成进士，报至王宅，惠如不禁欣跃曰：“固知若人非池中物，今何如耶？”王母乃嘱咐王佐请人为其妹执柯，讵料蔡此时已订婚，王母闻言，始大懊丧。惠如郁郁寡欢，经岁竟殁。
　　蔡元培一生有三次婚姻，第一位夫人王昭为旧式女性，由蔡的同窗、王昭的姐夫为二人介绍，婚前二人未曾谋面。1889年，21岁的蔡元培与比其长一岁的王昭完婚。王有洁癖，生活节俭，性格淡泊；蔡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故婚后二人时有口角，且蔡一直在外求取功名，二人聚少离多，感情并不和睦。
　　经过近十年的磨合，蔡元培夫妇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1900年，蔡元培受西方思潮影响，开始提倡男女平等，他撰写《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王昭的关系，修复感情裂痕。至此蔡氏夫妇的婚姻渐入佳境，蔡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王昭称呼蔡元培为“老爷”，自称“奴家”。蔡对这种旧式称呼极不习惯，对她说：“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哇！”王总是温顺地回答：“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毅然弃职携眷返回绍兴，走“教育救国”之路。回到家乡的王昭患上肝病，半年来常低烧不退，每日午后嗜睡，口常干渴，饮水后却又马上呕吐。然而，蔡元培却忙于办学，不能常伴王昭左右。
　　蔡元培到嘉兴议事，突然接到王昭病重的消息，顾不上吃午饭，便赶回家中请医问药。药煎好，王昭却仅能喝下两三口，多喝便开始呕吐，仍旧整日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的三弟去请医生，蔡则在房间门外不时看看王昭是否醒来。傍晚时分，医生尚未请来，用人进房间问王昭是否喝水，呼之不应，伸手探其鼻息已无，惊呼“不好！”蔡赶至床前抚脉，脉微动。等医生赶到时，王昭脉已平息，年仅35岁。
　　王昭去世后，悲痛万分的蔡元培写下饱含深情的祭文，称颂王昭有“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并万分自责地说：“早知君病入膏肓，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
　　王昭生前曾问：“人死后之幽灵当居何处？”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王昭去世时，蔡元培刚满34岁。夫人去世后，上门提亲的媒人络绎不绝。蔡不堪其扰，在书房壁上张贴征婚启事一则，提出择偶的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妻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退避三舍。
　　蔡元培的女婿林文铮记载，当时绍兴城内一位科第辈分高于蔡元培的专讲程朱理学的老先生认为蔡的择偶条件是“叛道离经”、“淆乱纲常”，特地乘坐大轿子上门与蔡辩论，最后见蔡“执迷不悟”，叹道：“孺子不可教也！”拂袖而去。
　　蔡元培在一位喜欢收藏画的友人叶祖芗家中赏画，他对其中一幅工笔画极为赞赏，此画作者为江西名士黄尔轩之女黄世振，又名仲玉。叶向蔡介绍，黄仲玉未缠足，工于书画，孝敬父母，曾刲臂疗父疾，爱护幼弟，蔡听罢对其颇为心仪，便请叶为他做媒。
　　1902年元旦，蔡、黄在杭州完婚。蔡之子无忌，时六七岁，特为制清制一品衣冠，堂前设孔子神位代替三星画轴，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友人陈介石引经证史，说明男女平等的理论，宋平子则笑说：“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师礼待黄夫人；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何从平等呢？”最后蔡总结道：“就学行言，固然有先睛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大家鼓掌赞同，尽兴而散。
　　蔡元培在婚姻中也贯彻男女平等，他写信给黄仲玉，总写上黄的姓氏，而不写蔡夫人或在夫人的姓名前加上蔡字。
　　婚后，黄仲玉积极支持蔡元培的事业，她支持蔡开办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到欧洲游学，夫人黄仲玉亦伴随左右。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一职，常受军阀威胁，黄仲玉亦在背后默默支持丈夫，操持家务，教育子女，为蔡分忧。
　　1920年9月，蔡元培准备赴欧美考察教育。当时黄仲玉病重，腹部经常胀痛。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因担心黄仲玉的身体，蔡对欧洲之行颇为犹豫。深明大义的黄仲玉却坚持让丈夫按期出发，她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为丈夫打点行装，促其按期成行。
　　11月，蔡元培乘船赴法，心中对夫人很是放心不下。登船的第五日，蔡元培致电蒋梦麟询问黄仲玉的病情，蒋复电告知小愈。蔡认为是蒋宽慰自己，心中担心不已。抵达法国后，蔡致电李石曾，询问黄仲玉的情况，久不得复。次年1月9日，蔡元培接到蒋梦麟的电报，得知黄仲玉已于1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悲痛万分，作《祭亡妻黄仲玉》一文，称颂黄仲玉“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鹜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爱我以德，无微不至”。他在祭文中告慰夫人：“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二十年后，他再作悼念文章，仍字字血泪，痛彻心扉，被收入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
　　55岁时，蔡元培决定再次续娶，他的择妻条件为：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比他小24岁的周峻（养浩）在苏州举行婚礼。周峻是蔡元培在上海爱国女校的学生，对蔡很是景仰，曾立誓不嫁，33岁仍未婚。
　　婚礼完全是现代模式，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娶，之后二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结婚照片。蔡西装革履，周身披白色婚纱。蔡元培在婚礼上说明其与周结婚的原因：“一、我年已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四、我嗜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恰巧，周峻（养浩）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游学。介绍人徐仲可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
　　新婚不久，蔡元培便携夫人及与次子无忌、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黄纪兴赴欧洲考察。故蔡、周二人的蜜月是在游船上度过的，蔡于周峻46岁生日时作贺诗纪念二人的海上蜜月，中有“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之句。
　　蔡元培与周峻感情甚笃，姜绍谟回忆，1927年，蔡去宁波时，每天都寄快信给周峻。蔡、周二人都喜吟诗，时常联句、唱和，生日必互赠贺诗。周峻擅长油画，曾为蔡描摹全身像，惟妙惟肖，蔡十分珍爱，题诗曰：“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周曾有和作，中有“天荒地老总不磨”句。
　　余天民回忆，周峻对蔡元培十分爱护。蔡晚年居香港时，有时在客厅与亲友晤谈，偶尔背门而坐，周恐其受寒，必取大衣为他披上。蔡想出门散步，周峻必先查看室外气温，无微不至。
　　蔡、周二人生有三位子女，女睟盎，三子怀新，四子英多。蔡元培晚年得子，与几个年幼的子女关系密切。他曾在家书中对几个小儿女亲切说道：“你们每人送我一张画，我很宝贵。我祝你们活泼长进，与盎儿所画之朝日及鲜花一样；祝你们动静均宜，与新儿所画之飞机与建筑一样；祝你们康健英挺，与多儿所画之马一样。”蔡睟盎喜欢音乐，蔡元培便请俄罗斯女教师教她习钢琴。九岁的蔡英多喜爱画马，并以陆游诗句“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意境画了一幅画，蔡元培特地将画拿给刘海粟看，并让刘“看看我的小儿子英多可有点才气”？他到南京开会，也给儿女带回礼物，每人一本精美的纪念册，并为三人题词。为睟盎题：“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为怀新题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英多的则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永 蛰

　　1936年，蔡元培患严重伤寒，大病一场，抗战爆发后，他精神上又受打击，身体大不如前。上海沦陷后，蔡不愿随蒋介石赴重庆，便取道香港，准备从香港转赴昆明。但他已年近古稀，身体虚弱，故只能滞留香港，在此休养。12月底，夫人携子女抵港。在港期间，蔡元培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遵从医嘱，平日极少出门，只是读书看报。
　　蔡元培一家在港期间仅靠蔡在中研院领取的微薄工资度日，中研院发的工资为法币，在港只用港币，一经兑换，工资所剩无几。蔡家经济拮据，生活饮食极为节省，蔡每次生病都未彻底治愈，加上他年事已高，身体益发羸弱。
　　周峻的侄儿周新回忆，当时看到蔡元培的人，都不觉得他精神气色差，毫无病态。而他也不愿意因自己的病疾造成他人的负担，故虽答应周峻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说明，但有了病痛还是往往掩饰，除非家人察觉后再三诘问，他是不会对人说明的。周新常发现他到痰盂旁呕吐，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总说：“没有什么。”
　　蔡元培一直努力保持精力充沛的样子。去世前几年，他的耳朵有些重听，但他未向任何人说明，在会客时，为了不麻烦别人，他总是全神贯注地聆听别人说话。有时会客时间太长，所费精神太多，会客结束后，他常病倒数日。
　　1939年5月5日，蔡元培长女、油画家蔡威廉死于难产后猩红热，年仅35岁。蔡威廉虽是因病去世，但缘由却是学生闹学潮，蔡威廉夫妇被迫离开学校，二人没有收入，故不能住院生产，以致最后病逝。临终前，她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周峻得知威廉死讯后，恐蔡元培过于伤心，一再隐瞒，女婿林文铮来函亦在后附上威廉之名掩饰。但随后蔡元培从报纸上看到女儿遗作展览的消息，方知爱女已不在人世，一时悲痛万分，备受打击。
　　蔡元培的眼睛上长了一颗东西，但他并不说明，仍是照常看报。直到1939年夏周峻发现后才延医诊治。医生让他动手术，但因他年老体弱便未进行手术。后来另一医生用药水给他洗眼睛，但此后便不能在灯下看书太久。
　　1940年春，蔡元培接到一封电报，脸色突变，大概缘于此前威廉之死让他大受刺激，此次以为又有祸事发生。之后，周峻请医生前来诊治，认为血压低，并无大碍。3月2日夜，周峻陪蔡至3日凌晨4点，蔡坚持让周去休息，周峻便回房就寝。到早晨6时，蔡元培起床如厕，回房时因体虚摔倒，周峻闻声赶来，赶紧将他扶上床，半小时后，蔡突然吐血多口，血色黑紫。医生前来诊治，认为唯有输血，但蔡年事已高，怕输血吃不消。在医生建议下，蔡被送到养和医院住院治疗。
　　次日下午2点半左右，蔡元培“面上忽现惊慌之色，口啊啊几不能言，两手紧握抽动，做抵拒状”，几分钟后才平静下来。医生赶来，认为最后的办法就是输血。
　　下午6时，医生开始给蔡元培做肛滴，蔡难受至极，几次用在他嘴里难得听到的愤怒的口吻说：“还不好，真是要命。”肛滴结束抽出皮管时，从其肛中带出半盘血水。
　　而医生此时还找不出病症，一位认为是脑溢血，一位认为是胃破裂。两位医生辩论时，蔡元培开始呓语，周新走进仔细聆听，隐约分辨出几句：“……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我蔡某人生有四个儿子……”
　　当夜12时许，医生准备为蔡元培输血，因为验血设备在香港大学，医生寇克便带着蔡的血样和周新、蔡元培的侄儿蔡太冲、自愿献血的陈林龢到港大验血。检验后，决定由蔡太冲为蔡元培输血。他们赶回养和医院，此时蔡已不能正常呼吸，只是往外吐气，眼皮已经不瞬动，两手冰冷。输血过程中，蔡元培的眼皮开始瞬动，呼吸也转为正常。输完血后，已是凌晨3点，蔡元培睁开眼睛，饱含泪水，看着周峻，如同久别重逢，默默地点了点头。寇克医生这才离去，其他人也都散去了，只留下周峻和周新守在床前。
　　输血完毕后几小时，蔡元培又陷入昏迷。早晨7时，蔡仍没有清醒的迹象，呼吸反而开始困难。周峻忙请来一位姓叶的医生，问能不能给蔡再输一次血，叶满口答应，说去拿手术用具。但等了好久，却不见叶返回，大家去找，却被告知他在手术室为别人施术。到上午9时许，寇克医生赶到，认为蔡流出的血太多，输入的血不足以补亏，已回天乏术。1940年3月5日9点45分，蔡元培永远停止了呼吸，享年73岁。
　　蔡元培去世后，全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3月9日，中共中央发来唁电，并派廖承志前往香港致唁；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16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称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并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参加了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为蔡元培举行的公祭。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教育部、北大的诔词说：“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挽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胜，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唁电云：“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举殡之日，迦露连山上，万头攒动，数千男女学生，肃立南华体育场，静待蔡元培灵榇经过。除了风拂旗帜，不闻半点声息。平日热闹的迦露连山，寂寂如荒村残宵一般。蔡氏的灵榇，由北大校友扶持，徐徐经过，再绕南华体育场一匝，向万千青年致最后纪念。
　　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准备待战事平息后归故乡绍兴安葬，后因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长眠于香江之畔。

仰 止

　　翁同龢称赞少年蔡元培：“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评价蔡元培：“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说蔡元培：“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傅斯年又言：“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周作人与蔡元培为绍兴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做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做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他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
　　吴稚晖感佩道：“蔡先生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那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绝不会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至对人，则亦‘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所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
　　1943年3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1967年，林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评价蔡元培：“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总之，我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梁漱溟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老师蔡元培：“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黄炎培评价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道：“先生太崇高了！……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先生的躯壳死了；先生的精神，无穷的广则弥漫在文化的宇宙间，深则憩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待续）